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美国人的工作效率，一个普遍的评价是“高”。美国人或许有其“懒散”的一面：即使在工作日，也总是不乏晒太阳、遛宠物、逛大街的悠闲者。实际上，“悠闲”与“懒散”可能只是一种假象。美国的一些行业采用“朝七晚三”工作制，员工们每天早去早归，从而拥有大半天时间来接送子女、做家务，尽享生活乐趣。虽然美国人的工作效率因人而异，但可以归纳出一些基本特征，其影响因素也值得探究。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不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也是工作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美国诸多行业人工成本较高，这主要是因为从业者的工作效率高。从建筑工到修理匠，从理发师到出纳员，美国人做事大都一板一眼、干净利落，并且工作时间连续。这种工作方式大都是有意识的选择使然。193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公平劳工标准法》设定了工人最低工资与统一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从1985年开始，美国政府部门实行弹性工作制；1997年，美国通过了促进私营企业实行弹性工作制的法案。美国人通过精准安排时间，做到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很少加班加点，且工作日与休息日界限分明。市场调查机构舆观（YouGov）的一项调查显示，52%的美国人认为工作日的工作时长不超过七小时效率最高。
在经济学语境中，工作效率相当于生产率，包括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它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也是体现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言：“生产率在短期内也许不是一切，但从长期看它几乎就是一切。”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2007年发布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显示，美国劳动生产率居全球首位。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评选出的“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50强”榜单中，美国占据半壁江山，其中2014—2016年分别有25家、29家、34家美国公司上榜。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2017年的统计，美国每小时工作产出为69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折算），排在第四位。从科技实力看，美国的研发人员规模、高科技成果总量、专利数量、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均居世界首位。总之，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不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也是工作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美国经济史学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曾把美国的强盛归因于“一亿美国人每天早起为自己和家人努力工作”。这不只是对美国人工作态度的一个简单概括，更是对美国文化的深刻见解。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人的工作效率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念。
其一，美国人的工作观植根于“清教工作伦理”。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阐释，“清教工作伦理”坚信工作是在完成上帝的圣召，财富是荣耀上帝的方式，贫穷是不可饶恕的罪孽。他们努力工作，积累财富，形成了以勤劳、诚实、节俭和制欲为核心的工作伦理。美国的移民先驱们在开垦土地、挖掘沟渠、种植庄稼的劳作中强化了“努力工作是美德”的信仰，这从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中可见一斑。虽然18世纪之后宗教统治在美国日渐衰微，但清教工作伦理所推崇的工作态度延续了下来，成为了美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其二，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是美国文化的精髓。与古老的欧洲大陆相比，美国受传统社会结构的束缚较少。来自不同国度的移民带着“美国梦”踏上新大陆，渴望通过个人奋斗实现梦想。令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阿历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Tocqueville）感叹的是美国人“不安现状”的精神：迁移、冒险、适应变化。勤于创新、勇于冒险、积极进取的特质是美国人的过人之处，也是推动美国社会进步的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
其三，务实精神促使美国人讲效率、重行动。殖民地时期的险恶环境与繁重劳动使早期移民对缺乏效率和不够实用的工具与武器耿耿于怀，并努力寻求符合实际的解决之道。这种实用主义理念培育了美国人对待工作的务实精神，即注重实际效果，摒弃形式主义，以行动求生存，以成效论优劣。在职场中，雇主与雇员是契约关系，他们往往依章办事，不论私交与情面；相互之间明确表达意见，用数量评价事物，用效益论成败。
其四，美国人的工作观深受个人主义的影响。个人主义崇尚自由、自我实现，其真谛在于一个人无论选择了什么，都是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在从业方面，美国人很少“从一而终”，流动性很高。按照劳动经济学的观点，人才流动的过程是人力资本提升的过程。个人主义理念促使美国人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岗位，并充分发挥其专长与优势。当然，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单打独斗、一盘散沙，而是在发挥各自才能的基础上相互协作。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制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良好的管理与员工的工作效率密切相关。作为美国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美国企业的制度安排与管理方式有如下特点。
首先，制度创新保障了美国企业创新的持续性。自1911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以来，美国企业界不断尝试科学的管理方式。从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大规模生产流水线，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制度，通用汽车的“斯隆模式”，到杜邦公司的行政委员会领导制，美国人乐于创新、注重效益、追求卓越的价值观在企业管理中得到充分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界在营销战略、组织方式、生产流程、生产方式、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又一轮的改革，从而拓展了IT革命的影响力。例如，微软和英特尔等科技巨头率先采用了“温特制”（wintelism），使产品以模块方式进行组合，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是美国利用自身优势主导全球化竞争的一种创造，大大提高了美国科技业的生产率。
其次，自主管理制度促使员工更好地发挥个性与潜力。美国私营部门的工作压力较大，但老板也不会一直盯着员工做事，因为美国现代企业奉行员工自主管理制度。该制度的特点是：基层管理人员数量减少，组织结构扁平化，沟通程序简化；员工由“雇员”变为“同仁”，领导者从监督者和控制者变为指导者和协调者。这不仅有助于增加员工的自由度，同时也提升了企业的凝聚力与工作效率。实践证明，自主管理制度下的美国企业基于高度互信与密切合作获得了更大效益。
再次，“雇佣自由原则”有助于美国企业增强活力与竞争力。19世纪末，美国普通法上的“雇佣自由原则”给予雇主任意解雇员工的权力。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促使美国相继出台了旨在限制私营部门滥用解雇权力的法律法规，但“雇佣自由原则”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力，特别是在私营部门。按照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雇佣自由原则”有利于增强雇员的流动性，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美国是公认的“炒鱿鱼”最狠、最司空见惯的国家。很多企业辞退员工立竿见影，“雇了炒，炒了再雇”的模式令美国人永不懈怠。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一些行业有工会为会员提供利益保障。工会与会员之间有“君子协定”，工会每隔几年举行一次大罢工，要求重新签署一份总协议。工会成员按照总协议与企业签署合同，以便获得利益保障。在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工会之所以依然有此威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会募集资金助选的能量巨大，令政客们对工会的利益不敢怠慢。
经历了二战之后的繁荣时期，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低迷，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被西德和日本甩在后面。究其原因，不是美国人的工作态度不好，而是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利，这主要体现在：庞大的军费开支导致研发经费低速增长；高利率、高通货膨胀政策阻碍了制造业对新技术与新产品的投资；“高就业、低工资”的福利政策拖了后腿。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明显上升，其中2000—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达3.4%。美国国会研究室（CRS）发布的《国际视角下的美国制造业》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制造业创造了6.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36%，高于其他行业的比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整。
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推动了信息技术变革与企业技术进步。克林顿政府积极倡导科技创新，尤其是1993年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启动了为全球提供信息服务的跨世纪工程，从而造就了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与硅谷奇迹，也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在2000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克林顿把美国新经济政策概括为：严肃财政纪律，缩减联邦赤字，对人力资源投资，推进经济全球化。克林顿的新经济战略完善了美国经济政策理念，提升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
政府的振兴计划促使美国制造业重现生机。在新经济政策背景下，美国制造业稳步发展。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把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作为重中之重，从而推进了制造业的复苏。2000—2007年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幅高达4.7%，超过美国产业整体水平，推动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是自动化和信息化。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实体经济遭受重创，作为美国制造业象征与荣耀的汽车业濒临破产。为此，布什政府动用金融机构救助资金的一部分救助汽车业，奥巴马政府向通用和克莱斯勒提供了五年期限的救助资金。巨大的压力促使美国汽车三巨头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管理效率、重建劳工关系，2011年之后基本扭亏为盈。2012年，美国增加了国家科学基金、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实验室等重要科学部门的预算，并启动先进制造技术公会项目；2013年，美国发布《制造业创新中心网络发展规划》，由政府牵头成立创新研究院，创立政学研相结合的研发模式。显然，近年来，美国政府从研发、融资、培训等方面着力促进制造业的复兴，这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强势依旧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整体而言，美国人的工作效率很高，这是因为他们务实、敬业、不拖沓，对很多事情能够采取果断行动。而看似懒散、闲适的生活反映了美国人“该工作的时候紧张工作，该休息的时候放松身心”的“守时”文化。乐于创新、崇尚竞争、勇于冒险、追求卓越的美国文化特质，对美国的工作效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正向作用，而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的作用同样重要。总之，以人才为中心、以创新为重心、以效益为核心的良性循环机制，是美国能够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制胜法宝”。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引以为傲的文化环境正面临着巨大挑战。随着科技手段与消费文化的普及，享乐主义、铺张浪费以及追求虚荣的行为正在逐渐削弱美国人勤俭自律、自立自强、积极进取等传统价值观。而大量涌入的新移民在构建族裔认同的同时也侵蚀着美国的主流文化。因此，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我们是谁》中惊呼：美国正面临“国将不国”的现实。未来，美国为提升生产率可能采取的政策包括：增加教育与培训的投入，吸引更多高技术移民，鼓励创新以推动生产率突破“极限”，引导各行各业增加对创新产品的研发投入；缩小行业生产率差异，推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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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李文政：《金融危机前后美国汽车业去产能经验及启示》，《金融发展评论》，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