制度也就是游戏规则，什么样的设计制度，才能让参与游戏的人，诚实表达心里的想法？这多少会与博弈论扯上关系。社会科学往往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互动过程中会尔虞我诈，在选择策略时，你必须要去想，对手可能会有什么策略，这就难了，因为对手也在想你可能怎么样，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博弈论。
为什么我们在读《孙子兵法》时，感觉有些字句很有智慧？它虽然没有发展出博弈论，但包含了博弈的精神，掌握了人与人之间策略互动的奥妙。
今天我讲的是制度如何让人说实话，其实也就是说存在尔虞我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在制订政策时，要知道别人可能会有什么对策，那样制订的政策才会是好政策，现在用一些例子来说明。
一、怎么样让人说实话与社会控制方法有关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要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提倡平均地权，孙中山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地主占有的土地太多，经济发展地价上涨之后，要地主缴纳增值税，但在收税时，必须要知道地价是多少。在西方收财产税，一般是派专家对财产进行估价，派人实地测量，看有没有加盖，每十年查一次，通过计算小区的平均财产价格，估算你的财产价格。
孙中山先生说，派专家实地丈量在中国比较困难，有人来估价，很容易收红包，明明是万亩良田，会被写的很差不值钱。孙中山先生在1905年就说，兄弟我提一个明确的办法，让地主自报地价，按照地主报的价格收税，或者按照地主报的价格收购土地。这是很聪明的，你说地主会故意报高价格吗，假如地价是100万，他高报就要缴更多的税。他会低报吗？低报土地就可能被政府拍卖，政府借此可以赚一笔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但是能够产生好的效果。因为若派专家估价，很容易产生腐败，而且估价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非常高，成本都要百姓承担，而这一方法能够让大部分人去诚实报价，这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制度。
再比如同住一个小区的人共同建一个会馆，提供养生、健身、保健等休闲活动，现在由业主来决定休闲中心要盖多好，大家的想法会不一样，假设现在的选择空间是每户每月出100元到200元之间，有些上班的年轻人很少会用这个会所，他们就会希望少出一些，但是也有一些人想把会所盖好一点，提供服务多一点，就希望每户多出一些钱。如果最后取所有业主报价的平均值，每户会怎么填？真正想每个月付150元的人，会写多少钱？他会填写比自己真实想法少的金额，因为他会想到，希望建好一些的人也会故意拉高出资额，所以他已经在想别人会怎么做。如果用取平均值的方式，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撒谎？写出来的金额都不能代表他心里面的想法。
那么，有没有办法让人说实话？如果换一个办法，不取平均值，而是取中位值，比如有99个人，按价码高低排位，以第50个人的金额为准，这样一来，低报不会影响中位值，高报也不会影响中位值，中间的人也不会改变，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差别，取平均值，还是取中位值，就能够让人的计算完全改变。
大家都听过“囚徒困境”，两个人做坏事后被检察官抓住，检察官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1年；如果两人都合作，坦白行为，各判5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者放出去，抵赖的要判10年。每个人可以坦白，也可以抵赖，当然，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1年，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他们并不一定会那么选择，因为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都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那么自己就会被放出去，如果同伙抵赖、自己也不坦白，那么你会被判1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那么自己会被判5年，如果同伙坦白、自己不坦白，自己会被判10年，坦白还是比不坦白好。结果，两个人都会选择坦白，最终各判刑5年。囚徒困境也是可以破除两人共谋的方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政治运动中常常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属于囚徒困境，一旦政治运动来了，同一个单位的人彼此之间都要写检讨报告，要批评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要批评同单位其它人的思想和行为。假如说我与某人是朋友，喜欢在一起看书，谈政治理想，政治运动来了，我可能就会检举他。此时，两个人就好像是在一种“囚徒困境”中，我要不要检举他，要看他会不会招出我，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两人都不招出对方，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会不会招，他也不知道我会不会举报他，就这样两人陷入“囚徒困境”，最终变成两个人都会坦白，因为招供是两人的最优选择，虽然这对两个人来说不是最好的结果。批评和自我批评也算是比较有效的社会控制措施。
因此，在同一个单位的人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后，以后怎么相处？虽然我们仍是好朋友，非常不想“出卖”对方，但为了以后避免这种情况，就都会选择冷漠。同一个单位的人表面看起来非常冷漠，其实是彼此保护的对策，因为谈太多，一旦政治运动来了，你会说我的坏话，我也会说你的坏话。虽然中国人貌似是在同一个大单位，但人与人又好像很疏离，比较冷漠，这与制度设计有一定关系，是彼此保护的一种对策，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激运动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不要跟我讲，我也不跟你讲，进而避免尴尬情况的出现。中国的连坐法和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包含一些“囚徒困境”的策略互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表面疏离。
二、制度绑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个人就很难背离团体
在社会控制方面，日本的一个办法很有趣，同样是让人说实话，方法却有点不太一样。我曾读过美国学者写的一本著作，描写的是日本江户时期的情况，没想到当时还有这么聪明的社会控制方式。
在江户时期，日本的地方控制很严，百姓一般都不能随便到别村去，住在同一个村的人如果谁家遭到盗窃，全村都要去抓小偷。有人犯罪就先把罪犯抓到，村里会花十天去抓，如果抓不到，就用投票的办法，最高票就是小偷。而对小偷的处罚是很严重的，得最高票的人要绑在桥头三天，百姓可以对他打骂、吐痰，甚至小便，三天时间就要这样被羞辱，三天之后脸上刺青，而后被驱逐出村。最高得票者会被驱逐出村，但这一制度最漂亮的规定是第二部分，任何人得票超过5票都要受罚，得票越高处罚越严重。
想想看，如果你住在日本这样的农村会怎么办，是不是就要对人友善？自己要多为村子做服务，见到人也要非常有礼貌，让人觉得你总是在为他人着想，怎么可能会去偷别人的东西，塑造个人形象的目的是不要别人投票给你。日本民族的同质性非常高，是什么样的制度在驱使它？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本人不是生下来就这样，只是因为在某种制度的驱使下，使他们选择了不敢偏离中间的路线，标新立异很危险。假如你的朋友看起来就像坏人，你敢常常跟他混在一起吗？你知道这个人的好坏，但是别人不知道，你自然也就不敢再常常与他一起，因此，人们会花更多的成本去塑造形象。
这就把一个社会从彼此之间没有利益关系，用社会控制方法使他们之间的利益全部挂钩在一起。因为我到底是不是犯罪，不是我来决定，而是由别人投票决定，我能改变的只是别人投票给我的可能性，我该做的是减少别人对我的投票，所以要投资经营个人形象。从博弈的角度来讲，这种社会控制把整个社会带到另外一种均衡中，使得人与人之间要有礼貌，彼此之间很和谐。最终的均衡点就是别人都很和谐时，你不会选择去改变现有策略，如果你选择特立独行，有个性，有大哥气质，那下次你的得票就会是高票。这种制度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绑在一起后，个人就很难再去背离，个体也不会选择背离，因为太危险。
当然，我不是说日本的制度能够让日本人说实话、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让人不诚实，只是说不同的社会制度对社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日本人为何要与人为善，他是必须要做的，要不然别人会投票给他，你说他虚伪吗？这是策略的理性选择，不要谈人性本善本恶，最佳的策略选择往往是受制度的影响，自己在做选择时要知道别人做什么，不同的社会控制办法可以让个人的整个选择策略不一样。
我再给大家提出一个有挑战的问题，对于研究气象的人来说，在有卫星气象预报之前，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很认真的研判气象？他们说明天有两成机会下雨，与有八成机会下雨，是不是都是对的？因为不管明天下不下雨，你都没有办法说他错误，这种情况下让他们去诚实说话就会很难。但可以通过将工资的多少和预报准不准确挂钩，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例子，但数学上的演算很复杂。
类似的情况就是机票票价问题，比如我从北京飞到长春，早一点买或者晚一点买，票价有很大差别。我记得1990年回来的时候，那时不管飞机上哪一个人的机票票价都是一模一样的。在美国买机票的花样很多，如何找到比较便宜的机票，有很多窍门，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才能找到比较便宜的，其实背后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要让你把对金钱与时间的兑换表现出来。他想知道，有些人有钱，不在乎时间，愿意花比较多的钱去买机票，不在乎钱，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找一张便宜的票；而有的人时间很多，一天到晚在网络上找便宜机票，你的确可以找到便宜的机票，但要花点时间，何必弄那么复杂？复杂是故意的，目的就是让你诚实把对时间和金钱的兑换表现出来。因为它要让有钱人不在乎钱的人多付钱，让那些没钱的人也来搭飞机，而不是去搭火车，这是比较聪明的制度。如果一架飞机上，每一个人的票价一模一样，让那些根本不在乎票价的老板200元买到机票，而你是读书的研究生也要花200块，社会的公平正义怎么实现？
三、让民众不害怕能诚实表态的机制可以得民心
我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豆选”，共产党在1940年代做的好事，真的是好事，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共产党一边要打日本人，一方面还要办选举，也就是豆选，我很好奇共产党为什么花这么多的经济资源办选举？
所谓豆选也就是候选人坐在前面，每个人后面放一个碗，农民可以选几个人就发几颗豆子，在候选人的后面投豆子，这种形式需要的就是秘密投票。秘密投票的办法很清楚，投票时手放在袖子里面，每一个碗上都要点一下，这样候选人就不知道你是不是投给了他。共产党之所以办秘密投票，是在解放人，当时晋察冀等地方的城市被日本人占领，但没有实际控制农村，农村还掌握在地主手里，如果发动群众选出一些共产党支持的候选人，采用举手形式的话，你说农民敢举手吗？即使他们心里非常想要投给共产党支持的候选人，但是你敢举手说要投给共产党支持的候选人吗？不管谁选上，回去后地主都会找你麻烦，因此，共产党搞秘密投票，就是要解放农民，要让农民真实地表达他的意愿。不秘密投票农民就会害怕，能够秘密投票就不会恐惧，不恐惧才会投票给共产党支持的候选人。
秘密投票就是让人诚实表态的机制，投票不秘密，金钱暴力就会影响个人的选择。共产党1949年得天下，是真的在得民心，秘密投票选举就是得民心的手法之一，不要讲什么共产主义，得民心就是让农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农民不会害怕，秘密投票就是让农民不害怕的机制。
秘密选举还强调很多技术，当时已经是很认真地办选举，有一些地方碗里放水，豆子丢下去也就不会有声音，这是为了防止别人作弊或者暴露意图。豆选不是共产党发明的，农村很早就存在，把豆选在中国农村大范围推广使用的是谢觉哉，他1936年在陕西使用这一办法，后来大范围普遍使用是在1941、1942年。共产党懂选举，在1940年代就办这么好，可全国人大的第一张反对票是1988年才投出的。
我们不禁会问，一个有权力的人为什么要把权力放开，这就是一个大学问，这个题目就来源于中国的豆选。我们可以同样追问希腊、雅典、罗马为什么要秘密投票？亚里士多德提到雅典当时的选票如何设计，在人民法庭投票时每人发两张选票，设计是一样的，选票的唯一差别是在中间轴部分一个选票空心，一个实心，投空心就说明犯人有罪，只有你知道自己投的是空心还是实心，投了真正的票后另外一张就丢掉。公元前139年罗马通过秘密投票法案，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好事，并且发行钱币来纪念，这不是一个偶然，究竟是因为什么使有权力的人愿意放开手上的权力？秘密投票比较难控制投票结果，个人可以自由表达意愿，可以诚实表达内心想法。
后来罗马帝国成立之后就没有秘密投票了，一直到13世纪意大利北部又开始秘密投票，后来秘密投票在欧洲大陆又消失了，在英国被查理一世废除，美国殖民地也使用过一段时期，后来也停止。美国到1892年才又有秘密投票，西方最早实行秘密投票的是澳大利亚。没有秘密投票的时间是很长的，实行秘密投票的时间很短暂。
注：本文为牛铭实教授2013年在吉林大学的主题演讲“如何用制度来引导人讲实话”实录，凤凰网大学问整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