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是南半球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传统不仅造就了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脆弱感”与“摇摆性”也使其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鲜明的本国特色。伴随对外交往的深化和全球性事务的增加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不断拓展、内容更加丰富、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近年来，澳大利亚在生态外交、海洋安全和南极政治等研究领域涌现出大量成果，进一步提升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但就整体而言，由于学科发展起步较晚、学术队伍规模不大，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体系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
一、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发展
从１９０１年联邦成立到１９３９年二战爆发，澳大利亚并不拥有独立连贯的外交政策。二战后，以政治学为依托，澳大利亚的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研究逐步发展，大致经历了学科建立、规范、扩展和科学化四个阶段。
一战后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学科建立期。在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建立政治学学科，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独立出来，各高校开设相关课程。１９１９年，昆士兰大学首次开设政治学课程，将其作为宪法史的衍生学科引入文科教学体系。１９２４年，西澳大学在历史学下开设政治学课程。１９３３年，墨尔本大学创立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制度系，在历史学和哲学之间建立起跨学科联系。１９３４年，阿德雷德大学和悉尼大学分别开设了政治学和公共行政课程。澳大利亚政治学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也在这一时期成立，为讨论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提供了平台。此时，政治学仅是历史学下设的一个学科分支。
这一时期的学者从历史、法律、哲学等不同视角对现代国家和公共政策开展广泛讨论。威廉·哈里森·穆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Ｍｏｏｒｅ）是澳大利亚早期地方税收、对英关系等重要法律文件的起草者，他推动了联邦制的确立，并被任命为国家代表赴国联开会，促成了国际法的编纂。威廉·基思·汉考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ｅｉｔｈ Ｈａｎｃｏｃｋ）则强烈抨击澳大利亚定居点保护、国家社会主义和白澳政策三大支柱政策。赫塞尔·邓肯·哈勒（Ｈｅｓｓｅｌ Ｄｕｎｃａｎ Ｈａｌｌ）提出授权、属地、托管等概念，并将心理学概念应用于国际事务研究中。弗雷德里克·威廉·埃格尔斯顿（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ｇｇｌｅｓｔｏｎ）作为独立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积极捍卫澳大利亚的社会和政治实践，并从社会科学角度进行研究。威廉·麦克马洪·鲍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ｃｍａｈｏｎ Ｂａｌｌ）作为左倾自由主义者，曾支持国际裁军与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但斥责世界和平大会，被认为勇敢地保卫了澳大利亚的民主自由。这些学者在动荡的国际变局中探寻澳大利亚公共政策，也在社会科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为澳大利亚政治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对国际事务的认识并未跳出传统的英国视角，习惯于从英国立场理解国际格局的变迁。
二战后，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视角开始出现明显转向。特雷弗·马修斯（Ｔｒｅｖｏｒ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和约翰·雷文希尔（Ｊｏｈｎ Ｒａｖｅｎｈｉｌｌ）的调查报告显示，澳大利亚认为自己在１９世纪曾经受法国、俄罗斯和德国的威胁，后又面临日本、苏联和印度尼西亚的威胁，地理位置带来的不安全感使澳大利亚成为“受惊的国家”。理查德·希格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ｉｇｇｏｔｔ）和吉姆·乔治（Ｊｉｍ Ｇｅｏｒｇｅ）认为，不断认定国际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威胁”，并积极寻求“保护者”构成澳大利亚外交的重要特征，这导致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研究始终建立在现实主义理论传统之上。战后，在讨论是否应该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和与美国结盟时，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美国的安全承诺和澳新美同盟是国土安全的屏障，凭借国内有限的欧洲人口，澳大利亚难以免受来自亚洲的威胁。
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研究步入快速发展期。自二战开始，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澳大利亚建立起来，当时澳大利亚从事政治学教学的全职教授只有２２名，但同一时期，英国有１５０名，美国约有５０００名。伴随快速发展的国家间事务，国际关系研究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４９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首次建立国际关系系，拥有政治学系的大学也在高年级开设国际关系课程。昆士兰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除了开设比较政治课程，还分别设有苏联与国际关系、国际组织课程。阿德雷德大学开设世界政治，包含亚洲动态、美苏意识形态之争等内容。墨尔本大学和堪培拉大学开设了国际关系课程，并以东南亚为主要研究对象，墨尔本大学还开设了国际经济关系课程讲授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不仅是大学，甚至一些高中也开始讲授国际关系知识。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研究进入规范期。对国家安全、和平与秩序的探讨逐步上升至理论层面，联盟与均势成为研究热点，次领域的议题也得到扩展。赫德利·布尔（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深受马丁·怀特思想影响，完成了“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概念的理论建构，是“英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执教期间，奠定了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主义理论传统。布尔从国际无政府状态出发，认为秩序存在于国际体系中，是国际体系的一种稳定状态。他阐释了维持国际秩序的三个要素：共同利益、规则和制度。布尔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情怀，建立起国际社会理论大厦，也在霍布斯主义和康德主义之间，接受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假设。他还兼具理性主义倾向，批判古典现实主义关于国家间合作短暂脆弱的观点，为观察冷战后世界提供了独特视角。这一期间，英国学派的发展使得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拒绝了北美科学行为主义革命的挑战。
沿着布尔的现实主义解释路径，这一时期的学者普遍认为联盟和均势是澳大利亚外交安全战略和防务政策的基石。以科拉尔·贝尔（Ｃｏｒａｌ Ｂｅｌｌ）、汤姆·米勒（Ｔｏｍ Ｍｉｌｌａｒ）、哈利·盖尔伯（ＨａｒｒｙＧｅｌｂｅｒ）为代表，重点评估了澳新美同盟在地缘与全球层面的战略意义，认为美国是继英国后澳大利亚最伟大和最有实力的朋友，将美国作为“保护者”，可以避免日本的军事侵略，也可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部分而免受苏联的威胁。这一时期，外交政策、战争起源、谈判与战略、超国家主义、军事理论、作战技术等领域也涌现出丰富的成果，学者开始注重研究国家通过战略而不是战争实现利益目标的能力以及国家外交决策过程。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０世纪末，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一股反思浪潮，联盟外交、前沿防御等一系列传统战略政策遭到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环保政治与生态外交在这一时期的进展明显。保罗·迪布（Ｐａｕｌ Ｄｉｂｂ）最先质疑澳大利亚政府一贯坚持的对苏防范和前沿防御政策，认为苏联的威胁正在下降，战后澳政府已经出现背离前沿防御政策的倾向。８０年代后，约瑟夫·卡米列里（Ｊｏｓｅｐｈ Ｃａｍｉｌｌｅｒｉ）也呼吁应该从更广域的视角评判同盟政策，军事驻军、战争支援、核试验使澳大利亚长期暴露于武力威胁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胁下给澳大利亚的安全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更有学者主张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实行“武装中立”。马克思·泰克曼（Ｍａｘ Ｔｅｉｃｈｍａｎｎ）就指出澳大利亚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传统视角下的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美国才是“太平洋和印度洋最具扩张野心的国家”，因此澳大利亚的真正威胁“并不是会受到攻击，而是避免和我们的邻国或更远的国家交恶。”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退出同盟。
依附性防务机制削弱了澳大利亚的外交独立性，在对同盟政策的反思浪潮中长期被忽视的北太平洋军备控制、国际裁军重新受到关注。澳大利亚希望借助国际裁军和军备控制重塑独立的国家形象。１９８４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成立和平研究中心，以安德鲁·麦克（Ａｎｄｒｅｗ Ｍａｃｋ）、保罗·基尔（Ｐａｕｌ Ｋｅａｌ）、德斯蒙德·鲍尔（ＤｅｓｍｏｎdＢａｌｌ）为代表的学者就太平洋军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旨在“重建信任和减少冲突”的政策措施，包括协调各国危险品出口措施、建立无核区、提供技术支持等。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为推动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体现了从依附走向独立的安全与防务政策倾向。
２０世纪末，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和环境外交研究的发展也值得关注。作为新折衷主义的重要部分，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改变了现实主义以高级与低级形态严格区分政治与经济的观点。８０年代后期，以理查德·希格特为代表开始关注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国家主权弱化激发了对传统安全观和主权概念的讨论。希格特主张在承认国际社会基本单元是国家的基础上，将国际政治经济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单元。在涉及澳大利亚与东亚的政治经济讨论中，澳大利亚单一的资源经济模式引起学者的极大担忧，一方面澳大利亚和东亚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日本、中国具有天然的资源互补优势，澳大利亚巨大的铁矿储藏能够满足东亚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与东亚国家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引起澳大利亚对自身战略安全的忧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受康德和黑格尔哲学思想、阿什利和沃克的批判思维以及德国社会理论和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一些澳大利亚年轻学者提出一个蕴含方法论的哲学问题。他们沿着“批判理论”的主线，比较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内核从不同角度对现实主义进行批判。其目标是反思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技术统治重视国际关系现实的复杂性，倡导理论与实践统一，重建澳大利亚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的规范。
环境问题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环境政治与生态外交研究也从国际关系研究边缘走向中心。澳大利亚公民具有良好的环保意识，１９７２年成立了世界第一个绿党——塔斯马尼亚团结组织（Ｕｎｉｔｅｄ Ｔａｓｍａｎｉａ Ｇｒｏｕｐ）。澳大利亚将自身定位为国际环境保护议题的倡议者和领导人，积极参与环保立法和各种国际机制的创设。到２０世纪末，澳大利亚签署１８０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多边协议，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对环保议题的高度关注不仅源于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利益的需求，也是澳大利亚追求外交政策独立，主动在国际社会构建负责任的国家形象的体现。虽然在个别议题上出现反复，但总体而言，澳大利亚主动开展对外环境援助、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推进环境保护国际立法加强解决环境问题新技术的研发，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禁止商业捕鲸、防止土地沙漠化、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国际环境纠纷等方面贡献突出，极大地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进入２１世纪，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进一步增强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一直秉持实证主义研究传统。调查显示，澳大利亚认定自己为实证主义的学者为３５%，较２００８年提升５%，虽与美国５９%的比例仍存在２４%的差距，但比２００８缩小了１１%。与美国不同，澳大利亚非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研究人数基本平衡。这一结果不仅反映了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的折衷主义倾向，而且显示出在兼收英国传统与美国特色的基础上越来越接近政治学中的“科学”研究方法。虽然这是一段时期内学术研究偏好的体现，具有一定的反复性，但可以发现，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开始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研究国际事务。
总体上看，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研究已呈现出学科完备、议题丰富的发展态势，但研究水平仍未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他们在《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国际组织》、《国际安全》、《国际研究季刊》、《冲突解决杂志》和《世界政治》等世界顶级期刊的论文刊载量非常有限，而在《外交事务》、《合作与冲突》、《冲突管理和和平科学》、《南亚研究》等期刊的发表的论文明显居多。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了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现状。
二、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议题
安全需求和经济利益是澳大利亚对外交往的直接动力。冷战后，澳大利亚的依附性安全观和防务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经济、政治、安全政策的独立性倾向进一步强化。在此背景下，亚太战略、海洋安全和南极政治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议题。
（一）亚太战略研究
在大多数澳大利亚学者看来，东亚是最具战略价值的区域，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成为新世纪最重要的国际现象。地缘因素使澳大利亚无法避免亚洲的影响，面对亚洲庞大的人口和迥然不同的历史文化，澳大利亚长期陷于对亚洲的恐惧中。１９６０年后，亚洲成为国际政治战略和经济秩序的重要因素，也增添了澳大利亚地区认同的复杂性。如何在欧洲和亚洲之间重新确立国家身份成为澳大利亚面对的政治难题，也关乎其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因此，以东亚为中心的亚洲研究备受关注，也成为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战后，英国全面收缩在远东的战略势力，澳大利亚逐渐抛弃背离亚洲的政策，将国家战略和外交重心由英国转向亚洲。１９４６年和１９５２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分别设立了太平洋研究系和东方语言系，培养驻华外交官和公务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澳大利亚学者主要关注双边关系，以澳日、澳中、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历史和政治关系为研究内容。７０年代后，学者们开始重视澳大利亚与亚洲的经贸往来，并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澳亚关系的地缘经济意义。随着地区主义的发展，亚洲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学者视野研究内容也得到扩展。８０年代后，亚洲成为澳大利亚国家战略研究重点，地区多边机制的构建也受到关注。随着基廷政府“全面融入亚洲”战略的提出，９０年代后澳大利亚学界加快了对国家身份的研讨。进入２１世纪，鉴于澳大利亚文化背景和同盟身份对澳亚关系造成的阻碍，学者们又开始思索亚洲战略的困境和前景。总体而言，亚太战略研究重心的演进表现出澳大利亚学者对亚洲的认知经历了由浅入深、由单一到全面的过程。
澳大利亚的亚太研究包含多个议题。一是地区认同。经历了帝国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变澳大利亚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国家和地区身份。在是否融入亚洲的问题上学者的意见不一。格雷格·谢里登（ＧｒｅｇＳｈｅｒｉｄａｎ）和斯蒂芬·菲茨杰拉德（Ｓｔｅｐｈｅｎ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认为澳大利亚不是亚洲国家，也不是欧洲的海外部分，需要重构自己的国家和地区身份，以便在欧美和亚洲国家间找到平衡。基廷总理也有过类似表述：澳大利亚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亚洲国家，就如同我们不可能是或成为欧洲、北美、非洲国家那样。罗顿·达尔林普尔（Ｒａｗｄｏｎ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则认为澳大利亚对亚洲的恐惧基于历史的“脆弱性”和地缘的“不安感”，这种恐惧尽管形式上发生了改变，但仍影响着澳大利亚的对亚政策。既然大陆漂移将澳大利亚与亚洲联系在一起，亚洲国家的接纳和认可对澳大利亚至关重要。
二是澳亚经贸关系。约翰·克劳福德（ＪｏｈｎＣｒａｗｆｏｒｄ）被称为战后对亚经济和公共政策的主设计师。他认为澳大利亚单一的产业结构使其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二战前，澳大利亚的农矿产品主要流向欧洲，但随着英国经济实力下滑以及加入欧盟后对澳进口产生的贸易壁垒，澳大利亚急需针对迅速崛起的亚洲市场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他建议与新西兰一道和东盟国家结为更紧密的经济体，发展多边经贸关系，同时将重心转向亚洲将日本、中国、韩国等作为重点贸易伙伴，促进双边贸易发展，实现澳大利亚经济重心的全面转移。这种转移是及时和必须的，中国、日本、印度和东盟成员国已成为目前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除了大宗商品，澳大利亚还打算扩大医疗、教育在亚洲的市场，以利用增长的亚洲经济和中产阶级消费所带来的机遇。当然，也有学者表达了对亚洲经济的担忧和对澳大利亚的影响。理查德·罗宾逊（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ｂｉｓｏｎ）认为东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竞争，澳大利亚以亚洲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存在缺陷。亚洲经济增速正在放缓，各国在向中等收入经济体过渡时，或会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创新缺乏、腐败等。不仅如此，亚洲的经济民族主义也会对澳亚经贸关系产生影响。
三是对亚政策和亚太战略。德斯蒙德·鲍尔（Ｄｅｓｍｏｎｄ Ｂａｌｌ）和保利娜·克尔（ＰａｕＩｉｎｅ Ｋｅｒｒ）认为澳大利亚早期的亚太安全战略缺乏持续性和连贯性，需要在防务自主和安全合作中取得平衡；应将对亚战略列为外交重点，在亚太地区寻找战略伙伴，以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丹尼斯·拉姆雷（Ｄｅｎｎｉｓ Ｒｕｍｌｅｙ）详述了澳大利亚亚太战略的四个维度：加强与北方的合作；增进对东方的援助；维持与西方的贸易；保证南方的安全。当然，也有学者将亚洲视为一个“日渐军事化的地区”，主张不能放松对亚洲的警惕。阿什利·汤申德（Ａｓｈｌｅｙ Ｔｏｗｎｓｈｅｎｄ）指出，澳大利亚正寻求提升三种能力：一是消减来自北方国家的潜在军事威胁；二是领导或参与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海域的区域安全合作；三是增强与美军的军事联系维持印度洋—太平洋区域稳定和全球秩序。这与澳大利亚传统的亚太战略具有一致性，但更凸显了对亚洲潜在威胁的防范意识。
在亚洲，澳大利亚最关注中国的崛起。休·怀特（Ｈｕｇｈ Ｗｈｉｔｅ）指出，中国崛起将澳大利亚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澳大利亚既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又面临地缘政治变化和传统战略结构遭受破坏的威胁。最好的应对办法是美国与中国等地区大国分权，共同建构“太平洋主导模式”。尽管美国为亚洲乃至世界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中国的高速发展给未来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作用打上问号，特别是中日关系、东海诸岛的归属问题都可能引发地区冲突。虽然美国支持盟国日本，但是否介入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美国并未明确表态，也难以表态。支持日本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放弃日本又会动摇日本及其他盟国对美国的信心，改变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怀特认为，在亚洲建立如同１９世纪欧洲一样的协调式权力安排，区域内国家共享领导权，任何国家都无法称霸并凌驾于他国之上，各国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区域重大问题。澳大利亚既要充当亚洲地区的关键角色，快速发展海防能力，避免在亚洲沦为小国，也必须正视中国的实力和雄心，正视中国将给亚洲国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四是澳亚关系的困难与障碍。澳大利亚一直希望在美欧和亚洲之间维持某种外交平衡，但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和军事同盟身份，亚洲国家就是否接纳澳大利亚意见不一。艾利森·布洛诺斯基（Ａｌｉ－ｓｏｎ Ｂｒｏｉｎｏｗｓｋｉ）认为亚洲对澳大利亚持消极看法，这是澳亚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这部分源于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对亚政策，也因为亚洲国家的政治精英有意将澳大利亚塑造成“他者”以巩固本国统治。不仅如此，澳大利亚民众陈旧消极的亚洲观也值得关注。沃纳·利瓦伊（Ｗｅｒｎｅｒ Ｌｅｖｉ）最早阐释澳大利亚的亚洲观，认为亚洲是一个复杂概念，亚洲观念对塑造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作用重大，戈登·格林伍德（Ｇｏｒｄｏｎ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也认为历史上“白澳”政策的确立与废除、“前沿防御”战略的制定背后亚洲观的作用不容小觑，但目前澳大利亚民众尚未构建起积极的“亚洲观念”。
从２０世纪下半叶开始，澳大利亚历届政府都视亚洲为关键地区并相应调整国防和外交方向，努力在亚太构建安全繁荣的地区秩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作为从事亚洲研究的权威机构，在亚洲和亚太战略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这些研究始终局限于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未能完全跳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文化背景的束缚。
（二）海洋安全研究
澳大利亚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既是典型的两洋国家，也是拥有领海面积最大的印度洋国家，因而对维持南太平洋的安全和印度洋地区的多边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印度洋—太平洋海域安全成为澳大利亚未来防务考量的重点，也是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领域。澳大利亚一直采取依靠大国的策略实现海洋安全防务。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美势力相继从东南亚撤出，澳大利亚的海洋安全研究呈现独立倾向。为应对可能发生的低水平武装冲突，澳大利亚在依靠澳美新联盟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防御能力。９０年代，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在“向西看”政策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印度洋安全战略日渐清晰：一方面依靠自己努力维护区域安全，另一方面通过与东南亚国家不同程度的结盟或地区联防实现安全目标。
海洋安全战略被视为澳大利亚国家战略利益的基石。太平洋安全研究与亚太战略息息相关，议题涉及海上防务、区域安全、海上安全合作。印度洋安全研究旨在维护印度洋航线畅通，保护澳大利亚西海岸安全，减少印度洋地区的不稳定因素，避免印度洋成为地缘冲突中心和不友好国家的势力范围。按议题划分，海洋安全研究可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传统安全包括海事防御、阻止外部入侵和对邻国的安全承诺，还包括与盟军在更广泛地区开展各类军事活动，处理与澳大利亚战略利益相关的危机。非传统安全涵盖打击走私、非法移民、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气候变化和洋流异常不仅影响到澳大利亚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还可能给澳大利亚带来人道主义灾难。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容易引发国家间冲突和地区不稳定。
在此基础上，澳大利亚逐渐将研究对象提升至建设国家的海洋领导力。研究范围超出本土及近海，凸显进攻性色彩，其目标是成为南太平洋乃至亚太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海洋国家。有学者认为成为海洋强国有助于海洋安全环境的稳定与持久，与美国建立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使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权力结构进一步向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体系倾斜，更有助于实现澳大利亚的海洋安全战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也认为，主权争端和军备竞赛导致的安全困境使海洋战略充满挑战，国际海洋机制的缺乏、渔业资源竞争和能源需求都可能掀起国家间战争因而维护海洋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构建持久稳定的海洋秩序，而这正是澳大利亚周边地区所欠缺的。
大卫·布鲁斯特（Ｄａｖｉｄ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集中探讨了印度洋海上安全问题，以及印度与整个地区的安全关系。他认为印度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印澳关系充满了挑战和机遇。印度在印度洋具有两个明显的战略动机：一是认为在印度洋获得海军优势是自己的“天命”，但印度能否实现这个野心，还有待观察。二是印度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行动视为非法入侵，这或许更令人担心。对此，澳大利亚除了接受印度海军的扩展，别无他选。这对澳印维系海军安全合作关系有所助益，包括打击海盗、应对海上恐怖主义和难民流动等领域。布鲁斯特还特别提出，应该警惕印度和美国试图将中国排挤出该区域的行为，这些行为会被认为有意针对中国，不仅不会削弱中国在印度洋的安全利益，反而会使中国陷入安全困境，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而澳大利亚的最大作用就是促进各方承认中国在印度洋的正当的安全关切，并设法缓解中国的安全困境。
澳大利亚的海洋安全研究顺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经历了从依附到独立、从保守到开放、从模糊到清晰、从单向到双向的发展过程，内涵日渐丰富。战略地理理念发展到“印太战略弧”，改变了澳大利亚长期以来海洋安全研究滞后、海上防务畸形发展的局面。海洋安全概念十分复杂，综合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澳大利亚的海洋安全研究依然处于探索阶段。
（三）南极政治研究
南极政治是环保政治的重要部分也是澳大利亚实现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领域。澳大利亚以完善国内立法、参与国际公约、制定研究战略、加大科考力度为支撑，逐步建立起层次清晰、目标明确的南极政治研究体系，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南极条约体系内塑造领导地位发挥科技对南极政治的影响成为澳大利亚南极研究的现实目标。
澳大利亚的南极政治研究层次清晰。一是维持领土主权要求。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１４年，在道格拉斯·莫森（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ａｗｓｏｎ）的带领下，澳大利亚科考队第一次完成了南极探险，这是澳大利亚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科学项目。１９３３年，澳大利亚以接受英国领土转让为由，对南极大陆提出约４２%的领土主权要求。虽然这一要求被１９６１年生效的《南极条约》冻结，但澳大利亚已将争取南极主权视为国家核心利益。二是参与一揽子国际公约，包括《南极条约》、《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１９９１年，澳大利亚和法国还推动签署了《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协议书》。三是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澳大利亚每年都在“南极领地”捕捞大量磷虾。南极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巨大的矿产、油气和淡水储备受到各国瞩目，商议和规范南极地区未来的开发行为攸关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此外，南极的冰盖融化与环境污染也直接影响澳大利亚甚至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安全。因此，促进气候与环境立法，开展国际合作成为澳大利亚南极政治研究的重要领域。
《澳大利亚南极战略和２０年行动计划》明确制定了澳大利亚南极研究的目标和定位。一是强化本国在南极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通过与各利益攸关方的有效互动、提供世界级科研成果、与《南极条约》内的其他国家建立牢固持久的关系，确保澳大利亚在南极的行为在《南极条约》框架下进行，提高国际影响力。二是构建南极科考的卓越领导力。澳大利亚致力于提供一个灵活、高效、可靠的技术支撑来进行全球领先的南极科学研究，维护澳大利亚在南极的国家利益，将塔斯马尼亚建成全球南极研究中心促进世界对南极的了解。三是成为南极环境管理的领导者。澳大利亚将在自然保护、禁止矿业和石油钻探、保护海洋生物资源、减少科考活动对南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有效管理澳大利亚在南极大陆、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的领土。四是推动经济、教育和国际合作。澳大利亚将为南极研究提供多种支持，包括商业运作和教育交流，吸引高素质人才、发展伙伴关系、开拓合资企业业务、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等。
上述计划反映了澳大利亚试图在国家利益和《南极条约》体系中寻找平衡，即通过积极参与和推动一系列国际南极公约，在实现主权要求的同时，巩固在国际南极事务中的优势地位，掌握未来南极事务的领导权。在立法层面，通过《澳大利亚南极国土接受法》和《澳大利亚南极领土法》，确立南极领地的立法基础以及针对环境保护、生物资源、武器管理、刑事犯罪的法律条例，不断修改和完善南极法律。在《南极条约》框架下，以立法行为奠定国家所有权和管理权基础，成为澳大利亚争取主权地位的重要方式。在行政层面，澳大利亚在环境和能源部下设有南极司，负责保护、管理和研究澳大利亚在南极的战略、科学、环境和经济利益，领导、协调和传承澳大利亚南极计划并设立官方网站，向世界展示南极研究进展。在国际参与层面，澳大利亚是南极条约体系的重要参与国，并在１９６１年主办了第一次南极条约咨询会，在履行环保承诺、遵守公约条例、进行海洋资源管理方面走在其他国家前列，也发挥了领导作用。在科学勘探层面，澳大利亚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制定了以十年为周期的南极科学战略计划。在现行计划中，澳大利亚结合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议题和现有科研水平，设置了“气候过程与变化；内陆与沿岸生态系：环境变化与保护；南大洋生态系：环境变化与保护；前沿科学四项研究主题”。在未来南极研究的发展方向上，还规划了一系列建设性行动计划，如出台政策白皮书、任命南极大使、启动中高级专家国际交流、设立“世界南极大学”，以增进国家间有关南极信息交流，开展具有全球意义的科学研究。
三、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基于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和现实国情，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研究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本国特色。
一是以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澳大利亚学者主要从国家安全需求出发考察并分析各类外交问题，反映对国际环境变化的认知和理解。澳新美同盟、对亚政策、海洋安全战略研究均体现了澳大利亚学者的现实主义视角，这与英国学派对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有关。目前，虽然冷战后现实主义的发展势头缓慢，但现实主义传统对学者的政策观点似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大国意图、未来中美冲突等陷入焦虑，对多边贸易、欧元区改革以及Ｇ２０、ＩＭＦ、欧盟或美国能否成为未来全球金融市场改革者等表现悲观。
二是重视研究和检验中层理论。与美英学者善于在全球层面进行宏观的“应然”描述不同澳大利亚学者更关注国家间关系和地区联盟，较少进行宏观理论演绎和全球体系的探讨。这与国家历史和综合国力有关。作为曾经孤悬在亚洲的欧洲殖民地，文化与地缘矛盾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内生于澳大利亚的历史传统中。比起体系变动带来的挑战，澳大利亚更关注区域战略环境和双边关系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
三是以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为主。绝大多数澳大利亚学者仍坚持传统研究方法，即强调以人类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从历史、哲学、法律等角度诠释国际关系。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方法不能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坚持以人为中心进行国际关系考察依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路径。调查显示，仅有２９%的澳大利亚学者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作为自己主要或备选的研究方法，而８８%的学者仍选择定性研究方法。
四是高度重视地区研究。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议题均与本国地理要素相关，地缘政治对澳大利亚与世界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地区研究被澳大利亚学者认为是对决策者最有帮助的研究议题，除了东欧以外的各地区研究都在澳大利亚延续下来，内容也不断丰富。澳大利亚学者通常选择一到两个地区作为研究背景，并在此背景下选择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中，东亚、东南亚、北美地区最受学者青睐。对地区研究的关注反映了澳大利亚对地缘安全和未来发展的战略考量，也反映出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研究还处于初、中级阶段的现实。
五是教学与研究联系紧密。在过去五年，给本科生、研究生教授过国际关系课程的澳大利亚学者比例分别为５５%和６３%，只有１１%的学者给博士生教授过课程。他们４２%的时间用于教学，３６%的时间用于科研，而提供政策咨询的时间仅占５%，研究内容也会及时应用在教学实践中。澳大利亚还努力构建全球性教学与研究网络，重视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部分优秀大学还在全球各地举办分校和网络课程班，促进了人才和知识的交流。
当然，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
一是研究内容不均衡。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东亚、欧洲、北美等地区对跨国家行为体和国际组织的研究兴趣下降，、从事大洋洲研究的学者数量也明显减少。虽然研究对象的选择与澳大利亚自身安全、经济利益息息相关但忽视对大洋洲、南亚、非洲、南美、中亚等地区的关注将影响学科发展的完整性，研究内容也容易出现同质化。例如东亚事务非常重要，各机构争相开展同类研究，这不仅不能突出各研究机构的独特优势，还会造成资源浪费。
二是研究导向偏重政策与实务。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研究倾向偏重务实，认为学术单位和政策机构应该保持更密切的联系。他们过多关注如何在超级大国间生存等实务问题，缺乏对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理论研究氛围不浓厚。这种对研究成果应用性的推崇明显受到国家外交政策影响，也会导致理论思辨不足和创新乏力。而大多数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又很难被决策层关注，这种矛盾体现出国际关系研究在发挥政策影响时的尴尬处境。
三是研究人员构成单一。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的数量并不充足。２０１１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昆西兰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和格里菲斯大学从事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总数才７６人。澳大利亚５３%的国际关系学者持本国国籍，１８%来自英国９%来自于美国。４９%的国际关系学者不能熟练掌握第二语言从事科研工作，这一数字明显高于２２%的全球平均水平。作为英语国家，澳大利亚学者主要学习和借鉴欧美学者的成果，容易忽视其他地区的优秀研究成果，而且作为一个要融入“亚洲世纪”的国家，语言问题也是澳大利亚必须面对的现实。
四是研究成果影响力小。受地理位置和综合国力限制，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国际影响力小，且远离世界政治经济中心，难以成为世界学者调查、研究、访学的首选，其国际关系研究受国际关注度也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交流和人才流动。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