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默与诺德豪斯生平简介
罗默（Paul Romer）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创建者，提出“宪章城市”理论，集学者、创业者、世行官员身份于一身。罗默于1983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罗彻斯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1986年，罗默在《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知识投资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创建者。罗默在城市化研究方面提出“宪章城市”理论，认为制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可以香港为蓝本，辟出一块试验区，借用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将该实验区交给发达国家托管，并计划在洪都拉斯将该理论付诸实践，但因被质疑为“殖民主义”的新形式而未能实现。罗默还是成功的创业者，2001年创立以“知识付费”为主要模式的Aplia，Aplia汇集各类科目与权威教科书相对接的网上预习、复习、网上测验等功能。罗默曾专任总裁，后将Aplia出售给Cengage Learning。2016年10月至2018年1月，罗默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是环境经济学的开拓者，奠定“绿色GDP”核算的理论基础，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美国经济周期，提出“机会主义周期理论”，因与萨缪尔森合著教科书《经济学》为公众所熟知。诺德豪斯于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萨缪尔森和索洛等经济学大师，其间接触的“外部性”理论成为其后续经济学成就的重要思想来源，此后他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现为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运用“负外部性”研究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并将家政服务、社会义工等活动纳入GDP核算，奠定“绿色GDP”核算的理论基础。诺德豪斯相对其他经济学家，重视政治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美国经济周期，提出“机会主义周期理论”，认为政党政治与经济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布鲁金斯经济活动小组的成员和高级顾问，于1977-1979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曾在国家科学院的多个委员会任职。其研究领域覆盖宏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并因与萨缪尔森合作著名教科书《经济学》而被公众所熟知。
二、主要经济思想与理论贡献
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马克思的两部门再生产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等均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但现代增长理论的起点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出现，索洛模型意味着现代增长理论的成熟。索洛模型提出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决定经济增长，但是技术水平（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外生变量，该模型并未回答什么决定技术水平，即未能够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来源。与此同时，新古典增长理论始终无法解释两个现实问题。第一，各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经济增长率的长期数据表明人均产出的增长是递增而非递减的，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前提，资本的边际产品增长率是趋于下降的，而技术是外生变量得不到解释。第二，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存在的巨大差异问题。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从长期的发展看，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是可以与发达国家趋同的。但根据以往资料，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有不断拉大的趋势。经过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末期经济增长理论的黄金时期，1970年代初期以来，有关增长理论的文章突然从西方各主要学术期刊上基本消失了。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罗默（1986）、卢卡斯（1988）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技术内生，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1983年罗默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动态竞争分析中的外部性和收益递增》，被视为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作。该文提出了经济学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在以收益递减和稀缺为特征的物质世界中是什么维持经济的增长？
1986年罗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文章构建了一个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长期增长模型。该模型假定完全竞争并采用收益递增和技术外部性来解释经济增长。罗默认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和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该模型的经济意义和政策含义在于：（1）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收益率，解释了收益率随着时间变化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率不一致的原因。（2）与资本一样，知识是一种生产要素，国家必须以对待机器投资的同样方式对待知识投资。（3）由于过去的资本对知识积累是有益的，因而存在着投资促进知识、知识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加能够长期地提高一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一点突破了传统理论的观点，同时说明规模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国总可以比小国增长得快，从而推 翻了新古典绝对趋同的结论。
该模型的缺陷：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实用性，无法较好地描述知识和技术商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的特殊属性。因此，罗默开始在垄断竞争的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
2、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四要素三部门模型，投资教育和提高研发的人力资本存量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引致经济增长
1990年罗默在《内生技术进步》中又提出了他的第二内生增长模型，即四要素三部门模型。该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第二，大部分的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即技术是内生的。第三，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罗默特别强调知识商品的特殊性：使用上的非竞争性（nonrival）和占有上的部分排他性（partially excludable）。由此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1）使用上非竞争性的商品可以无限地累积增长；（2）不完全的排他性和不完全的独占性使知识可以产生溢出（spillover）效应，经济具有长期的收益递增性。
该模型的经济可分为三个部门：研发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和最终品生产部门，研发部门把知识产品卖给中间品部门用于生产机械等，中间品部门将产品卖给最终品部门，研发部门因知识的部分排他性（有期限的知识产权保护期）获得利润。有四种投入要素：有形资本、非熟练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指熟练劳动力，用受教育的时间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在所有经济中短期是固定的，技术水平隐含在先前的创新产品之中。知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力资本，它具有竞争性；二是技术水平，它是非竞争性的，可实现无限的增长。模型假定人口是固定的，人力资本用于最终品生产和新知识的生产。
该模型的经济含义和政策结论是：（1）增长率随着研究的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与劳动力规模以及生产中间产品的工艺无关。大力投资于教育和研究开发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直接支持中间品的投资政策无效；（2）人力资本的规模是至关重要的，居民的文化程度对产出的收益递增必不可少。一个国家必须尽力扩大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经济落后国家人力资本低，研究投入的人力资本少，增长缓慢，经济将长期处于“低收入的陷阱”。（3）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专利的垄断性，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可通过向研究者、中间产品的购买者、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补贴的政策，实施有期限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4）开放有利于增加知识和技术的生产与积累。
3、罗默的政策主张：投资教育和研发，促进技术进步
罗默的政策主张核心观点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投资教育和提高研究开发的人力资本存量等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十分必要。
罗默既不赞成新古典市场调节的政策建议，也不同意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他认为，政策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而应着力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忙于进行“微调”和寻求操纵“软着陆”的方法是不对的。政府应较少地投资基础设施，使基础设施投资私人化是正确的选择。政府应补贴以大学为基地的科学和技术的开发，或建立法律框架以鼓励风险资本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等。对于科技政策，罗默认为大学的作用在于探索基本的概念，着眼国家的安全和需要，追求长远利益。大学不应以商业和经济为目的，应给大学提供良好的环境，不能把大学里的研究推向私人部门。
（二）诺德豪斯：开拓环境经济学，研究碳排放、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
经济学的核心是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追求资源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外部约束之一是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某地能源或矿产的发现带来繁荣，资源的耗竭又引发衰落，不同地区之间通过自由贸易交换资源，或发动战争掠夺资源。在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经济学家更关注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典型代表如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而往往忽视自然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低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产生的不良后果。
近年来极端气候出现的频率不断上升，几十年一遇的灾害时有发生，其中一个重要诱因便是全球变暖，背后则是人类活动带来的大量碳排放。诺德豪斯致力于研究的问题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影响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变化又将如何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要怎样才能实现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具体表现为碳排放、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诺德豪斯对该领域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当时科学家越来越关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全球变暖问题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该领域属于交叉学科，自然科学可以查明全球变暖的前因后果，但缺乏对经济活动与政策制定的理解；经济学擅长于后者，但对前者无能为力。诺德豪斯集自然科学与经济学之所长，在索洛增长模型中纳入碳排放带来的全球变暖的负外部性，开创性地构建了一个关于全球经济-气候系统的简单、动态且量化的模型框架，即综合评估模型（IAMs），以研究经济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双向反馈循环。该模型框架能够模拟经济和气候在不同的自然、市场与政策假设下如何共同演化，进而在不同的全球场景和政策干预中做出最优选择。
诺德豪斯的综合评估模型（IAMs）包含三大相互作用的模块：
碳循环模块分析了全球的CO2排放如何影响大气中CO2的浓度，刻画了CO2排放如何在三个碳库（大气、海洋表面和生物圈、深海）之间循环。该模块构建了大气中CO2浓度的时间曲线。
气候模块分析了CO2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如何影响进出地球的能量流之间的平衡，刻画了全球能量收支随时间的变化。该模块构建了气候变化关键指标（全球气温）的时间曲线。
经济增长模块分析了经济主体如何运用资本、劳动和能源进行生产活动，描述了不同的气候政策（碳税或碳配额）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CO2排放。该模块构建了GDP、社会福利和全球CO2排放的时间曲线，以及气候变化造成破坏的时间曲线。
上述三大模块共同组成了一个简单、动态交互的世界模型，有两大版本：区域综合气候-经济（RICE）模型以及动态综合气候-经济（DICE）模型。诺德豪斯的综合评估模型（IAMs）能够模拟出保持现状或者采用不同政策干预产生的结果，有助于将市场经济引向平衡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合理碳排放水平。
2、诺德豪斯的政策主张：碳税和绿色GDP核算
诺德豪斯建议，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最高效方式是建立全球碳税机制。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一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进大气层，引发全球变暖，最终造成他国受损。环境污染的总成本并不完全由污染者自身承担，从而导致污染高于均衡水平，社会福利减少。政府需要通过征收庇古税来纠正负外部性，使用碳税或碳交易等政策干预抑制温室气体排放。诺德豪斯的量化模型为计算最优的碳税安排提供了条件。
考虑到外部性问题，诺德豪斯和托宾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主张把城市中的污染、国防开支和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入以往通常被忽略的经济活动，例如家政服务、社会义工等，奠定了“绿色GDP”核算的理论基础。
3、机会主义周期理论：政党政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诺德豪斯是一位研究兴趣广泛且高产高质的经济学家，除了上述环境经济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以外，他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也有突出表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75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周期》，被引次数高达4786。诺德豪斯在该文中提出了“机会主义周期理论”，认为政党政治会对经济周期产生显著影响。
在以往的经济周期理论当中，政府通常扮演超然无私的社会计划者的角色，其主要职责是进行逆周期调控以平抑经济波动。但是事实上组成政府的政党和官员都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个体，其机会主义行为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于执政党和在任官员来说，最重要的是下届连任。而选民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根据通胀和失业等经济表现选择是否支持，二是较为短视，近期的经济表现对其投票决策影响更大。因此执政党和在任官员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选举之前通过财政扩张等方式刺激经济来吸引选票，在选举之后再进行政策紧缩弥补赤字抑制通胀。定期选举和政党操纵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扩张和收缩，从而使经济呈现出显著的政治周期。
三、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罗默提出的经济增长动力源于知识技术的生产，诺德豪斯提出的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有诸多启示。
1、加强科技研发和教育投入，降低高科技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探索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人员工资的增值税抵扣，落实并继续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措施，提高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近年来我国科研投入增速较快，研发支出/GDP达到2.1%，但与美国的2.7%仍有差距，更低于韩国和日本，总投入为美国的1/2，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发人员仅为美国的1/4。在研发支出构成中，我国侧重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与美国比低11.8个百分点。因此，第一，继续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调整支出结构，向基础科研倾斜，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第二，降低高科技研发企业的增值税税率。第三，针对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企业难以取得足够增值税抵扣的情况，探索员工工资的增值税抵扣。第四，目前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比例已经提高到75%，需全面落实并加大力度逐步提高至100%。
2、改革科技管理体制，赋予研究人员更大的自由度，预算管理上放宽薪酬发放的限制，国外经验表明人员费是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支出的主要部分，赋予科研人员科研产权以激发积极性。强化多来源的成果评价机制，区分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基础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基础科学成果由学术共同体评价，聘请国际科研人员，主要考核其对学科发展的意义；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由第三方应用部门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评价。加强基础研发，降低政府机构研发的比重，提高高等院校研发经费的比重。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夯实基础教育，提高高等教育投入，放开教育行业管制，改革教育理念，充分给予学术讨论的自由，生产思想与人才。与美国比，我国学前教育较好，但高等教育严重滞后。
3、加强产权保护，稳定科研人员和企业家信心以利于长期投资。知识技术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产权保护的缺失将导致技术创新放缓，研发投入不足。要实现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除了支持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基础性研究以外，还要建立适当的产权保护制度，充分保障技术创新的未来收益，激励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积极投入应用性研究，实现长期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4、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间知识、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经济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从而促使经济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也表明，开放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封闭的国家。
5、通过大幅降低关税、减税清费、放开行业管制、打破垄断等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引入外资和民间资本，促进市场竞争、知识外溢、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当前中国的生产效率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开放带来的竞争和技术引进将助力中国实现经济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6、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执行，适时开征碳排放税，提高资源税税率、改革消费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污染防治”被列入三大攻坚战之中。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加强环保，可以适时开征碳排放税，作为地方税，提高资源税税率，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并提高消费税税率。
7、提高环保政策制定的专业性，避免一刀切式的懒政和惰政，尤其要避免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误伤。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存在代际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和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动态交互作用，因此环保政策的制定需要科学的分析框架和专业的智力支持。制定环保政策时要考虑经济个体的激励约束，通过激励相容达到最优效果。要通过完善而长期的制度安排抑制污染排放，而不是采取运动式的行政手段一刀切关停相关企业。
四、代表性文章
罗默主要的学术论文：
“Growth Cycles”， with George Evans and Seppo Honkapohj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98）．
“Preferences， Promises， and the Politics of Entitlement” （Individu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hild Care， Education， Medical Care， and Long-Term Care in America， Victor R． Fuch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New Goods， Old Theory， and the Welfare Costs of Trade Restric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 43 （1994）， pp． 5–38．
“Looting： The Economic Underworld of Bankruptcy for Profit” with George Akerlof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William C． Brainard and George L． Perry （eds．）， 1993， pp． 1–74）．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with Luis Rivera-Batiz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CVI， May 1991， pp． 531–55）．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90）．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6）．
“Cake Eating， Chattering and Jumps： Existence Results for Variational Problems” （Econometrica 54， July 1986， pp． 897–908）．
诺德豪斯主要的学术论文：
“Resources as a Constraint on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 64， No． 2， 1974．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April 1975．
“Economic Growth and Climate： The Case of Carbon Dioxid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77．
“How Fast Should We Graze the Global Comm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 72， 2， May 1982．
“A Sketch of the Economics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91．
“To Slow or Not to Slow： The Economics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The Economic Journal， July 1991， vol． 101， pp． 920-937．
“Rolling the ‘DICE’： An Optimal Transition Path for Controlling Greenhouse Gases，”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vol． 15， 1993， pp． 27-50．
“A Regional Dynamic General-Equilibrium Model of Alternative Climate-Change Strategies，” with Zili Ya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6， No． 4， September 1996， pp． 741-7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