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4日，十九大闭幕，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认为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意味着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上一改以往的低调风格，更多扮演负责任大国的领导角色。面对一个快速崛起和日益自信的中国，作为长期以“世界领导者”自居的美国将作出怎样的回应，是一个左右世界格局未来的重大战略课题。值此时刻，上任9个多月之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了他的亚洲之行，从11月3日到14日,特朗普出访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等亚洲5国，并出席在越南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此次亚洲之行，将是为美国新亚洲战略的定调之旅，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里程碑。
中美关系进入新时代
近年来，围绕中美关系定位和走向问题，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中美两国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已经耗费了人们的大量精力，“修昔底德陷阱”论、“战略互疑”论、“G2”论等，不一而足。其实，所有这些讨论背后，无非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中美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美关系也必将随着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发生重要调整。
回顾历史，中美关系从敌人到伙伴，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冷战影响，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遏制的政策，中国则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中美关系从朝鲜战场开始陷入了敌对关系。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由于双方共同面临的“苏联威胁”，将中美关系从敌对关系转变为合作伙伴。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先生对美国的“旋风九日”之访奠定了中美合作应对苏联挑战的战略框架，即便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出于推动现代化进程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谨慎地与美国这个世界霸主进行沟通，推动着中美关系的航船在颠颠簸簸中乘风破浪,不断向前。
进入21世纪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从2010年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国际影响力也日益扩大。与此同时，“9·11”恐怖主义事件将美国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国力消耗很大，加之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美国一下子在战略上失去了强有力的支点。中美力量的此消彼长在不经意的十年之间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一下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上不得不面对的竞争对手。即便美国从2009年开始进行战略调整，从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到特朗普总统“自由、公正与互惠的印太”构想，都表明世界战略重心已经无可逆转地从近代以来的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强劲发力,更使得从亚洲到大洋洲，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这一广袤的海陆复合地带成为未来大国角逐的“时代广场”。这一地区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会牵动着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向。
在这一“时代广场”上，中美两个大国如何举旗定向，如何布局谋篇，直接决定了世界历史的性质和走向。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美关系步入了新时代，这一新时代意味着中国要成为民族复兴后的世界强国,必须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在性质上不是谁服从谁的问题，而是中美两强如何共处共荣的问题。中美两个超级强国如何共享时代机遇，共担世界责任，共对全球挑战，将是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回归建制派的特朗普
在中美关系步入新时代后，美国却迎来了一个桀骜不驯的总统。在整个世界的惊讶目光中，来自纽约州的地产大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作为华盛顿政治游戏的“圈外人”，特朗普还未上台就摆出一副与美国主流建制派死磕的架势，不仅在入主白宫之前就与美国主流媒体大打笔墨官司，而且在宣誓就职后不按套路出牌，实行小圈子治国、推特治国、行政令治国，在外交上也是不乏惊人之笔，果断地让TPP停摆，退出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公开推卸对盟国的责任，不时让盟国惊出一身冷汗。面对这样一个任意而为的总统，主流建制派也表现出毫不妥协的态度，不少战略界人士在公开场合与特朗普大唱反调，极力撇清与特朗普的关系，甚至一股“弹劾特朗普”强大的暗流在美国国内运动着，“通俄门”不断发酵，让特朗普团队不时走马换将，美国全球领导力深受影响。
也许是在主流建制派的强大压力下，特朗普在执政半年之后，开始在治国理政的套路上渐渐开始回归建制派，尤其是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渐好转和失业率再创新低，特朗普在政策上似乎也在迎合主流建制派，期待主流建制派支持特朗普的执政方略。此次特朗普的亚洲之行，在很多问题上都释放出越来越多的主流建制派声音，回归建制派已经成为特朗普亚洲方略的重要趋势。其中，最集中的一点就是特朗普一路阐述的“印太战略”。11月5日，特朗普抵达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日本后，立即发表演讲提及了美国的亚太政策框架，“此行，我们将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以及与盟友之间的合作机会，力争建立一个本着自由、公正与互惠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这是特朗普首次公开提及“印太”这个概念，强调“我们控制了天空，我们控制了海洋，我们控制了地面和空间”。在接下来的行程中，特朗普肯定会不断阐述“印太战略”的框架和内涵，特别是在最后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东盟首脑会议时完整地提出一整套方案构想，这一战略将成为未来几年美国亚洲战略的基础。
其实，印太战略构想是美国主流建制派近年来一直在推动的战略概念,是奥巴马“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延续和发展。2010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火奴鲁鲁讲话中说:“我们正扩大与印度海军在太平洋的合作，因为我们理解印太盆地对全球贸易和商业的重要性。” 2011年，希拉里在《外交事务》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强调“我们正将与澳大利亚的联盟关系从太平洋伙伴扩展为印太伙伴。”自上台以来，一直与奥巴马划清界限的特朗普如今高调推出“印太战略”，是特朗普回归主流建制派战略路线的重要标志。
在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构想中，主要包括两大支柱：一是提升印度的战略支点地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美国表现出积极拉拢印度的态势，不断强调美国与印度是拥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天然盟友”，国务卿蒂勒森公开声称印度的安全关切也是美国的安全关切，推动建立与传统盟友级别相当的“2+2”对话机制，并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推进印度实现“大国梦”，鼓励印度在阿富汗发挥更大作用，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入常”，甚至直接武装印度，向印度出售无人机、战斗机以及航母技术等来增强其军事实力。二是推动建立美日澳印四国集团。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提出的“四国集团”构想，美国进行积极回应，在联合军演、安全合作等相关领域彼此眉目传情，着力打造以日本为东部支点、以印度为西部支点、以澳大利亚为南部支点、以美国为主导的菱形区域安全架构。一旦这一区域安全架构形成，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便形成竞争态势，传统的陆海战略博弈便在亚洲-大洋洲-印度洋-太平洋的“十字路口”摆开棋局，世界历史反复上演的剧情似乎大有回归态势。
共建命运共同体
面对“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的并行发展态势，新时代的中美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考验着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智慧，更考验着两国人民的集体智慧。大国关系历来是中国外交的主战场，发展什么样的大国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关键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面对大国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又与美国积极探索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总结大国外交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十九大报告正式确定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这为中国的大国外交指明了方向。这一判断的创新之处在于强调构建大国关系框架，而非仅仅注重发展大国外交本身，尤其是强调总体稳定、均衡发展，意味着在推进战略合作伙伴维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全面经济合作伙伴、执法合法伙伴和社会人文伙伴等维度，不断为大国关系充实更多内涵，不断注入正能量，使得中国的大国外交更具自信、更加全面和更为成熟。
在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中，中国还没有完全被定位为战略对手，中美关系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毫无疑问，中国是特朗普亚洲之行最重要的一战，中美两国领导人会谈的结果和双方达成的成果，将直接决定着特朗普亚洲战略的走向。综合双方释放的各种信息，中美双方均十分关注中美关系总体定位、朝鲜半岛局势和经济贸易问题。特朗普出访前夕，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就明确表示，总统此行将着眼于加强国际社会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决心、推动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通过公平互惠的贸易和经济交往来推动美国的繁荣等三大目标。11月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在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也重点谈及了中美经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和中美现有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等问题，强调要按照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取得圆满成功。不难看出，中美双方关注的问题是十分明确的，也是重合的，但关注的次序有所不同，美国更关注朝鲜半岛问题，中国更关注经贸问题,双方能否达成一个彼此满意的结局，还要看具体会晤的情况。
其实，不管中美双方存在什么样的分歧，日新月异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为新时代的中美关系确定了基本的轨道。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当年大英帝国主导的殖民主义世界，也不再是大国争霸的霸权主义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都无法掌控整个世界，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国家与国家之间已经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任何战略的围墙，都不能阻隔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和日益频繁的相互往来。面对这一世界，中美两个大国都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夯实共同利益的根基，妥善管理各种分歧和挑战，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这才是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正确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