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经济史上最大的贸易战已经正式启动，特朗普总统决定让贸易战升级，一些美国经济学家现在也认同章家敦所宣扬的旧神话，即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他们的推断乃是传统经济学的缩影，其内容是：只有在经济快速增长，也就是中国GDP增速超过6%的时候，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水平才可维持，而当贸易冲击把经济增长率拉到6%的水平以下，负债累累的组织就会无法摆脱迫在眼前的偿债负担。这会引发大规模债务危机，人们丧失信心，最终导致经济崩溃。与此同时，人民币将不断承压，就算全面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中国的3.2万亿外汇储备也无法阻止人民币汇率崩盘。随着经济信誉不复存在，以及人民币汇率自由落体式下滑使通货膨胀飙升，中共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这种观点认为，为避免上述不祥局面，中共将不得不早早认输，在诸如贸易等问题上向华盛顿作出巨大让步。
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所说，用传统经济学来评估贸易战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影响难有建树，因为中国经济同时还受许多中国独有的非常规因素的影响。此外，美国盲目的战略乐观派认定贸易战将导致中国经济崩溃，这也促使特朗普总统采取强硬立场，而不是寻求和解。在国际关系中，精准的战略眼光对达成协易至关重要，如果一方过高估计自己对对手战略环境的影响力，那么冲突就会持续下去，否则双方是可以达成互利协议的。
所以关键就在于，在对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和中共的倾向作出简单结论之前，美国的战略家们应该仔细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这其中，三个关键的“中国特有的经济维度”应予仔细考虑：中共对信息的全面掌控以及控制信息扩散的能力；它可以改变产权实行紧急国有化；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货币革命做到了无现金，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中共对金融信息的掌控
信息是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和市场整体走向的关键因素。西方与中国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的）金融信息是经过政府筛选的。如果一家大型国企或地方政府面临紧急的流动性不足，政府能够限制消息的传播，从而控制“信息阶流”。这将为监管机构采取行动提供时间，使之能够利用适当的监管、货币或财政补救措施，防止危机升级和变成系统性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效仿这一点，因为媒体会立即对流动性危机进行报道，甚至夸大危险，导致政府无法遏制萌芽中的危机，只能事后采取行动。
诚然，政府能够大规模屏蔽信息是有利有弊的，滥用会产生道德风险，且无益于价格信号的远期效用。但如果策略性地运用对金融信息的控制，并辅以事后问责，那么对经济活动的总体影响就可能是积极的。
中共可立即国有化系统性经济主体
在中国，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当国民经济稳定性面临危险的时候，一家大型金融公司或系统性市场参与者可以随时被国有化，同时可以通过应急措施来注入足够的资金，稳定流动性。最近安邦一案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家公司很快被国家托管，董事长被逮捕。而在美国，国会、白宫和财政部将不得不与律师和说客大军进行长达数月的司法较量，从而错失宝贵的时间。人们可以回想一下2008年的金融危机、Solyndra的破产或救助美国汽车业的时候，国会和行政部门采取行动所耗费的时间。
无现金革命带来税收利好
技术也为中国监管机构提供助力。大数据革命和新的社会信用体系优化了私人资本配置，让经济能够更好地向更加可持续的模式过渡。中国是全球无现金交易的先行者，其金融科技规模是美国的十倍，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提供了大量数据，使它们得以为八亿多用户创建完整的信用评级档案。这大大提升了私人资本配置的效率，因为信用分析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最小化，而这本是金融资本配置中两个屡见不鲜的问题。
虽然无现金交易不能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飙升，但却可以缓解国家的政府预算压力，因为它更易于税收登记。如果中国转向全面的无现金经济，影子经济就会很快进入国家统计数据。这种无现金交易将产生一种未来现金流效应，提高人们对中央政府财政扩张能力的信任，并且可以在不超发国债的情况下救助破产企业。通过当前这种国家收入的增长来实现去杠杆化，可以平稳且可持续地削减债务，而且不必抑制短期的财政扩张。
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尽力估算无现金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宏观经济建模可能是复杂的，而且常常有误导性。然而实现无现金是一项战略决策，这个决策中国实施起来并不难，因为它已经拥有精心设计的技术平台，也就是所谓的无现金生态系统。例如，政府可以对ATM机交易征收专门的从价费，以抑制人们从ATM取钱，鼓励人们使用电子支付平台。在很多使用现金的时候商家不会开收据，因此也从不缴纳增值税。而无现金支付是实时和自动的，增值税会立即向国家会计核算系统登记，这样一来税收收入便会增加。除了“增值税效应”，对交易数据的分析还使所得税变得容易估算，因此可以防止偷税漏税（即“所得税效应”）。即使在希腊，无现金交易也创下了让国家财政环境正常化的奇迹。
的确，中国内部也有人担心贸易战会影响中国经济。对贸易战情况下中国去杠杆化的速度，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出现了颇不寻常的口头争议。中国人民银行官员赞成实行强有力的财政刺激，而财政部官员则偏向于通过国企进行有针对性的财政宽松。
很显然，面对全球性冲击，中国经济并非无懈可击，但由于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并且有大规模草根创业的推动，决定中国的经济活力和债务去杠杆化的，将主要是国内政治、明智的供给侧改革和坚持不懈的对外开放。只有国内进行改革才能充分提高生产力，提高中国的福利，使长期债务与GDP的比率正常化。
因此，美国的战略家们必须准确判断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要过高估计美国贸易关税对中国债务可持续性的负面影响，因为这会促使特朗普总统将贸易战升级，推动中国和美国走上冲突之路。
即使在中国弱得多的上世纪60年代，它也坚决抵制了外国的胁迫，敢于对抗苏美两个世界超级大国。错误估计中国经济基本面及其反抗经济胁迫的决心，不仅会给美国和中国，也会给全球经济秩序带来灾难性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