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顾雏军案。顾雏军早年从事科研，后下海经商。1995年成立了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并于2000年7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随后，顾雏军展开了飞跃性的发展，在当时MBO改革大潮之下，几年之内，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拥有科龙、容声、美菱、亚星客车。2003年，顾雏军获得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称顾雏军在国企改制中作出了巨大贡献。2004年初，顾雏军登上“胡润资本控制50强”。
就在顾雏军登上人生高峰的同时，历史已经悄然转身。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认为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随后，两人的争论与诉讼，演化为公共事件“郎顾之争”。这一事件，国内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参与其中，展开了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是中国产权改革中，影响深远，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之一。
2005年4月，湖北、江苏、安徽、广东四省证监局联合调查格林柯尔系，压力迅速变为了资金方的质疑，资金链随即崩坏。当年7月，包括顾雏军在内的9名科龙及格林柯尔高管因涉嫌虚假出资、虚假财务报表、挪用资产和职务侵占等罪名被警方正式拘捕，鼎盛一时的格林柯尔系灰飞烟灭。2008年1月，顾雏军因虚假注册、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等罪在2008年一审判刑10年。某种程度上，顾雏军被消灭了，但是，他并未承认被打败。2012年，顾刑满释放后，头戴纸糊高帽在北京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为自己“喊冤”，随后5年至今，他一直在为自己平反奔波。
应该说，如今顾雏军的案件能够重审，与当下的政治氛围有关。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发布，强调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2017年11月，国务院听取依法保护产权工作汇报为主题的常务会议，也要求“要抓住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久拖不决的案件开展集中攻坚，推动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尽快取得突破，以纠错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以更有效的制度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立恒心增信心”。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正是在这多个会议、文件的推动下，司法部门“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为顾雏军的伸冤带来一线希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还提出，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强调“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问题”，即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如何看待改革中的灰色地带问题。改革是改良，改良意味着妥协，这种妥协不仅是对过去制度的妥协，也必然伴随对改革手段的妥协。承认这种妥协，正是出于实事求是的精神，而这正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
中国社会习惯于观察高层信号，所以，古有商鞅立柱，以千金奖励换取人们的信心。同样，在中国民间投资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强调加强民企产权保护，重审顾雏军案件有利于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所谓提振信心，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话语。“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马克斯•韦伯。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更强调动机的纯正和手段的正确；而工具理性则偏重于理性的行动达成目的，强调目的的实现，而忽视价值观。
如果提振企业家的信心、安全感只是为了经济发展，把企业家的信心当做一个实现目的的工具，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工具理性。然而，工具理性，工具二字，也意味着工具是随时可以因为目的转换而改变的。商鞅城门立柱之后的故事并不乐观，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某种意义上，立柱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所以，仅仅是工具理性来提振企业家的信心，解决的也是一时之问题。
价值理性则不同，它不看重短期的利弊，不是做有利的事，而是做正确的事，显然，是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这些价值观。
重要的不是企业家得到保护，而是企业家可以秉承这些价值观，并由这些价值观的具体形式——法律，来自己保护自己。某种程度上看，被保护是出于工具理性，而可以保护自己，则是出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体现在具体的政策、法律的文字中，而价值理性，则深埋在人们的观念中，因此也更加持久，所以，唯有价值理性，才能获得长治久安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