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战的意识形态在大学中孕育而生，并随后受到德国公众的普遍欢迎。在社会中，每一个领域都可以感受到其影响。仅仅只有那些严谨恪守军事伦理的军官们使得军官集团相对而言较少受到影响，直到一战爆发。但是，新的意识形态确实也让他们感觉军事职业在整个社会中越发边缘。海军作为新时代的产物，更容易受到民族主义与扩张的意识形态影响。诸如戈尔茨（von der Goltz）和伯恩哈蒂（Bernhardi）这样迎合公众好战情感的军官成了受欢迎的作家。他们从公众那里得到了在总参谋部得不到的支持，总参谋部拒绝了他们，也拒绝了他们的观点。不过，虽然有这些变化，整个陆军的军官集团还是坚守军事伦理，而拒绝强权伦理。面对整个德国的智识与道德堕落，陆军军官们坚守着传统理念，正如洛辛斯基（Rosinski）所形容的那样，他们是“变革景象中岿然不动的磐石”。从许多方面来说，他们是整个社会中最后一个放弃保守主义的组织。然而，新的大众意识形态还是逐渐动摇了权力的平衡，以及曾作为其存在本质的职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独裁（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摧毁了帝国时代平衡的军政关系。到了战争后期，总参谋部控制着德国政府。同时，军事统帅们也放弃了他们对于军事理念的信守。德国所经历的这段历史，说明了在一个非保守主义国家中要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困难程度。战争把将军们变成了英雄；英雄又把自己变成了政治家；最终，这些军人政治家失去了职业军人所应有的节制与谨慎。
总参谋部介入政治始于1914年秋至1916年8月法尔肯海因（Falkenhayn）担任总参谋长的任期。在这段时期，军方的权威与影响以一种缓慢但持续的方式得到了扩张。不过，这还仅仅是序曲而已，到战争的最后两年，兴登堡（Hindenburg）与鲁登道夫（Ludendorff）完全掌握了权力，前者接替了法尔肯海因的总参谋长一职，后者则出任了首席军需总监（First Quartermaster General）。军事力量对政治的控制，得以如此大规模地形式扩张，最基本的原因是坦能堡（Tannenberg）战役的胜利者在德国人民心目中所赢得的前所未有的声望。兴登堡成为国家偶像，德国人毫无保留地相信他会率领国家走向辉煌。兴登堡得到的个人崇拜，超过了德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军事与政治领袖的程度，甚至老毛奇与俾斯麦也无法相提并论。因此，兴登堡就成了一个理想支点，鲁登道夫与总参谋部其他军官们借助这个支点撬动杠杆，在政府中扩展自己的权力。单是辞职的威胁，就足以用来控制德皇。通过这件武器，鲁登道夫能够在大部分总参谋部与政府文官的冲突中迫使皇帝接受军方的观点。1917年夏天，他迫使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eghmann Hollweg）下台，以军方认可的人选米凯利斯（Michaelis）取而代之。几个月之后，米凯利斯也表明他无法让作为幕后控制者的军队满意。于是他也被放弃，在最高统帅部（High Command）的推荐下，赫特林伯爵（Count von Hertling）成为继任者。随后，到了1918年1月，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又成功地将帝国文官内阁的首席大臣免职。其他的军事职位，也一样唯总参谋部之命是从。
军事统帅将他们的权力扩展到外交与内政领域。尽管德皇在1918年1月拒绝了军方获取全权处理外交事务与和平谈判的权限的要求，但军方还是通过海夫滕伯爵（Count von Haeften）作为他们的代表或多或少地操控着外交部。1918年7月，当外交大臣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Brest-Litovsk peace treaty）表示了同军方相悖的观点时，军方就成功解除了他的职务。在此之前，军方已经多次发挥了他们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驳回了文官政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意见。由于希望让波兰军队加入同盟国（Central Powers）军队，德国军方在1916年秋天坚持建立了独立的波兰王国，而这就导致了德国无法与俄罗斯立即达成和约。1917年冬天，军方置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反对意见于不顾，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这两次军方对政策的干预，导致最高统帅部始终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在前一个敌人尚未解决之时又增加了新的敌人。整个1917年，军方坚持以吞并作为战争目标，因而干扰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努力。军事力量同时也在国内经济方面施展其权力。战争的性质，决定了一开始总参谋部就要将其经济方面的职权扩展到食品、物资、劳动力和军需品等领域。此后，任何领域的政策最终都按照军方的利益决定。通过所谓的“兴登堡计划”（Hindenburg Program），军方控制了工业生产，并且提升了产量。当军事将领将自己最大程度上地渗透到德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过去那些行之有效的对军事权力的水平控制也就解除了。
很难说最高统帅部的权力对于整个军官集团的思维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军事统帅们自己的观点，在处于权力高峰时确实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文官控制这种传统的原则被抛弃了。据说鲁登道夫曾经讲过，谁当首相无足轻重，但“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权力一定要掌握在我手里”。总参谋部所奉行的扩张主义目标，同战前所持的反帝国主义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1917年，军方的战争目标包括夺取波兰、俄国波罗的海沿岸省份、法国东部与整个比利时。甚至，这些只不过被看作是大日耳曼帝国的核心领土，最终要扩张到整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
比起这些当前的政策目标，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之根本性变迁。这些变迁最典型的表现并不在战争期间，而是在战后那些将军们回忆其失败所撰写的文献当中。他们无视军事统治对于德国悲剧造成的影响，而是声称军事权力在战时的德国从未扩张到合适的范围。为了将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文官，这种说法就和暗箭伤人的不经之谈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新的原则，最权威的表述见之于鲁登道夫自己的著作——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Der Totale Krieg）。鲁登道夫完全否认了职业主义军事传统，认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已经完全过时了”。自18世纪以来战争性质的改变，使得政治成为战争的附庸，而不再是战争服从政治。对德国来说，普法战争与一战中的麻烦都是德皇、首相与总参谋长之间的权威划分。但应作为替代的是，在战争爆发时，举国上下都应服从于最高统帅。最高统帅取代了一切政治领袖，拥有“无所不包”的权威。这样的人物不是通过训练与经验可以造就的。他的特点是出色的创造力、坚强的意志、勇于承担责任以及百折不挠的毅力。他同时也是艺术家：“要么生来就是为其职位，要么毫无可能。”鲁登道夫就是这样复活了18世纪的与生俱来的军事天才概念。鲁登道夫的理论，充满着对全能的幻想、对暴力的赞美、对权力的谄媚，并且否认专业能力的重要性，从而意味着对19世纪德国军事思想中所坚持的全部内容的全盘否定。这实际上就是将特赖奇克、尼采、斯宾格勒等人思想中那些阴暗的成分用来对军事权力进行合理化论证。但讽刺的是，这种理论发源于一战中所实施的军事统治，但其最终的完全实现却是在二战当中，军队完全臣服于一位奥地利下士（即希特勒——译者注）。另一位军人对此前军方与文官的冲突做出了准确的判断，舒纳赫（von Schoenaich）将军在1924年总结说：“我们的失败应归咎于军事权威凌驾于文官权威之上；而这就是军国主义的本质。事实上，德国的军国主义就是自我毁灭之道。”
魏玛共和国：国中之国（1918-1926）
魏玛共和国的开端，军队的角色从完全统治国家转变为作为国家的必备支持。共和国的智识与政治氛围，并未有助于维持职业主义。魏玛政府的根基孱弱，缺乏大部分强有力的社会群体的广泛接受与支持。因此，其不得不求助于军队这一稳定且有严格纪律的组织，这个组织在经历了战败与革命之后仍然得以保存下来，并且在政治大变局中继续作为坚固的权力中心。政府因此完全依赖军队的支持。但这一事实却又使军队面对一个宪法难题，从而意味着政府不可能获得完全确定的支持。1918年，共和国总理艾伯特（Ebert）事实上与军方达成了协议，以镇压极左派来换取军队的支持。在1920年的卡普政变（Kapp Putsch）中，军队则保持了作壁上观的中立态度。三年后，当政府同时面临极右与极左势力崛起的威胁时，军队捍卫了政府权威，并代表其行使了紧急状态下的权力。魏玛共和国的存在完全依靠军队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不是由政府的命令而提供，从某种意义上说倒是军队给予政府的恩惠。
魏玛共和国在政治上一贯性地软弱无力，由于建立文官控制这一新的宪政难题而进一步变得严重起来。首先，在帝国时代，所有军官都向皇帝宣誓效忠，他们对自己在何时应当服从谁毫无疑问。但是到了共和国时代，他们宣誓效忠的对象变成了宪法，这是一份冗长而且涵义模糊的文件。而军人可能常常被要求做出决断以忠于某个特定个人来形式上地忠于宪法。因为第二个因素，这一问题更加恶化了：在军方之上的权威分散在许多不同的文官机构中。共和国总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任免所有的高级军官。但是，总理是政府的首脑，总统对军队采取的任何措施都需要得到总理或国防部长的支持。总理与国防部长向国会负责，而国会则对一般性的军事政策以及特定的军事预算拥有全权。再次，同分散的文官政府相反，军队成为一个新的整体。不仅过去德意志帝国各邦的军队整合成了单一的国防军，而且所有总部机构现在都共同接受单一的军事指挥。最后，军方单一的发言人的设立，也削弱了那些试图降低军事权威层次的努力。理论上，新生的总参谋部（“部队局”）隶属于国防部长之下的国防军总司令。这样说来，军方也就不再具有像过去对德皇的面奏权（Immediatstellung）那样的权力，无法直接面对最高统帅。但实际上，军队统帅的权力扩张使他们能够完全掌握战争机器，从而事实上独立于国防部长。共和国时代的前两位国防部长——诺斯克（Noske）和格斯勒（Gessler）——都是军方利益的代言人；而最后两任国防部长——格勒纳和施莱谢尔——直接就是军方将领。
魏玛共和国的军官集团从军事独裁的意识形态向着帝国时代的传统军事伦理回归。从1919到1926年，统帅国防军（Reichswehr）的是西克特将军，他是一位模范的职业军人，全身心投入一支去政治化军队当中。西克特在军队人事方面坚持依据能力来选拔军官，并对军官进行细致的训练，以达到最高水平的职业能力。西克特声称他对于战争有着职业上的反感：“有过战争经验的军人，对战争的恐惧要远远超过那些不懂战争却又空谈和平的空头理论家。”在他对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中，基本以国家军事安全的必要关切为指导。对于军队，他坚定不移地强调军事美德，排除冒险家与机会主义者，坚持正确且去政治化的行为。他指出：“作为士兵，并不需要比他的指挥官知道的更多或做得更好：他的职责始终是服从……卷入政治上的冲突意见之中的国防军将受到致命伤害，在危急时刻遭遇毁灭。”
西克特所持的军事伦理原则，存在着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军队最根本的效忠对象模糊不清。而这所反映的正是魏玛宪法的含糊与共和政府的政治软弱。西克特对军队定位的描述表达于如下公式之中：“军队忠于国家，超越党派。”因此：军队就应该成为国中之国，但也应该通过对国家的奉献而融为一体，事实上，军队本身就应该是国家最纯粹的形象。
这样的定位很正确。但是，军队与政府的关系方面仍然定义不明。军队是国中之国，而不是服务于政府的职业行会（guild）。如果政府是国家的代表乃至化身，军队当然应服从于政府，一切都顺理成章。但是，如果政府的现状及其宪法性质存在着党派化的争论，那么理论上军队就应该远离政治争论。魏玛共和国政府事实上就符合这些情形，因此军队对待政府的态度如果从西克特的定义来看，就是奇怪的双重标准。这在实践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在1923年的危机中，艾伯特总理询问西克特国防军将会站在哪一方，西克特的回答是：“总理先生，国防军将会站在我这一方。”没有任何原则可以明确西克特一方的立场又是什么。有时，他会认真考虑亲自去掌握政权。由于拒绝认可魏玛共和国政府是德国这个国家的永久化身，德国国防军的统帅们在那些关键的危机时刻就必须亲自去做出政治决断。
魏玛共和国：派系中的派系（1926-1933）
在西克特退休之后，他的继任者海耶一级上将（Colonel General Heye），以及像格勒纳这样的其他将领，仍然试图延续他的政策。但是，情况变得越来越困难，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中，军政关系相较之前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在西克特时代，军队只有在关键的宪政危机时刻才需要做出政治决断；而在西克特之后，军队越来越多地卷入日常事务以及政党政治的权谋当中。这种状态的形成并不是因为权威结构有了任何改变，而只是因为军事领导人希望通过借助于军队的政治力量，来达成直接的政治目标。
在这个改变过程中，两位关键人物是兴登堡与施莱谢尔将军。兴登堡在1925年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此时，军队将对国家的忠诚等同于对陆军元帅和国民英雄的效忠。如果总统像西克特此前一样超然于政党政治之外，那么也就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作为总统的兴登堡为施莱谢尔这样的军方政治家提供了介入政治的支点，就像他当年在总参谋长任上为鲁登道夫所提供的支持一样。施莱谢尔在1926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办公厅政治处处长，利用兴登堡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在各个不同政治党派之间折冲樽俎，从而成为政府中的关键人物，以一种为所欲为的方式成为内阁的幕后操纵者。1927年，施莱谢尔用格勒纳替代了任命他为政治处处长的国防部长格斯勒。此后，在1930年，他又造成了穆勒（Müller）总理的内阁垮台，以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取而代之。两年后，他又偷袭打垮了布吕宁与格勒纳，以帕彭（Papen）出任首相，自己亲自担任国防部长。最后，到了1932年的秋天，帕彭也被抛弃了；这年的12月，施莱谢尔自己成为总理。到这时，军队将领占据了政府的两个最高职位。但是，施莱谢尔的对手们很快就联合起来与他对抗，在1933年1月底，希特勒接替施莱谢尔，成为由纳粹党与民族主义政党联合组成的内阁的总理。在施莱谢尔的任内，国防军不再是国中之国，而是派系中的派系。将领们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并且最终失败了。一年半之后的1934年6月30日，施莱谢尔在纳粹的清洗活动中被暗杀，为他在极权政治中的失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三帝国时代：文官主义的胜利（1933-1945）
纳粹权力的强化，依赖于他们与军队之间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军队退出政治领域，将空间留给纳粹，而作为回报，纳粹推行扩张性的重整军备计划，并确保军队垄断军事功能的实施，在自己的领域内拥有完全自主权。这一协议在1934年春天得到了明确的认可，军方支持希特勒出任总统；希特勒则默许了军方对罗姆（Rohm）及其领导的冲锋队（S.A.）的镇压。罗姆曾经希望以冲锋队这种大众化且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武装力量来取代正规的国防军。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军政关系同魏玛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有一些相似之处。军队免于大部分纳粹法律的管辖，民事法院对军人的管辖权也被废除，政党科层体系与盖世太保（Gestapo）的影响力也被严格排除在军队之外。当德国社会中的主要组织一个接一个地臣服于纳粹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政策时，军队还能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心保持正常状态，免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危害。那些希望逃离席卷全国的极权主义国家狂潮的德国人，能够以坚持纪律、专业性、责任感与正直诚实的军队专业模式作为庇护。因此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会有许多已经退役的军官重返行伍，这被称之为“贵族式的流亡（aristocratic way of emigration）”。
军事职业主义。虽然，1930年代初期纳粹与军方的观点在重整军备和文官控制方面有短暂的共识，但根本性冲突仍然深深植入双方的价值观之中。这种冲突最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德国军事理念中的服从、忠诚、荣誉感、智识上的诚实、现实主义与理性，同纳粹的不择手段、不分是非与不顾理性相去千里。后者对被希特勒称之为“不过是一群知识分子的俱乐部”的总参谋部所恪守的“面目可憎的客观性”而言可谓一钱不值。
军队与纳粹的思维方式差异，最激烈的冲突体现在外交政策方面。德国军队将领们的态度，几乎完美地表现了军事伦理。他们希望重建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应当以一种缓慢的速度进行，而且重建不是为了发动战争，只是为了保卫德国的安全。在德国完成战争准备之前，有必要扩大军事工业、建立训练有素的预备役部队、以现代化武器装备部队、建设防御工事，以及完成许多其他工作。在他们的筹划中，做好战争准备的时刻越来越遥遥无期。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战争对德国很难有利，因为德国所处的易攻难守的地理条件。所以，他们指出如果德国发动战争的话，最终会因为其他强国的联合反击而遭遇全面失败。同军方这样一种审慎的态度相反，纳粹倾向于通过迅速动员、无视或绕过障碍的闪电战来实施冒险，以及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战后，一位将军对于两种观点的根本对立有着精到的总结：希特勒将理性与知识看得一文不值，相信追求胜利的不屈不挠的意志与不择手段的对目标的追求才是一切。玄虚的预测取代了对时空的慎重思考和对敌我相对实力的细致计算。
在整个1930年代，军队一步步地抵制希特勒的侵略行动，但他们却一步步看到自己发出的警告被拒绝，而希特勒则一步步取得成功。他们反对退出国联，因为这样会孤立德国。他们在1935年反对撕毁《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和重启义务兵役制，警告说这样将会导致协约国阵营的报复措施。在1936年，由于担心法国的干涉，他们反对莱茵地区的重新军事化。此后同一年，他们又抵制德国出兵西班牙。1937年11月，当希特勒向将领们透露他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扩张计划时，将领们再一次声称德国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完成这样冒险的行动。但是，第二年春天，德国成功地实施了同奥地利的合并（Anschluss），国内颠覆、外交权谋与军事威胁的巧妙结合实现了这一点。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计划引起了军事上更大的恐慌，因为这很容易将德国卷入同法国、英国或者苏联的战争。1938年夏天，总参谋长贝克将军领导着军方的反对力量。但希特勒强迫贝克辞职，并以哈尔德（Halder）取而代之。当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蓄势待发之际，一个军事集团同哈尔德合作，谋划军事政变（coup d’état），试图在德国卷入毁灭性战争之前夺取政府控制权。但是，这些军官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直到协约国在慕尼黑会议做出妥协之后才有了决断，取消了政变计划。希特勒再一次击败了他的将领们。这件事也打击了军队。此后，在二战当中，军方也反对希特勒更为大胆的计划——例如1939年秋天在西线发动的突袭、对苏联的入侵，以及1943年由党卫军建议的进攻瑞士的计划。但是希特勒面对军方持续的反对却持续地取得了胜利，这削弱了军方的自信以及他们在政府中的影响。纳粹党人因此轻蔑地看待这些谨小慎微又胆怯的将领们。希特勒发现军事思维同他以前的预期相去甚远，于是利用一次机会发表了如下评论：在我成为德国元首之前，我认为总参谋部就像是屠夫的狗——必须始终勒紧项圈，因为它随时准备在一切情形下攻击一切目标。但自从我成为元首之后，我发现总参谋部根本不是这样。他们一直在阻挠我认为必要的行动……而我则在不停地驱使这只“屠夫的狗”。
纳粹价值观与军事价值观的冲突，使得两者的调和无法实现。这时的形势类似于1900-1918年间的状态，差别只不过是军方意识形态与公众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状态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化。一支“去政治化的军队”在一个政治极权社会之中是无法容忍的异类。同样，理性的、军事上的谨慎在革命思维看来也很另类。在一战中，军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投入了大众的狂热。少数人想再一次走上这条路，但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因此，军政关系之平衡的重建，就只有摧毁军队的政治权力，并强行推动其转向纳粹的观点。
政府的权威。对军队的打击用到了一切可以想到的手段。军事组织的权威被削弱、分割与限制。被视为职业主义军队核心的总参谋部，其等级被持续降低。1935年，希特勒成为最高统帅，直接隶属于希特勒的是同纳粹保持密切合作的布隆贝格，他出任国防部长兼德意志国防军（Wehrmacht）总司令。在布隆贝格之下，是三军司令部，各司令部之下是军种参谋部。此外，从国防部长办公厅（Ministeramt）（也即先前施莱谢尔任主任的机构）扩充出了新的国防军局（Wehrmachtamt），随后以纳粹的合作者凯特尔（Keitel）出任局长，直接在布隆贝格领导下工作。这样一来，所有部长层级的职位要么掌握在纳粹党人手中，要么掌握在乐于同纳粹合作的将领们手里。过去曾经小心翼翼捍卫着他们的“直接面奏权”的总参谋部，现在下降成了军事科层体制中的第四层级。
1938年2月，在布隆贝格与陆军总司令弗里奇（von Fritsch）被解职之后，国防部变得名存实亡。希特勒亲自取代了布隆贝格的位置成为国防军最高统帅，并将国防军局改编成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由凯特尔领导。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最主要机构是指挥参谋部（operation staff），由另一位纳粹的支持者约德尔（Jodl）将军领导，这个机构取代了过去由总参谋部负责的许多军事计划功能。在此之后，司令官与参谋长共同负责决策的原则被废除，总参谋部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这样的体制持续到1941年12月，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von Brauchisch）被解职，希特勒亲自兼任陆军总司令。因此，希特勒就将国家元首、纳粹党魁、国防部长等政治职务与国防军最高统帅和陆军总司令这些军事职务结合于自己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这也就意味着后面这些军事职务的军事功能已经不再得到发挥了。
军事权威层次降低的同时，还被分裂处理。1934年对冲锋队领导人的清洗，对试图保证其作为帝国唯一武装力量的陆军而言，可谓一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胜利（Pyrrhic victory）。真正胜利的是希姆莱，他在6月30日的大清洗之后立即着手扩张党卫军。最终，党卫军事实上成为第二支陆军，到1944年拥有了25-30个师的兵力，而且几乎全部是装甲部队、机械化步兵和空降兵。戈林领导之下的纳粹德国空军（Luftwaffe）也独立于普通的指挥体系之外。1935年，空军接管了防空部队，这样可以确保当两个军种发生冲突时，陆军不可能击落戈林的飞机。到了1942年，空军陆战部队最终达到了20个师的规模，这支部队被用于地面作战，由空军多余的人员组成。这样一来，第三帝国就有了三支陆军：正规的国防军陆军、希姆莱的党卫军和戈林的各种空军地面部队。希特勒也保持着一个复杂而巧妙的指挥体系。陆军总参谋部在策划战争方面的职权削弱始于1938年，是年，希特勒将起草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全盘占领计划的职权赋予国防军最高统帅部。1941年，在入侵苏联之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OKH）分别负责了完全不同的职权范围。陆军总司令部负责指挥苏联前线战事，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则负责苏德战场之外其他战线的军事事务。两个指挥体系的唯一联系就是希特勒个人与他的私人参谋。即使要从前线调动一个团，也必须经过希特勒的批准。独立的指挥体系延伸到战场之中。许多特殊的机构被建立起来执行特殊任务。所谓的“托特组织（Organization Todt）”就与纳粹党关系密切，独立于陆军之外，负责军事工程建设。1943年，政治督导军官（National sozialistisch Führungs offiziere-NSFO）制度在陆军当中建立起来。这些军官以苏军的政治委员为蓝本，在军事指挥体系之外建立了一套独立的指挥体系。情报单位之间也被鼓励各自为营进行竞争，这导致的后果是损害了德国获取的情报的可靠性与效率。
军事职权的范围也受到了削减。有关退出国际联盟、重建军队以及重新占领莱茵非军事区等行动，希特勒根本没有告知军方高级指挥官，或是直到最后一刻才公布自己的计划。弗里奇与贝克争取军方行使咨询权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实效。此后，军方不仅被排除在外交决策之外，还无权进行纯粹的军事决策。希特勒最早介入军事计划的准备工作始于1938年秋天。但是，战端开启之后，尤其是战局不利于德国之后，希特勒就将其决断的范围一直扩展到最为细节的战术层面。将帅们所提出的建议，希特勒一再置之不理或直接驳回。他坚持着僵化而非灵活的防御体系，部队不经过他本人允许不得撤退。他亲自监督到营级单位的行动，同时却又忽略长远的战略计划。“所有的行动自由都被剥夺了。即便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也处于无法容忍的监管之下。”
政治上的影响。纳粹并不满足于仅仅削减了军官集团的权威范围。他们更需要改造军官集团的基本性质，摧毁其作为一个拥有自主价值观与目标的自治集团的地位。这主要通过三方面的策略得以实施。首先，通过宣传、威胁以及权力与财富的收买，赢得高级将领对纳粹的认同。布隆贝格、凯特尔与约德尔，毫无疑问就是被显赫的职位与荣耀所吸引，从而与纳粹合作。只要忠于政权，个人的轻率行为也可以得到元首的宽恕。那些为纳粹党做出了特别的贡献或忠诚还在摇摆不定的军官，都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对那些中层军官而言，说服和晋升是常用的手段。当然，纳粹不会按照军队的传统规矩来行动，而是破格提拔一些军队中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人，如古德里安与隆美尔这样的将领，其性格与观点都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总参谋部军官。
从长期来看，更重要的是在基层大规模渗透具有纳粹思想的年轻军官。正如贝克等人所发现的那样，纳粹扩张军队的速度太快，使得消化新晋军官并加以传统军官集团的教育变得非常困难。这些新军官大部分来自于纳粹的青年组织。虽然，在纳粹统治建立之初军队曾经试图阻止来自于这些组织的年轻军官的涌入，但来自于领导人的需要使得这种努力最终被放弃。因此，在高级军官与低级军官之间形成了观念上的显著差异。到了二战时期，高级军官们也不知道如果他们命令军队违抗希特勒的话，是否还能得到他们那些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下级的服从。在海军与空军，其军官集团的建立是从空白开始的，因此这两个军种的观念就更多地被纳粹所控制。
纳粹用于改变军官集团性质的最后手段，就是直接把那些坚守职业主义观念与价值的人逐出军队。第一次大规模清洗是1938年2月的布隆贝格—弗里奇危机。在1937年11月5日的统帅部会议上，两位高级将领联手反对希特勒所透露的侵略计划。布隆贝格也放弃了其军人角色，参与到政治之中，这引起了戈林与希姆莱的敌意与妒恨。1938年1月，在希特勒的许可之下，布隆贝格与一位出身阶层比自己低得多的女性结婚。两周之后，戈林就向希特勒提交了警方档案，证明布隆贝格夫人曾是妓女。这迫使布隆贝格必须从国防军总司令的任上离职。但是，最合乎规则的接班人是时任陆军总司令弗里奇，他同样是一名纯粹的职业军人。为了抢在这一任命之前先发制人，戈林与希姆莱提出证据指控弗里奇是同性恋。这一指控子虚乌有，但足以让弗里奇离职接受调查，也给了元首以机会来改造军官集团。另外还有六位将级军官被迫退休，团一级的指挥官也开始了大规模换血。
军官集团默许弗里奇因莫须有的指控而被解职，这就标志着其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历史的终结。在应对纳粹的阴谋方面，军官实质上是毫无反抗之力的。弗里奇不仅没有对这些极权政治的阴谋与无耻进行反击，反而配合盖世太保的调查，并且以为这样可以和希姆莱公平决斗。最后，特别法庭判决弗里奇无罪。但到这时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职务，而秘密警察的爪牙也已经深入军队内部。弗里奇被任命为他曾经任职过的团的荣誉团长。但是，他过去所坚持的理想已经破灭。就在战前，他在东普鲁士加入这个团时写道：“对我而言，无论和平还是战争，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都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我只能作为一个标靶始终同我的团在一起，因为我已经无法安居家中。”1939年9月22日，弗里奇阵亡于华沙城外波兰军队的机关枪之下。弗里奇不懂得如何做一名极权国家的政治家，但他却深知如何作为一名战士为国捐躯。随着他的阵亡，德国军官集团的正直与专业精神也逝去了。
慕尼黑事件之后，又有三名将领被解职。贝克与亚当（Adam）两人是因为坦率表达了他们对希特勒的反对意见，而第三位是守旧派的普鲁士式职业军人龙德施泰德（von Rundstet）。从这时开始，在整个战争期间，持续不断地有军官被解职或被迫退休，因为希特勒不喜欢他们军人式的谨慎，或是质疑他们的忠诚。1941年，当德军在苏联的攻势停顿之后，布劳希奇、龙德施泰德（此前已经被召回）、柏克（Bock）和莱布（Leeb）都被迫离开现役。最终，在1944年7月20日推翻纳粹政权的尝试失败之后，在高级指挥官当中又进行了一场大清洗，20位陆军将领与1位海军将领被处决，还有5位将领被迫自杀，大约700位军官被处决或解职。
军界诸神的黄昏（Military Gotterdammerung）。对纳粹渗透的不同反应将军队分裂为三个群体。一伙人屈服于纳粹的诱惑，放弃了职业主义立场，投身于纳粹的观点，因而从政府获取了等价的报酬。另一部分人，包括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Hammerstein-Equord）、卡纳里斯（Canaris）、贝克、亚当和维茨勒本（Witzleben），还有大部分7月20日行动的密谋者，都积极扮演了反对希特勒及其政策的政治角色。这两派军人都放弃了军事职业主义而参与政治，因而要适当地评价他们，所依据的就不再是职业标准而是政治标准。前者是国家社会主义罪行的同伙；后者则受到了崇高的人文精神与基督教理想的推动。
军官集团中的大部分人没有政治企图，只想遵循适当的职业规矩行事。在纳粹政权的初期，这种想法还可能实现。将领们只负责做好军人的工作，提出军人的忠告，如果警告被置之不理，他们也会尽到军人的职责。但是，在弗里奇被迫离职之后，这种单纯的军人角色就变得不可能了。对军官集团权威的侵犯与对其自主权的破坏，导致了难以解决的冲突。军人的准则无法包容绝对的服从或绝对的抗拒。服从于国家领袖的职业主义职责，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业主义准则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布劳希奇指出：“我是一名军人，我的职责就是服从。”但是，其他同样具有杰出军事思维的军人则反对这一点，施派德尔（Speidel）指出：“战争时期的最高指挥官们，很难在对上帝和良心的服从和对个人的服从之间做出区分。”因此，将领们只能面对内心的挣扎：对完全责无旁贷的任务表示服从；对那些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则设法消极怠工；有时拖延，有时默许；当形势难以忍受时就以辞职抗拒；但如果变得更糟又会重新接受职责的召唤。
这样的表现得不到政治上的荣耀。但他们也从未试图扮演政治人物的角色；他们一直在逃避政治，因而也不适合运用政治标准来对他们做出评判。他们一直在努力像职业军人那样行动，因而也应当以职业军人的标准来加以评判。从这样的标准来看，他们的表现是出色的。罪恶不应当归咎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迫使他们无法按照军人的信条来行动。处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如果他们不违背军人的信条并且破坏本身的美德，就无法消除罪恶。他们的光荣与悲剧，都源于他们坚守信念，直到纳粹的大屠杀将这些信念完全抹去。
德国军政关系的未来。沙恩霍斯特与格奈森瑙所建立的军官集团，在毛奇、西克特与施里芬的率领下达到巅峰，在二战之时未能坚持下去。它是纳粹主义的牺牲品，其毁灭也是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之一。它曾经包含了西方文明当中许多高贵且美好的品质。它源自启蒙运动时代的改革，受到正直、奉献、能力、责任与忠诚这些理念的激励。无论其在何种情况下被使用，都是一支理性、现实主义与和平的力量。无论对德国还是全世界而言，失去这样一支力量都不是好事。
注：本文摘选自《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塞缪尔·亨廷顿 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标题《德国：军事职业主义的悲剧》，文章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