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美两国“一带一路”合作的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中美合作有可能成为新型大国关系合作的重要抓手。应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与奥巴马政府时期有了转变，这为中美“一带一路”合作创造了可能性和可行性，这种新共识是“一带一路”中美合作的思想基础。面向未来，中美双方应共同尊重各自的重大利益和关切，共同扩大“一带一路”框架性下中美合作的存量，创造增量，寻找更多的利益交汇点和战略交汇点，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方向持续向前发展，更多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一、总体看美国对“一带一路”态度向积极方向转变，这是构建稳定、可持续中美关系的重要契机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美国各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研判。奥巴马政府时期，由于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缺乏必要的了解，美国各界总体上持消极观望和抵制怀疑态度，美国主流媒体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中国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应激反应，认为中国试图建立周边经济联系以谋求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利益，构建一个“去美国化”的欧亚地缘战略格局。尽管美国商界对“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带来的投资机会有所关注，但总体看，积极回应的声音是比较微弱的。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内外政策开始调整，中美关系出现新的发展契机。2016年11月，特朗普总统的安全和外交事务顾问詹姆斯·伍尔西公开撰文称，美国应支持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寻求更大发言权，奥巴马政府反对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希望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做出“热烈得多”的回应。2017年5月11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美中贸易“百日计划”成果简报会上宣布美方将派代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特朗普总统助理、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率团出席了2017年5月14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在会上表示，美国公司准备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公司组成了美国“一带一路”工作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官方给予的最为积极的回应。2017年6月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见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中方代表时，首次表达了美国愿意就“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项目与中国合作的态度。可以看出，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出现了从消极观望到开始合作的转变。
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转变“耐人寻味”，却也在“情理之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一带一路”已在全球获得广泛认同。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得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各方表达了强烈的参与意愿，并已经收获了不少早期成果，而美国迟迟没有回应。以亚投行为例，奥巴马政府“抵制”亚投行，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雅各布以亚投行达不到管理和贷款方面的所谓“全球最高标准”等为借口，多次劝说其盟友不要加入这一机制，但英国、德国、法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选择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此后加拿大也申请加入了亚投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各方参与热情越来越高，特别是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得到全球众多国际组织、国家的积极响应，美国的态度顺应了这种全球性共识与期待。二是美国开始认识到中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带动贸易、投资、资金和人员的流动与流通。这一倡议所覆盖的人口、经济规模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商机，是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难以拒绝的。中美除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领域、环保领域、生物科技、医药卫生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还可以携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第三方市场共同开发和合作。三是“一带一路”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和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动力。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现代信息技术和科技革命使得全球经济呈现出新的跨国界、多边化、多元化、多样化和网络化的链接状态。当美国越来越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甚至挑战全球贸易规则时，中国却成为经济和贸易全球化的有力支持者、建设者与引领者。“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合作重点，致力于将欧亚大陆分散、断裂和割裂的资源、生产、服务和消费连接起来，推动全球各国更加合理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要素，融入并共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可见，“一带一路”将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动力和载体，为全球包容增长、共享增长与可持续增长和平衡发展提供了新机遇，这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个单一国家所无法阻挡的。四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也促使美国态度转变。特朗普是作为反建制、反精英、反主流价值观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是美国国内经济、社会、政党内部矛盾冲突加剧的结果。美国要真正实现使“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肯定绕不开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合作。“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合作的前景广阔，随着“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美国对“一带一路”战略意图疑虑下降，也促使美国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五是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是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转变的关键原因。中美两国元首均意识到中美双方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均有推动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意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展开卓有成效的对美工作，与特朗普建立顺畅的对话沟通机制，是当前中美关系向好的决定性因素。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4月对美国进行访问期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了多项共识，成果丰硕，美国派代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的早期收获成果之一。
美国态度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发展长期、稳定、可持续中美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大国，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转变说明美国已认识到这一倡议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已经对世界上一大批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了难以阻挡的影响，预示着“一带一路”合作将会更加深入发展。从全球治理角度看，美国态度转变也说明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得到认可，中国的全球领导力正在上升。
二、应有针对性地积极化解美国有关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关切和疑虑
尽管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开始朝积极方向转变，但美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目标以及“一带一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尚未形成清晰认识，各种疑虑并没有消除，我们应予以关注和重视。
（一）对地缘政治的过分关注影响了美国形成对“一带一路”的整体看法
美国曾经是现有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缔造者、制定者及支持者。近年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实力相对下降，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进入了新旧规则的转换期、动荡期、调整期，美国国内产生了严重的“战略焦虑症”和“不适应症”。一些人认为中国崛起、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正在挑战美国建立的现有世界秩序，过分强调中美战略竞争的一面。美国诸多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文章将重心放在分析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和所谓的“真正动机”上，这种思维表现出作为长期主导国际秩序的发达国家美国对崛起大国中国的担忧。尽管中国不断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大合唱”，并邀请美国等国家参与，但美国各界仍普遍关注“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意图，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地缘战略，是中国谋求欧亚霸权的重要举措。目前美国政府、智库及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和目标主要有以下几种误判：一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重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战略格局，旨在建立中国主导的霸权地位，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去美国化”的世界秩序，这也是美国一些人最担忧的。二是从经济层面认为“一带一路”试图重构欧亚大陆这一全球最大的经济市场。认为“一带一路”实施将摆脱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有孤立美国的企图。三是认为“一带一路”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回应。中国谋求战略上的“西向”，旨在打破美国的战略包围，还可作为扩大中国海外军事存在的借口。此外，还有一些分析则认为“一带一路”可以提高中国的能源、粮食安全和海上通道安全，破解所谓的“马六甲”困境，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可以看出，尽管美国一些学者如康纳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高度评价，写出《超级版图》等著作，认为互联互通将改写世界版图，将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好处。但美国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还缺乏正确认识。对于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焦虑与不适，我们应予以理解、关注并及时化解。
（二）美国智库与专家对“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表示担忧
在美国看来，尽管“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令人振奋，中国政府也为此采取了切实的行动，但该倡议能否顺利推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美国的一些研究指出，由于中国机构缺乏审查项目可行性的相关经验，中国投资的“一带一路”项目投资风险很大，如中国缅甸的密松水电站项目和波兰高速公路项目等。中国对国外文化和其他国家政治利益的不敏感也引起了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担忧。在美国看来，“一带一路”涉及的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民族和宗教问题复杂，一些国家存在政局不稳的内患，这些都会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现实挑战，如“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穿过了印度和巴基斯坦领土争议地区，存在较大的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此外，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担忧部分还来自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美国普遍认为，“一带一路”代表了一种国家主导的经济管理模式，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政治声誉投资和担保可能会妨碍这些脆弱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一种经济实用主义，也使我们面临着较大的政治风险。
（三）美国学界和智库仍习惯用战略竞争思维来审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看法的影响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以来，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积极响应和广泛的支持。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与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并获得了一批早期收获成果，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很强的可行性。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美国国内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不断深化，呼吁美国积极回应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呼声增加。尽管如此，美国学界和智库界一些人从战略竞争思维审视“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产生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挑战大于机遇。关于“一带一路”对美国产生的消极影响和挑战，美国学界和智库界的担忧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一带一路”将依托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机制挑战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二是认为“一带一路”有可能重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版图，将挑战美国建立的现有国际秩序，与美国形成战略竞争态势。三是认为“一带一路”若成功将导致中国发展模式挑战西方发展模式及其价值观。当前，美国国内有关中美关系零和博弈的思维根深蒂固，我们的舆论宣传和政策解释工作还存在差距，从战略竞争视角看待中国倡议和方案的思想和看法还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
（四）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商界对中国的绿色发展、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存在疑虑
对于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企业界人士比联邦政府更为积极。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举行的2017年国庆招待会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表示，加州愿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布朗在2017年6月访华期间就曾表示，加州高度赞赏并愿积极参加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期待加强同中国在经贸投资、清洁技术、低碳环保等领域合作，推进人文交流等。2017年4月，美国花旗银行从中国银行赢得了一项总价值30亿美元的合同，帮助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开设分支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贸易与监管改革办公室高级顾问吴嘉在2017年10月2日举行的中美投资研讨会上表示，过去几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很快，超出了许多美国人的预期。美国商界，特别是运输、物流、能源、服务等领域的企业非常渴望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不过，美国学界对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开放度、标准等仍存在疑虑。美国的一些分析报告指出，过去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名义上是“双赢”的，但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条款和标准对中国有利，因而对“一带一路”的互利共赢目标表示担忧。此外，由于缺乏“企业走出去”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个别企业在海外进行掠夺式经营、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不尊重当地宗教文化信仰，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发展、环境、劳工等标准产生了疑虑。
三、构建长周期、可持续的新型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美超越双边对抗性博弈的新平台
当前，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正朝着积极方向转变，美国的这种态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带一路”自身的发展以及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作为全球第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关系直接关系到全球经济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美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诸多利益交汇点，双方可以超越竞争，在多领域寻求合作。
（一）构建面向新时代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新型中美合作关系
中美关系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第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关系和中美合作，不仅对两国影响，而且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两国和平相处、合作共赢是两国人民之福，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之幸。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美国对中国相对优势的逐渐缩小，中美关系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突出表现为中美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一是中美权力结构性矛盾与战略竞争增强。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世界实力最接近美国的国家，中国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客观上形成了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地区影响力方面同美国与欧洲的竞争局面。美国认为中国形成了对美国长期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挑战，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上任后，提出和实施了诸如“美国优先”、制造业回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政策措施。与此同时，中国表现出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坚定信心，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旗手，这种实力结构对比下的中美在全球领导力方面竞争更加显性化。二是中美在国际体系结构性变迁中制度竞争加强。国际制度是国际体系运行的规范化表征和工具性保障，当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国际制度与治理体系也要求变革转型。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旧的规则、制度和体系的弊端日益凸显，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全球治理体系进入改革调整阶段；另一方面，为更好地实现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在现有国际体系框架下，中国根据发展需要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等国际治理机制，客观上形成了中美之间的制度竞争。三是中美战略互疑加深。随着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断上升的条件下，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将使中美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困难和挑战，中美关系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当前，中国的最大担心是美国试图阻挠中国的现代化，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而美国的最大恐惧则是一个巨大而“去美国化”的中国以及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有关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关系担忧的声音不绝于耳。笔者认为，对于中美关系的担忧以及社会出现的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疑问，不能简单用历史上一些大国关系的演化来套用。中美贸易规模已经达到5580亿美元，两国人员往来每年约有500万人，这种联系的强度和交往，是历史上以往大国之间所没有过的，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向效应。中美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开展合作是两国市场主体优化资源配置的自发选择。中美共同面临贫困、恐怖主义、环境、核安全、跨国犯罪、传染病流行等诸多全球性问题，需要中美携手合作才能解决。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美两国合作是世界人民之福，两国对抗则是世界人民之祸。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目前，中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未来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取决于两国之间相互交融的程度，取决于民意，更取决于决策者的态度。双方决策者应具有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能力，这是保持中美两个大国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当前中美双方领导人均意识到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唯一正确选择，致力于超越零和博弈，规避更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取得了积极而富有成果的会晤，进一步稳固了中美关系大局，为新时期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多方面共识，进一步明确中美关系走合作共赢之路的新定位，推动了“一带一路”中美合作和中美关系正常稳定发展。据统计，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企业共签署合作项目34个，金额达2535亿美元，涉及“一带一路”建设、能源、化工、环保、文化、医药、基础设施、智慧城市等广泛领域。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应着眼于“一带一路”中美合作，找准两国之间的利益交汇点，找准两国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基点，找准并兼顾各自的重大关切和重大利益，扩大中美合作领域、空间和利益，使中美关系能在一个长周期内稳定、稳步发展，逐步形成面向新时代、有利于两国乃至世界的新型大国合作关系，建立更加稳定、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具备更长周期的中美关系。
（二）“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合作的主要领域
鉴于“一带一路”在中国经济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美关系对国际体系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倡议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被视为加强两国之间合作的重要平台与路径。
中美关系有竞争的一面，更有可以合作的一面。2016年，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5196亿美元，同年双边的投资存量额也增长到1700亿美元。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了11%，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年均增长了6.6%。根据荣鼎集团和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发布的《中美双边投资研究项目报告》，2016
年中国在美国当年投资超过460亿美元，约为2015年的3倍；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并无明显增长。实际上，中美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能够展开合作，将会实现经济有力增长。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一带一路”中美合作可以增加美国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吸引中国资金到美国投资建厂，帮助美国重振制造业和增加就业。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新美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相通相融的，中美完全可以在诸多领域展开合作。
第一，基础设施领域。特朗普政府正在制订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预计，美国基础设施的实际投资需求是4.5万亿美元。中国在基础设施“硬件”方面拥有丰富经验，而美国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治理改革等“软件”建设方面具有优势，中美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第二，制造业领域。美国高端制造业遍布全球，但缺乏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已成为全世界制造业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中美两国制造业完全可以互补，重构产业链，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体系。
第三，创新领域。美国在高科技、管理、治理等方面具有创新优势，在产学研结合、产品检验、规划和企业管理方面经验丰富；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拥有资金优势，两者结合可以实现互利共赢。此外，中美环保领域、服务业领域、医药卫生、生物科技、文化等领域互补性也很强。
第四，共同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与中国相比，美国在不少沿线国家更有历史渊源，熟悉当地情况，具有丰富的人脉、运营和管理经验，中美可以携手开拓沿线国家等第三方市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中美产业融合和发展。
第五，全球公共领域。当前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然而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贫困、贫富差距、全球治理、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核武器扩散、极地、空间等问题成为中国、美国和整个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难题，这是任何一个单一国家都无法解决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在反恐、网络、极地、深海、太空等全球公共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前景，有利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如果能够以合作思维发挥“一带一路”中美合作的合力，“一带一路”将真正成为全球公共品，成为改善全球治理的新平台。
四、相关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回应国际社会关切、体现中国立场主张、推进自身加快开放发展的总战略。美国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要更好地促进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支持，争取双方找到更多的利益结合点。
（一）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
目前，“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正在持续扩大，中美关系基本平稳，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正朝着积极方向转变，这是加强中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重要契机。因此，应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把“一带一路”中美合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探索处理中美关系的突破口与契入点，扩大中美合作领域，拓展中美合作空间和利益，推动建立更可持续、更加包容的新型中美合作关系。
“一带一路”是中美合作的重要平台，应争取早日签订“一带一路”中美合作协议框架，明确“一带一路”中美合作的方向、重点和路径，明确协议落实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建立起中美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效工作机制。这将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的合作，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中美关系大局。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和疑虑，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应报以过高的期望，需积极做好转化工作，顺势而为。
（二）高度重视并清晰表明我对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持开放的态度
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必然会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局来看，维持中美关系稳定，避免发生大起大落的动荡，仍然是中国对美外交的主题。“一带一路”是一个面向全球开放、包容的大平台，符合新型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已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一带一路”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如何发展。因此，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把着力点放在解决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问题，以及与相关国家进一步对接中的共同利益上。对于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态度要持开放的态度，也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急不躁，这应是我们处理“一带一路”中美关系的一种自信与风范。我们欢迎美国超越意识形态和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但没有必要让渡更多的自身利益去获得美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也不能使美国产生错觉，认为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寻求中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三）建立中美合作与沟通对话机制动态回应美国各界的关切与疑虑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美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关切和疑虑不断变化，应多维度建立推进中美合作与沟通对话机制，动态回应美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重大关切与疑虑。一是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下设立“一带一路”对话论坛。加强与特朗普政府进行“一带一路”政策沟通，不断提升其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意愿。二是设立中美“一带一路”智库交流合作平台。当前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看法和错误解读部分来自智库和学界，因此，应加强中美双方政策沟通与信息共享，加强中美智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研究，共同诠释“一带一路”的理念、战略意图、目标和共同愿景，共同回答“一带一路”建设过程的重大关切与疑虑。三是建立中美省州合作平台机制。地方交流是推动美国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良好方式。地方政府能实实在在看到“一带一路”下中美合作的巨大空间，应从地方政府层面出发，逐渐改变美国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整体认识。四是完善与美国商会、商界等民间力量的沟通对话机制。商界、企业家、从业者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先锋。商人比学者对机遇与风险有着更敏锐的嗅觉。与政客和智库不同，美国企业界有务实、创新的传统，少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禁忌。因此，应注重加大与美国商会、相关美国企业等民间力量的沟通，为美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更便利的“接口”。
（四）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接工作
随着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中美“一带一路”合作开始进入务实阶段，应加强研究“一带一路”与美国的各种对接工作。一是加强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接。近年来美国提出并推动了一些地区经济一体化方案，如“新丝绸之路”“印太经济走廊”“亚太全面能源伙伴计划”“湄公河下游倡议”等，应抓紧研究“一带一路”与美国战略的契合点，形成相向而行的战略选择。二是加强研究相关规划对接。在战略对接基础上，根据求同存异、权责明确、分布有序推进原则，抓紧深入研究区分中美之间的竞争领域和合作领域，建立识别这些领域的机制，在此基础上优先研究编制中美共同利益领域如基础设施、能源、科技、文化等的专项规划，明确落实规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三是加强研究重大项目对接。尽快落实《中美合作推进“一带一路”项目调研》首份中美合作协议，同时，应尽快满足美国地方政府、商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形成一批中美“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项目和优先推进项目，争取早日获得成果收获。四是加强服务能力的对接。应充分利用美国一流跨国公司在管理、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服务优势，与我国的产业链、基建、资金优势强强联合，共同开发拓展第三方市场。五是加强研究智力对接。大力支持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学者、研究机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深度合作，加强中美智库在项目调研及学术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百日计划等重要议题的正确认识，加强智库合作研究，为美国政策及商界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寻求互利共赢提供智力支持。
（五）用增量思维来主动塑造和创新中美关系新格局
尽管中美关系被普遍认为竞争与合作并存，不过中美政府均意识到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唯一正确选择，并致力于超越零和博弈。应通过扩大中美合作领域和空间以应对竞争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并将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效应拓展到第三方市场，共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用增量思维来主动塑造中美关系，为“一带一路”创造宽松的外部空间。E国际贸易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下一代贸易方式和新兴贸易业态，中国目前具备先发优势，应将E国际贸易作为推动中美合作的重要工作，摈弃传统贸易中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共同塑造引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规则。探索中美基础设施合作方式，可以通过投资、相互持股或以我对美持有的美国国债，转化为可投资的资金，形成对美巨大的投资能力，逐步减少在美资产的风险。探索解决美对华贸易逆差的新思路，选取食品加工等在美国有综合成本优势的产业先行先试，双方共同推进“中国品牌+美国代工+返销中国”模式，破解中美贸易逆差难题。找准合作共同开放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基点，培育中美合作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中美产业和发展的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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