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全局层面预判2030年的世界，从传统的国际政治角度来看，关键是要识别出最为重要的国家行为体，并且探讨其实力对比、互动关系以及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毫无疑问，在2030年的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一是中国，二是美国。与当前相比，这两个国家不仅自身的实力继续增长，而且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优势愈发扩大，对世界的塑造力和影响力更强。
2030年的中美关系
2030年，跨国公司、城市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会继续提升，但国家依然是世界体系中最具权势的行为体。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作为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是理解2030年世界的关键。事实上，考虑到中美两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极端重要性，双边关系的形态本身就塑造了2030年世界的基本格局。
中美实力对比。国家实力消长是世界体系演化的基础。根据绝大多数研究预测，按照市场汇率法计算，中国GDP将会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①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国GDP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②如果继续按照购买力平价指标来比较，中国2030年的GDP会远超美国。上述两种衡量各国GDP的方法各有利弊。在市场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确定成员国投票权份额时，还采用了把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综合考虑的方法来确定国家GDP。这种综合方法由60%的汇率法加上40%的购买力平价法组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确定各成员国投票权时，也采用了这种综合法。按照这种综合法，中国GDP仍然会大幅超过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之所以首先讨论中美两国的GDP，是因为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是国家各种实力的先导性指标。GDP的增加，会为一国军事、政治、外交以及软实力的提升提供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从历史经验看，GDP总量第一的国家后来都成为全球体系的主导国。英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随着中国按照汇率法计算的GDP超过美国，这对于国际体系的影响是历史性的。需要说明的是，中国GDP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并不意味着中国整体实力在2030年就会超过美国，特别是在军事实力方面，中国与美国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相比于目前的差距，将会显著缩小。
中美双边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中美经济关系深度相互依存。金融危机所要求的结构性再平衡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施加的以“公平贸易”为核心的政策性再平衡，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美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性。到了2030年，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仍然会深度相互依存，中美两国经济难以出现脱钩特征。不过，与当前中美关系“不平衡”相互依存不同，2030年中国和美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对称性大幅增加，中美经济关系将会呈现为“平衡性依存”。在贸易领域，美国仍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按照目前美国对华出口将近2位数的增幅，中国对于美国贸易的重要性大幅提升。中国不仅稳居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比重稳居20%以上，而且占其对外出口的比重也会在10%左右。③从投资角度来看，未来某一时点将会达成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会进一步刺激中美双向直接投资，特别是中国对美的直接投资存量会超过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但在金融关系领域，原本以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为主要形式的相互依存形态将会发生较大变化，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逐渐成熟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进展，中国不再持有如此大规模的美国国债。即便如此，中美两国之间的金融关系仍然十分密切，而且主要以金融业投资相互增加的形式表现。中美会更大幅度地向对方开放本国的金融服务业。
其次是政治关系。中美政治关系主要围绕着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展开，到2030年意识形态对于中美政治关系的冲击总体上在降低。一方面，即使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但中国仍不会主动“输出”自身的意识形态。中国历史上就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扩张型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更多是突出“防卫”以及“自信”，而不是“拓展”和“进攻”。换言之，是内向型而非外向型的意识形态取向。这意味着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以及西方提出的挑战将会较为有限。不过，中国虽然不会因为实力上升而进行意识形态扩张，但是如果美国试图在意识形态上干涉中国，中国届时有实力进行反击。另一方面，以特朗普漠视“意识形态”为典型，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以及对华政策中的分量逐渐降低，美国更多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在使用，并不是把意识形态作为真正的国家利益目标。特别是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用以拓展意识形态的资源也在相对下降。值得注意的是，9·11恐怖主义袭击以来，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开始把恐怖主义作为新的最重要的敌人，并调整国家战略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可以预见，短期内在美国的认知里，崛起大国主要是从实力上对美国形成挑战，而非意识形态上。因此，中美政治关系在2030年是大致稳定的。
最后是安全关系。二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主要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核武器的存在。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在积极意义上促成了大国间的和平，那么核武器恐怖平衡则从消极意义上抑制了大国间发生战争。哪怕是位列世界前两位的国家，2030年的中美安全关系同样受这两大逻辑的制约。2030年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无论是从总量还是质量上，都要超过目前水平，经济层面的巨大利益会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美2030年的军事实力对比会更为接近，但在核武器的“有力保护”下，中美之间不太会因为军力接近而出现直接军事冲突。中美安全关系事实上还有地理因素的“加分”。一般而言，相邻或者相近国家更容易发生冲突，因为涉及到领土主权或者历史因素的影响。而中美之间因为太平洋的地理隔绝，不存在直接的领土纠纷，反而成为地理优势。总体上，届时尽管中美战略互信仍然不足，安全互疑依旧不减，两国安全关系会以稳定为主。
2030年的世界，就中美关系而言，两国实力对比高度接近，经济深度相互依赖，政治制度共存，安全形势总体可控，双边关系处于稳定区。
2030年的亚太秩序
世界由各个区域组成。各个区域以及区域之间的互动同样塑造着世界秩序。④大国全球层面的竞争和合作也主要表现在各区域层面。在所有区域中，亚太地区越来越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区域。到2030年，亚太地区的GDP将超过全球的60%以上，广义亚太的人口总量也将超过60%。2030年的亚太地区秩序是否繁荣、稳定与和平直接影响到世界秩序。从目前各大国的地区政策出发，结合各地区大国的力量对比，2030年的亚太秩序有以下特征。
亚太区域两极化趋势明朗。亚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美国主导的单极地区秩序。美国依靠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亚太地区有着最为重大的影响。但在2030年左右，亚太两极化趋势十分明显，其他地区成员和中国、美国的实力相差较大，且中美力量总体接近，因此中国和美国构成亚太地区的两极。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是两大主导性的国家，两者在硬实力和软实力等方面均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对亚太地区新秩序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新的亚太两极秩序以陆海分治为显著特征。中国是传统的陆地国家，而美国是海上强国。2030年中国在亚太陆地区域将有着突出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初具规模，中国对于亚洲陆地部分的影响力将显著增加。而美国依靠其地区军事体系以及对区域国家军售的惯性力量，继续在亚太地区保有影响。与目前相比，经过十数年的发展，中美两极力量的陆海分界线将会往东移，大致以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尼以及澳大利亚为界。该界限以东地区，美国能够更大发挥影响力，而该分界线以西地区，中国将会有更大影响力。处于这一边界带上的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往大都与美国形成军事同盟，但在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下，会呈现出“中立化”的迹象，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同时与中美两国实现关系发展。此外，这条中美两极的分界线不会是静止和凝固的，而是动态和交错的。在美国占据主导优势的亚太区域，也会有部分和中国关系更为紧密的成员；而在大陆部分，也会有一些和美国关系更近的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亚太区域中美两极的描述是对地区国家间实力分布的客观描述，并不意味着中美一定会发生对抗，尤其是军事对抗。用以确保中美两国关系稳定的军事和经济因素在区域层面仍然发挥着作用。区域内其他国家也不愿看到中美之间的对抗以致于他们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战争虽不会爆发，但按照权力政治的逻辑，中美还是会发生旨在赢得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为该地区争相提供公共产品以争取获得更大优势。公共产品供给竞争会取代安全竞争成为中美地区竞逐的主要内容。从中美两国各自的优势看，两国将在不同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⑤中国将主要提供新增的经济公共产品。对此，中国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在2016年的亚太地区，中国是其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共有23国，而将美国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国家仅有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两个国家，中国经济优势明显。中国未来通过与亚太国家订立更多自贸协定、加强金融联系，提供适度援助、推动产能合作以及巩固地方经济合作，不断强化中国亚太地区经济中心位置。与中国相比，由于美国转向“内向”的大趋势以及中国经济实力上升的大背景，美国在经济领域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美国新政府退出TPP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美国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主要表现在军事领域。美国通过维护冷战期间所形成的同盟体系，延续其在亚太地区的存在。由于武器系统和军队联系等因素的存在，安全公共产品更具有排他性，也更难以在短时间内就被替代。
在中美两极化以及竞争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中，亚太地区将呈现出两种不同形态的国际关系组合。一是以中国力推的“伙伴关系”网络组合。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有两大支柱。其一是以增长和繁荣为核心的发展支柱。中国通过地区公共产品推动区域国家发展水平的提升、发展概念的深化和发展格局的优化，打造亚洲发展伙伴网络。其二是以和平和稳定为核心的安全支柱。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避免战争，把通过协商谈判处理分歧争端作为地区国家主要政策取向。中国的发展观和安全观将会吸引更多区域成员。亚太伙伴国家变得需要中国，要与作为主导的中国同向匹配，相向而行，在相互依赖中形成对中国的高度依赖。中国进而为其他国家提供规则和制度性安排等公共产品，促进亚洲国家的广泛合作，为彼此之间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互动提供制度空间。另一种是以美国双边军事同盟为特征的同盟体系。安全同盟延续权力思维，突出美国的军事主导，继续利用中国崛起以及维护海洋主权来渲染中国崛起对原有地区秩序的威胁，把中国描画为地区安全秩序的破坏者。安全同盟往往还和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结合在一起。“民主国家联盟”以西方民主这一意识形态划界，突出民主国家的相似性，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成异质性的政治制度，试图把中国政治制度隔绝于所谓的亚洲“主流”政治制度之外，从而达到价值观上孤立中国的目的。
除了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之外，亚太地区还会存在以部分中等强国为基础的中等强国联盟。中等强国联盟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印尼以及加拿大等中等实力国家。⑥出现这一联盟的主要原因是这些中等国家力图在中美两极化之外寻求新的战略空间，发挥相对独立的角色，对中美两国形成制衡，防止中美两极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总体上，中等强国网络的形成对伙伴关系网络和同盟体系是一种补充和对冲。
2030年的世界秩序
在2030年的世界，中国上升势头明显，美国基本维持原有地位。即使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但从秩序的角度，哪怕是经济秩序，美国二战后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基本上还在维持，新的世界秩序难以立即形成。
秩序的改变要晚于且难于实力的转变。从最近一次英美之间的全球性权力转移看，美国经济总量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超过英国。但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秩序的调整要到20世纪中叶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才出现标志性的转移。经济秩序要晚于经济总量将近半个世纪才开始。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全球货币的使用存在巨大的惯性。美元在2030年依然是全球的基础性货币。人民币难以在短短的十数年之内就取代美国。而全球基准货币的转移是经济秩序转移的最后但也是最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对于中美之间的全球权力转移而言，好消息是核武器作为战略稳定器的作用依然牢固，暂时不会出现从根本上影响大国核武器恐怖平衡的新型军事技术。这意味着中国超越美国的世界新秩序很有可能以和平形态出现，有较大概率顺利走出“修昔底德陷阱”。⑦不过，没有了战争的催生，新秩序的出现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转移需要更多的时间。
在新的世界秩序的形塑过程中，大致上有三种方式：大国竞争形成秩序、大国合作形成秩序和大国放任形成秩序。
从竞争的角度，中美之间最为关键的是模式之争。秩序之变始于模式之变，而且，中国和美国所推行的模式刚好又大相径庭。中国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混合经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模式与美国奉行的市场主导的经济模式以及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形成鲜明对比。模式的巨大差异性本身就很容易引发竞争性的问题，何况中美两国还是秩序之变的关键国家。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更多关注。以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为开始，世界对于中华文明的兴趣会与日俱增，世界从中华文明汲取营养的趋势可能出现。美国模式以及美国文明是否会因此式微？美国政府如何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美国国内对此有深深的担忧，认为美国对国际规则机制的控制权、全球公域的治理权以及普世价值观可能会遭受冲击。⑧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不会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出现问题。西方民主化是历史大趋势，中国如果不能适应将困难重重。⑨
同样从两国模式出发，中美之间也可能存在着模式互鉴、兼容并存的可能性。中华文明和美国文明都不是封闭的文明，都蕴含着开放和学习的基因。因此，当两者相遇甚至冲撞的时刻，两种文明并不排除彼此学习的可能性。中国并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他者”。中国承认是现有世界秩序的受益者，同时也是维护者。中国对于全球化的支持、对于自由贸易体系的维护、对于联合国机制的赞扬，都发自内心。而且中国知道，尽管从维护全球公平正义治理的角度，要质疑和改革美国的领导权，但深层的国际秩序毫发未伤⑩。中国有动机和机会与这个秩序接触并融入其中，从而推进自身利益。对中国而言，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穿过而不是绕开现行国际秩序。⑪美国同样存在可能放弃原有以意识形态扩张为重要诉求的秩序扩张和维持的战略，转而重视中国的发展模式。2016年的总统大选可能是美国国际秩序观的分水岭，从扩张主义的秩序转向民粹主义的秩序，内向化特征明显，对传统自由主义秩序的兴趣正在降低。美国国内日益抬头的孤立主义势力正在迫使其放弃在世界舞台上的传统角色。特朗普执政以来所强调的把经济建设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以及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收缩，都表明美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首先管好自己”哲学的正确性。在中美两国世界秩序观重叠面日益增大的情况下，中美双方打破旧有秩序观的局限，从秩序进化和利益融合的角度形成新的融合性秩序，并非不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中美各自在2030年左右的人口结构这一重大影响因素，中美世界秩序观可能都会发生大的调整，两国模式将以非竞争的形态出现。从中国的角度，2030年左右将是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阶段。老龄化的社会总体上预示着保守和维护现状。而且，伴随着几乎两代独生子女政策所形成的庞大财富在新一代的集聚，新一代富人群体对于经济财富的渴望将会有所降低。届时，中国政府改变秩序现状的迫切性将会降低，而维护原有秩序的动机更强。而美国的人口结构，在2030年左右也将呈现出有色人种在比重更多的结构，特别是拉美裔和非洲裔在美国人口的比重持续提升。美国原有由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所形成的精英主义、对外扩张和传教精神的政治文化也可能因此面临重大调整。在此情况下，中美两国在世界秩序上都呈现出内向型的显著转变，不再追求自身模式的普适性和扩张。
对于未来新世界秩序的形成，人们主要从竞争和合作两个角度观察，即中美通过竞争推动权力转移从而形成新的秩序，或者中美通过合作来塑造新的秩序。有趣的是，尽管世界秩序比地区秩序听起来更为宏大和诱人，但也有可能2030年中国和美国对于世界秩序的关心程度要远低于人们的期待，至少要远低于两国对亚太地区秩序的关心程度。换言之，中国和美国并不一定为了所谓的世界秩序去竞争或者合作，可能更多的是采取放任的战略取向，这将带来世界秩序不是处于临界点、而是自由期的状态。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中美两国在所谓世界秩序的维护或者创新方面，同时存在着意愿不足或者能力不够的情况。特别是在内向化的大趋势下，国内政治要求中美两国政府减少在国际事务中的资源投入，更多关注国内事务。如果中美两国同时丧失对于世界秩序的兴趣，世界秩序将会处于自发自然的形成状态。特别是那些本来就有强大的内生性、独特性和稳定性的区域，很有可能游离于中美共同关心的秩序之外，成为世界秩序的特殊区域。
在分析了2030年中美视角下的世界秩序形成的三种可能途径后，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届时的世界秩序最有可能呈现出什么形态？总体而言，现有秩序的大多数要素到时依然存在。中美两国竞争和合作共存，借鉴和制衡同在。世界秩序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两超多强”的格局基本形成。从秩序的主导型理念或者“意识形态”的角度，2030年没有一种模式能够处于主流或者“普世”的地位，多种观念同时存在，国家行为体选择多元。
预测未来从来都是有风险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国际政治最大魅力和挑战也恰恰在于预测未来。距离2030年还有十数年的时间，当中完全可能出现足以塑造原有趋势甚至本身预示着新趋势的重大事件。如果没有突然事件的发生，2030年其实并不会特别令人激动万分或者兴奋异常。在没有大国战争的情况下，秩序将以非常缓慢的速度进行演化，量变的过程将会更为长久。甚至真正置身于2030年，世界也没有大的变化。事实上，中国和美国等国家，并不会为2030这一年份谋划或者准备什么，和其他任何一个年份一样，2030年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年而已。它既特殊，也很寻常。特殊之处在于它很可能是旧秩序进入新秩序的关键年份，见证了原有霸主的逐渐谢幕和一个新秩序主导国的重新崛起。寻常之处在于即便是世界秩序的转移，在历史上也并不鲜见，更何况国家间的互动基本上还是以实力和权力为主导，民众的日常生活还将继续。
注释
①预测结果有两大数据来源，一是由欧洲经济与商业分析中心提供（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参见《中国2030年将超过美国 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参考消息网，2015年12月28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151228/1038783.shtml；二是中国的数据测算，参见黄建辉：《中国有望2029年前后超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光明网，2017年4月18日，http://economy.gmw.cn/2017-04/18/content_24236489.htm。
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4年10月，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4/02/weodata/download.aspx。
③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6429亿美元，中美货物进出口总额为5785.9亿美元，美国对中国贸易占美国贸易总额比重为15.9%；美国对外出口总额为14537.2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为1157.8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出口占美国对外出口总额比重为8%；美国进口总额为21891.8亿美元，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为4628.1亿美元，美国从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比重为21.1%。
④［美］基辛格：《世界秩序》（序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⑤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第8页。
⑥Bruce Gilley, Andrew O""Neil (edt), Middle Powers and the Rise of China,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⑦“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修昔底德本人的发明，而是西方学者面对中国崛起创造出来的概念，意在强调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将其应用到中美关系中，最初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姆·阿利森。其基本含义是，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强国必然对古老的霸主发起挑战，从而触发世界范围的冲突，犹如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和斯巴达。冲突的结果也会是灾难性的，像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一样，两个强国都走向衰落。参见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7。
⑧Joseph S. Nye, "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7.
⑨在加拿大芒克辩论举办的第20场半年会上，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和CNN评论员法里德·扎卡里亚就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否已终结进行辩论，前者持正方立场，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终结，后者的观点则针锋相对。现场听众在辩论前后分别进行投票，正方支持率从辩前的34%下降至29%，反方支持率则从66%上升至71%。从辩论结果来看，现场听众倾向于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仍有顽强的生命力，详情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终结了吗？》，观察者网，2017年5月22日，http://www.guancha.cn/NiEr-FuGeSen/2017_05_22_409443_s.shtml。
10罗伯特·卡根：《若无力对抗中俄，世界将向第三次大战倒退》，观察者网，2017年2月24日。
G. John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