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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补课”亟待“刮骨疗毒”

以中小学义务教育语数英等主课为培训内容的“超纲超前和应试”补课(以下称双超应试班),属中央政府严令整治的范围。然而,年年讲纠正“超纲教学、超前学习,强化应试教育”的不良行为,成效甚微,它竟成了社会顽症。

笔者认为,要根治此顽症,中央政府必须明令叫停这类补课机构,仅“纠正”因弹性偏大,刚性不足,故难以整治到位,而必须严禁开设这类补课项目,违者没收证照,列入黑名单。唯如此,方能达到根本性整治目的。

双超应试补课班的存在和发展抹煞了基础教育的基本属性,混淆了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根据经济学原理,基础教育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它的基本特征是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由此,基础教育产品理所当然由政府提供,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由政府向适龄学生提供免费教育。需要指出的是,“兴衰在于人,得失在于教”。基础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目的是铸魂育人,事关国家发展大计。

而双超应试班属于企业性组织,其基本特征是,以赢利为目的,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为单一教学指向。由此其经营活动必然侵蚀中小学教师的思想,严重干扰中小学教育的正常秩序,动摇基础教育的根基,异化教育目的,导致基础教育产业化。具体表现有三:

首先,改变义务教育之公益性。本来基础教育产品由政府提供,成本由政府承担,而这类补课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则从根本上改变基础教育的公共产品的性质,趋向市场化,由此增加的经济成本则全部摊到家长头上。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国家投入中小学教育3千多亿元,而同年全国补课市场收入8千亿元,用于教育投入占每个家庭消费开支的35%,比二十年前提高了十倍。家长们苦不堪言:“几代人愿望压在一代人身上,千金万银变稻草,压垮了身子,压断了腰。”所以,今天义务教育在公平保障受教育权利方面的效果大打折扣。而其外在成本,即外部不经济,包括加剧争名夺利、崇权崇财、尔虞我诈等负面作用,则由社会承担。且这类成本具有久远性特点,对社会危害难以估量。

其二,加剧了社会浮躁之风。基础教育之根本任务在于以真、善、美和智教化人的头脑。它来不得半点功利主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梦的实现,现代化事业的推进需要的是一代又一代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而不是权欲、财欲薰心的利已主义者。教育功利化本来在中国就具有浓厚的思想根源。而这类机构的单一(助学生升学上名校)的教学指向,强化了家长、学生功利思想。某校初二班的一次作文题为《我的理想》,全班35人80%的人理想当官、影视名星,竟无一人愿意当普通工人、农民。这具有普遍性。今天,在我们大学校园里,学生和毕业生谈论最多的是“出国”“学位”“当官”“赚大钱”,很少谈及开拓事业、报效祖国。大学,尤其名牌大学,很少着眼于理想与奉献,而是培养出一批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怪不得补课市场灸手可热,千军万马都涌向一条独木桥:上名牌中校,上名牌大学。这样,从小学到大学,一层一层地灌输功利主义,试想如此何以培养出能担当建设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材呢?

其三,腐蚀了教师灵魂,侵蚀了教师队伍。本来,根据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软硬件配置和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只要教师尽责教,学生认真学,完全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基础教育任务,而无须课外超前补课。然而,在物欲横流的当下,补课市场丰厚的利益和教师收益形成巨大的反差,影响了教师工作责任性和积极性,教师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参与补课市场寻租,或故意留一手,把本应课堂传授的知识,少讲或不讲,或把超前学习新知列为寒暑假硬性作业;或提供家长信息,为补课市场提供生源;或上课马马虎虎,养精蓄力,晚上或休息日直接寻租;或与补课机构联手,分享补课市场利益。据悉,某校有一位老师,仅一个暑假既当老师又当补课班老板,就从补课市场赚得七十多万元。

此外,双超培训有违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和学生身体成长规律,剥夺了学生兴趣及爱好,影响学生身体健康。简而言之,双超应试补课危害多多,它直接和基础教育相对抗,危及学生,危及整个社会发展。

当前,要叫停这类补课机构,难免会遇到各种阻力,有思想认识上的,又有利益层面的纠葛或阻挠。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类机构是应市场需要而生,叫停是没有道理的。确实,这类机构最初是为满足少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需求而生的,但并非所有由某种市场需要而萌发的经济组织都是合理的。

严格来说,某些家长望孩子成龙成凤的心理需求,是一种功利性需求,由这种需求产生的这类机构是一种投机性经济组织,它不同于正常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极为有害的产生于市场经济的畸形细胞。当然,它不是没有一点用场。不否认,许多人至今还迷恋于其对上名校的奇功特效呢!然而,从长远或全局角度考察,这一功能无非近似于鸦片烟给人一时的、临时的刺激而已!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初这类机构不多廖廖几家,而今遍布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乃至居民公寓,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达十几万家。其飞速增长得益于社会日盛的浮躁之气、功利之风。研究证明,“不输在起跑线上”这句流行语也是补课机构的行销广告语,而并非出自某些家长之口。这类机构大肆鼓吹补课神效,尤其一些媒体、影视名星积极加盟,加上学校教师的密切配合,使“补课效果”发挥到极致,使不少家长掏钱供孩子补课。有的家庭为此甚至把住房由大换小。连本来不赞成补课的家长也一改初衷,抱着“不补对不起孩子”的思想,无奈地加入补课大军行列。就这样,课外补课很快如滚雪球似地成为中小学生一门不可或缺的基本课、必修课。由此可见,这个市场需求并非全是刚性需求,大部分属于由人为鼓吹而成的跟风性、无奈性需求。

叫停这类机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产业链和既得利益者。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这个市场已遍布全国各地,渗透至学校、教师、政府监管部门官员、互联网、影视界等等。这些单位或个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有出谋划策的,有营销攻关的,有造與论做广告的,有提供信息和生源的,有批执照提供保护伞的,也有专事或兼职的所谓“学霸老师”。由此,他们要风得风,要有雨得雨,即使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他们照干不误,反而蛋糕越做越大。叫停这类补课机构触及他们的利益,就必然遭到他们千方百计的反对。可是,不怕无办法,就怕无决心。当年,共产党带领人民连三座大山都能推翻,遑论这类二超应试机构呢!

刮骨疗毒的故事,流传千年,家喻户晓。它告诉人们,重病必须彻治,否则危及生命。而治重病,须有当年关羽治病的勇气和耐力:“佗用刀刮,息息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奕棋,全无痛苦色。”今天,整治、叫停这类机构,需要的正是这种刮骨疗毒的勇气和精神,需要的是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正能克邪,只要我们集中精力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积极提高教师待遇,发挥教师积极性、责任性,因材施教,采取措施帮助少数后进同学不出校门解决学习上困难问题,还可开办兴趣班,以满足少数尖子学生的需要,就一定能办好基础教育,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就能从根本上铲除二超应试机构的市场。

从根本上看,教育问题是宏观层面的一个侧面,折射的是宏观体制、机制方面的失衡。千军万马涌向大学名牌大学的通道,本质上反映的是分配制度严重不合理。当工人、农民的工资待遇、医疗条件不亚于国家干部之时,谁还会像现在一样把希望只寄托于上大学、上名校呢?所以,整治、叫停二超应试机构的同时,还必须深化改革,破除特权化,创造就业公平、待遇公平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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