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李克强多次提起，对中国经济来说，最大的红利将来自改革，刚结束不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会议，全会公布的《决定》共分十六项60条，包含了产权、国有资本、价格、融资渠道、金融、农村土地和城镇化、社保、计划生育、户籍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可看做是中国未来5到10年的改革线路图。个人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此次中国经济的全面改革属于供给学派的做法，由经济学家滕泰所领衔的新供给主义学术研究思潮也在中国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新供给主义最大创新在于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周期，这是前人从来没有过的，中国之前更重要的是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角度进行经济治理，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由此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是新供给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新供给会随着技术进步的孕育产生，社会旧有需求结构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回升；第二个阶段是供给扩张阶段，这时新供给内容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形成良性促进，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速不断提高；第三个阶段是供给成熟阶段：该阶段的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涌向该项供给领域，供给数量迅猛增加，而需求回落，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机制出现中断，但供给仍然维持惯性增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潜在增速回落；最后一个阶段是供给老化阶段，这时期，过剩供给短期难以消化，过剩产业资本沉淀不能退出；老供给不能创造需求，造成总需求持续下降；新的供给力量尚未产生，经济陷入萧条。
在这四个阶段中的新供给形成阶段和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不但能够自动创造需求，而且所有产品销售收入最终都会变为要素报酬，资本、劳动和资源等要素报酬要么转化为消费，要么形成储蓄并转化为投资，形成新的需求。然而，一旦一种产业的生产技术普及到一定程度，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就会形成产能和产量过剩，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过程就会中断。
新供给主义的进步在于为解决经济周期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供给主义都是干预主义，只是干预的方式不同，凯恩斯主张财政干预，货币主义主张货币干预，而供给主义则是生产干预，在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但是从来没有人抓住根本，因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只能减小经济周期的危害，无法促成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到来。经济危机的恢复，或是经济新繁荣的到来，关键要靠新的供给形成，这只有供给主义才可以做到，滕泰的新供给主义学说对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这一批判，可谓抓住了根本，让人眼前一亮，也是其对经济周期理论的最大突破。
新供给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与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类似，但看的更深，新供给主义的现实意义是人类无法避免经济周期，只能让经济周期缩短，也就是当上一轮供给已经老化时，马上启动新一轮的供给，让经济进行新的周期。之前货币主义无效性的理由是任何一项社会主流技术和主流产业，早晚都会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因此无论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抑或是通过计划手段增加或抑制老供给，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周期和供给老化问题，因此启动新的供给才是治本之策。
新供给主义的理论对发达国家是完全正确的，但对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分开看，货币主义的无效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凯恩斯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并非是简单的经济刺激措施，还包含了发展经济学的内容，那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中国每次经济危机时的基础设施改善都会成为下一轮经济腾飞的基础。
新供给主义对经济周期的解决办法是“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在此基础上，主张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具体说来是吸引社会资源创造新供给，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经济尽快恢复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放松供给约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打破生产销售僵局，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恢复增长活力。
当然，新供给主义的提出是着眼于经济周期，但其意义并不仅仅是对经济周期问题的解决，如上面笔者对凯恩斯主义的评论一样，在发展中国家，新供给主义也带有发展经济学的因子，毕竟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也要靠供给的提升。从某种程度上，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在新供给主义中也能找到自己的角色，比如凯恩斯主义常用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改善供给抑制的一种措施，在经济通缩时，加大货币供给也是供给主义的措施之一，新供给主义是一种原则，措施是多样的。
供给主义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但美国式供给主义核心措施是减税，最后演变成了巫毒经济学，不仅没有给美国带来繁荣，反而留下了百年换不清的债务，遗害至今，这是中国应该避免的，这也是中国“新供给主义”与美国“老供给主义”的区别：中国新供给主义更侧重全面改革，而非全面减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