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落下帷幕，但竞选期间有关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假新闻”持续发酵。美国主流媒体继续热炒政治谣言议题，并讨论如何杜绝政治谣言泛滥。
2016年12月23号，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以下简称反宣传法）。美国国防部将在2017年获得额外预算，专门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反宣传中心，与盟国一起反制政治谣言。
各式各样的政治谣言同样充斥于欧洲大陆，欧洲各国政府也在严肃商讨对策。我国已经很早意识到政治谣言的危害并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外国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在我国的发展，但仍有必要深入挖掘欧美这一波政治谣言泛滥的原因和影响，为我方有效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一些借鉴。
第一，互联网是滋生政治谣言的温床。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三网”（互联网、电信网和广播电视网）融合越来越成熟。电子网络，特别是互联网，已成为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的重要平台。由于网络传播具有廉价、实时、共享和高度扩张的特点，打破了传统媒体传播的时空局限性，在全球范围内异军突起。随着网络2.0技术的普及，社交媒体势不可挡，信息的制造、传播、分享和互动更加多元和分散，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
简言之，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一个快速传播和分享有用信息的平台，也是滋生各种假新闻和信息的温床。所谓跨国政治谣言，就是国际行为体故意传播错误和虚假信息和内容，误导读者和听众，操控对象国的社会舆论或谋求自身经济利益。
第二，个人通过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牟利。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和国家行为体（政府直接或间接介入）都能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前者的主要目的是经济利益。美国主流媒体调查指出，马其顿王国韦莱斯小镇青年在美总统竞选最后三个月内制造、复制和传播具有广泛影响的假新闻。这些青年制作100多个美国政治新闻网站。他们一般从美国极端保守派网站上复制假新闻，配上耸人听闻的标题，贴到他们运营的网站上，再通过脸书广泛传播。
一些假新闻被大量转发和评论，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多个欧美主流媒体调查证实，马其顿青年通过脸书、谷歌和推特平台吸引大量读者关注他们发布的政治谣言，增加广告曝光率和点击率，从中牟利。目前这些科技公司正遭受欧美政府和社会的巨大舆论压力，承诺采取措施制止假新闻的泛滥。
第三，国家利用社交媒体放大政治谣言凸显信息战和舆论战新趋势。根据欧美情报机构报告、主流媒体报道和独立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有证据显示俄罗斯政府涉嫌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政治谣言和假新闻，但俄罗斯政府坚决否认。
11月23日，欧盟议会决议文本罕见地批评俄罗斯对欧发动赤裸裸的信息战。决议指出，俄罗斯政府充分利用智库和特殊基金会（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俄罗斯合作署、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互联网研究机构、社交媒体和付费的网络大军开展大规模的信息战和舆论战。
多个报告指出，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是包装和传播假新闻的主要推手。美方同样指出俄罗斯政府涉嫌利用传统和社交媒体、黑客和网络大军直接“干预”美国总统竞选。一方面，网络大军利用将近7000个社交媒体账号力挺特朗普。
另一方面，俄罗斯有目的地揭露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邮件，并制造希拉里健康堪忧的政治谣言（脸书点击率逾800万次，澄清政治谣言的文章点击率只有3万），故意使希拉里难堪。美方认定俄罗斯“积极行动”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混淆视听，干扰政治辩论，制造社会对立，试图操纵美国的社会舆论，同时让人们相信互联网是不可靠的信息源。
二、欧美假新闻泛滥的危害
第一，政治谣言泛滥导致传统主流媒体失势。美国主流媒体表态往往是美总统大选结果的 “风向标”，但这次特朗普成功“逆袭”充分证明了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已经失势。尽管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几乎都支持希拉里，但在总统竞选最后三个月内，政治谣言爆发已经明显朝着有利于特朗普选情的趋势发展。这是因为有关选举的20个最引人注目的虚假新闻中，有17个是宣传特朗普或是抹黑希拉里。
这20个政治谣言来自恶作剧网站和铁杆党派博客，在脸书上产生了总共大概870万次的互动。与此同时，来自美国19个主流新闻网站（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赫芬顿邮报》、NBC新闻网、CNN新闻网等）中最受关注的20个选举新闻，在脸书上产生了总共大约730万次的互动。
从这个比较来看，这一次政治谣言的影响力完全不亚于传统主流新闻媒体。美国传统主流新闻媒体设定议题和引导舆论的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是为何美国主流媒体公司集体谴责政治谣言的泛滥，并且不断制造舆论压力，迫使三大网络科技公司（脸书、推特和谷歌）最终采取措施遏制政治谣言传播。
第二，政治谣言泛滥损害政府或领导人权威。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而且覆盖面非常广，几乎无盲区。政治谣言制造者往往利用“标题党”博眼球，瞬间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如果传统媒体不加甄别，争相报道，最终政治谣言被普遍认定为“真”新闻。
由于政府管理部门人手有限，危机管理能力不足，或低估假新闻威力，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政治谣言的泛滥。随着政治谣言愈演愈烈，政府只能疲于应付，不断澄清，但官方立场却容易被潮水般的假新闻淹没。政府或领导人权威势必受损。
最近两个例子值得引以为鉴。其一，政治谣言泛滥让瑞典政府加入北约的计划受挫。其二，“丽莎故事”损害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形象，恶化德国和俄罗斯关系。随着欧洲多国即将进行大选，各国政府严阵以待，杜绝选举政治谣言的泛滥，避免选举的“黑天鹅”事件重演。
第三，政治谣言泛滥助长民粹主义。美国皮尤公司最新调查显示，88%的美国受访者认为政治谣言给他们带来困扰。25%的受访者甚至承认他们分享过假信息。在欧洲大陆，许多民众同样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应该或能够相信什么。
政治谣言的泛滥让互联网“像雾像雨又像风”，真假难辨。这让各式各样的阴谋论和极端言论有了可乘之机，助长了民粹主义。事实上，欧美的极左和极右翼势力不断利用各种社会事件（诸如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大做文章，伺机制造和传播各种符合他们立场和利益的政治谣言。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建制，不相信政府和媒体发布的信息。选举政治更是激发了这些民粹份子利用政治谣言塑造社会舆论的动力。最终，假新闻的泛滥压缩了互联网的理性辩论空间，民粹主义登台入室，温和主义狼狈退场。
欧美政治谣言泛滥事实上已经间接对我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在美国总统选举最后三个月内，大量有关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假新闻被迅速翻译成中文，并以各种方式在我国社交媒体（例如微博和微信）广泛流传，严重误导我国民众。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欧美这一波政治谣言的泛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我方有效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一些启示。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启示是以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为手段的舆论战或信息战与正统的公共外交“势不两立”。公共外交指的是一国通过主动与对象国的受众积极交流和互动，进而影响该国的公众舆论和态度，最终影响该国决策。公共外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倾听对方观点并提出倡议、国际传播、文化交流和对包括诸如民调研究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进行战略运用。
因此，公共外交本质上是积极正面的，目的是加强沟通和互动，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在软实力研究之父约瑟夫·奈看来，公共外交不能与对外宣传相提并论。纯粹的宣传经常导致信誉的丧失进而与公共外交初衷相悖。公共外交也不是纯粹的公关。
以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为手段的舆论战或信息战，主要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影响和塑造对象国的社会舆论，其性质与公共外交截然不同。遏制假新闻的制造、传播和泛滥恰恰是对外开展公共外交的应有之义。
我国官学两界显然深刻意识到两者的本质区别，因此大力推广公共外交，同时努力遏制跨国假新闻的传播，减少其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我国开展公共外交主要有三个目的：夯实内外政策的社会基础、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
正如赵启正所言，我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进而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的’中国”。这里包含两层意思：其一，由于误报讹传，国外公众所理解的中国可能是“不真实的”；其二，既然是“真实的”，逻辑上就要求我们对外提供正确可靠的权威信息，讲好中国故事。
正确开展公共外交的第一步是对以传播政治谣言为手段的舆论战或信息战同公共外交进行有效区分。然而，有些国家故意将这两者进行混用。出于政治偏见或其它政治企图，有些国家故意采用双重标准，严于律人，宽于待己——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看成是正宗的公共外交，而对他国的公共外交行为看成是可疑的舆论战或信息战。
美国将我国列入反宣传机构的“黑名单”再次表明，我国对美的公共外交依然任重道远，阻力不是来自美方的民众，而恰恰是美国政府及其官员的双重标准。
我国一直呼吁通过多边合作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号召“各方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全球化时代，网络安全应该首先建立在网络主权的基础上，这是共享式的综合性安全，而不是冷战式的敌我零和博弈安全。欧美这一波政治谣言被普遍认定为“真”新闻的泛滥，引起了欧美官方、媒体、科技企业和学界的高度重视，但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解决方案。
政治谣言被普遍认定为“真”新闻的泛滥及其危害不局限于一时一地，急需各方一起破题。各方应该寻找共识，在多边合作中寻求“制网权”和“治网权”的平衡，为网络外交塑造良好的网络环境；而不是借机搞网络霸权，以老大自居，随意将他国列为反宣传的重点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