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的经济外交遭遇了异常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冲击下，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遭遇重大挫折，全球多边贸易机制面临崩溃，中美贸易战也全面打响，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在多个国家遭遇风险，不少项目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在此背景下，中国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多个层次通过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活动，阐释自身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理解，同时不断进行调试，以审慎和灵活的态度来应对中美贸易争端并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力争将自身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应对中美贸易争端和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成2018年中国经济外交的两条主线。
全球贸易体系遭遇危机
2018年，在美国特朗普总统关税大棒下，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和发酵，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遭遇危机。WTO争端解决机制濒临瘫痪，改革面临重重阻碍，国际贸易体系碎片化特征愈发明显，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在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出现“失灵”状态。
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濒临瘫痪，改革面临阻碍。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直接违背了WTO最惠国待遇等原则。特朗普还多次威胁美国将退出WTO，并阻止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成员甄选程序，以实际行动冲击了以WTO为核心的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使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停摆”威胁。在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濒临瘫痪之际，WTO改革势在必行。当前，中国、欧盟等经济体已着手推动WTO改革，然而特朗普政府则以退为进，施压WTO改革向维护美国利益的方向进行，这成为当前WTO改革的最大阻力。在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遭受到WTO的“不公正对待”，不过目前美国尚未出台任何具体的WTO改革方案，只是针对已有方案提出批评意见。如果WTO改革谈判无法满足美国的诉求和利益，退出WTO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退出外交”的又一典型案例，这将对WTO产生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体系碎片化特征愈发明显。在美国“退出外交”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存在领导缺失现象，美欧日均通过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推动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合作，国际贸易格局出现新的变化。2018年，日本主导推动的《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生效，日本还同欧盟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一年，美国同墨西哥、加拿大推出全新的《美墨加协议》（USMCA），美欧提出双方将建设“零关税、零壁垒、非汽车产品零补贴”的自由贸易区，美日也表示将开启双边贸易协定谈判。此外，除WTO无力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外，作为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重要机制，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也力量不足。G7加拿大峰会虽然发布了联合公报，强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由于美国与其盟友在贸易、关税等诸多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特朗普最终未签署公报。另外，由于美国反对，2018年12月1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结束的G20峰会最终发布的公报并未提及“贸易保护主义”一词。国际贸易体制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失灵”，将影响国际贸易增长，并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下行风险。
中美经济关系遭遇重大挫折
2018年，中美经贸关系出现转折，特朗普政府正式发动对华贸易战，而且从“关税战”逐渐向“投资战”和“技术战”蔓延。中美经贸博弈更多的是高新技术和经济发展模式之争，体现出国际格局中守成大国对政治经济影响力日益增长的新兴大国的阻击和遏制。在此背景下，中美经济外交主要围绕解决双边经贸摩擦展开，四次经贸磋商未能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年末G20峰会期间的元首会晤发挥了关键作用，重启中美经贸磋商，为贸易战按下“暂停键”。
一方面，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温。2018年，中美经过三轮“关税战”，双边贸易摩擦逐渐蔓延至投资和技术领域，贸易冲突愈演愈烈。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规模已达2500多亿美元，大约为2017年中国对美输出商品总规模的一半。特朗普政府对华投资保护主义也日益抬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不仅以“国家安全”为由一再阻挠中国投资，还经过立法改革强化了自身权能，以便更有力地限制中国企业通过并购美高新技术企业获取敏感技术，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中美还在高科技领域展开竞争，中美“技术战”日趋明显，特朗普政府对华知识产权“301调查”针对《中国制造2025》，体现出美国遏制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意图和决心。美国还采取多种措施制裁包括中兴、华为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使中美科技关系竞争性和冲突性急剧上升。
另一方面，中美经贸磋商一波三折。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全面经济对话机制停滞，双边经济外交围绕解决贸易问题展开新的谈判和磋商。在磋商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展现出其贸易谈判的进攻、强势、讹诈和反复策略，使得两国贸易谈判波折不断。2018年上半年，中美进行了两轮磋商，并发表联合声明就不打贸易战达成共识。然而，美国却单边撕毁协议，导致双边磋商停滞不前。直到2018年11月，元首外交推动经贸磋商重启，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以及两国元首在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进行会晤，最终达成了暂停加征新关税的共识，为双边贸易争端降温。不过，美国并未放弃其威胁和讹诈的“大棒”，白宫发布的声明称，中美需在90天内完成“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等方面的谈判，否则关税将由10%提高到25%。
中国“带路”外交频遇风险
2018年，“一带一路”建设承接上一年发展势头，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五大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不过，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扩大与深化，一系列风险与难题逐渐凸显出来。纵观2018年中国“带路”外交的发展，以下三方面风险不容忽视。
第一，沿线国政府违约风险制约“一带一路”建设。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更迭导致已签约项目“搁浅”或协议失效，中方企业遭受损失，中国与东道国关系有所疏远，马来西亚即为典型。2018年5月，马哈蒂尔取代纳吉布成为马新总理，新一届政府对“一带一路”持怀疑态度，公开声明要严厉审查中国投资者，8月马哈蒂尔正式宣布取消三个由中资支持的项目。“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受阻不仅使双方蒙受经济损失，还打击了中方企业对马投资的信心，两国经济合作热度大幅下降。
第二，沿线国家可能发生的债务危机增添“一带一路”运作风险。2018年，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经营权问题重回国际舆论视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债务问题引发世界关注，发达国家指责中国开展“债务陷阱外交”。中国一方面面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债务问题对项目本身的冲击，另一方面还需要应对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中所谓“债务陷阱”的指责。在全球经济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走强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一些“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入难以偿还日益见长的债务利息，存在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不过，西方国家夸大了“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债务问题产生的推动作用，或者说是利用所谓“债务陷阱”分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对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中国进行抹黑、打压和遏制。
第三，地缘政治风险加剧阻碍“一带一路”建设。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恐怖主义袭击和治安风险加剧为该倡议推进带来更多阻碍。一方面，沿线国家频频发生新的政治和安全危机，增加了项目建设的地缘政治风险，如，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领事馆遭到巴基斯坦暴力分离组织“俾路支解放军”的恐怖袭击，南非北开普省金伯利市发生严重骚乱，多家华人商铺遭到哄抢。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竞争风险愈发突出，尤其是美国的“印太战略”和“非洲新战略”逐渐明晰，抗衡中国在亚太、南亚、非洲等地区扩大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意图日益明显。
毫无疑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需要投入更多的经济外交资源来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
继续推动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
2018年，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蔓延的背景下，中国继续以负责任大国姿态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在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等方面提出中国的政策主张。
在全球层面，一是推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具体政策，邀请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市场红利。最为突出的是，11月中国首次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吸引众多国家和企业参展，成交额达578.3亿美元。二是携手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推进WTO改革，彰显出中国维护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坚定决心。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G20等多个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持续发出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声音，积极推动WTO改革，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三是中国积极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影响力，为深化各国经贸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理念。例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上提出金砖国家要建设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提升发展中国家竞争力。四是积极承担气候治理领导责任，尤其在12月于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气候大会中，中国力推大会通过《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发挥关键作用。
在区域层面，中国继续深化同亚太、中亚、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合作。在亚太地区，中国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让世界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中国积极参与东盟10+1、东盟10+3、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机制，为推动东亚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贡献力量；在亚太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中国主导的澜湄合作取得新进展。在中亚地区，中国同中亚国家继续深化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中国通过举办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达成多项合作文件，推动扩员后的上海合作组织继续在凝聚共识、促进战略互信、加强互联互通、构建欧亚命运共同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非洲地区，2018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为深化中非务实合作打下坚实基础，对促进中非经贸合作转型升级、中非合作更加协调均衡发展意义重大。在拉美地区，中国借助中国—拉共体论坛推动同拉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中拉将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新契机，深化双方互利合作，拓展中拉合作新空间，树立南南合作新典范。
双边经济外交有所斩获
2018年，除美国外，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双边经济外交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中欧经济关系持续深入，中日经济外交重新热络，中俄经济合作挖掘新增长点。
第一，中欧加强经济外交协调，在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取得成果。中国通过区域和双边经济对话机制加深同欧盟、中东欧及欧洲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2018年，中国同欧盟举办了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同中东欧举行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同英国进行总理年度会晤机制、中英战略对话机制、中英经济财金对话等，同德国举行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第四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等等。中欧围绕贸易、投资、产能等领域合作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深化双边共识。此外，中欧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推动WTO改革。
第二，中日经济外交重新热络，双边经贸关系全面改善和发展。2018年，中日关系回暖，双边经济外交取得重要进展，4月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时隔八年重新启动、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10月安倍首相访华，这成为2018年中日经济外交的三大重点。中日经济高层对话重点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合作与交流、第三方市场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多边合作等议题。中日恢复首脑互访，双方以此为契机达成诸多合作协议。目前中日经济合作的突出亮点在于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可发挥各自优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不过，中日在争夺地区及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上仍存在较大的角力，中国需继续慎重考量对日经济外交关系。
第三，中俄继续保持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取得多项重要成果。一方面，中俄加快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成效渐显。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和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召开期间，中俄两国领导人就在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基础上开展经贸、投资等合作加以探讨，并签署涵盖能源、金融、农业、航天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另一方面，中俄地方经济合作实现重要突破，成为本年度双方经济外交的一大亮点。先后举办了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开幕式、地方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俄地方领导人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旨在完善合作机制和平台、加强规划对接、明确重点合作项目。此外，中俄在能源、投资等其他领域的经济外交合作也稳中有进。科技合作分委会、经贸合作分委会、投资合作委员会、能源合作委员会等悉数召开，中俄两国在此基础上达成了多项共识，达成了多项合作成果。
自贸区外交持续推进
2018年，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加速拓展，FTA战略持续有效推进。双边层面，中国与新加坡签署了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与挪威、毛里求斯、巴勒斯坦、巴拿马、摩尔多瓦进行FTA谈判，与秘鲁、韩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进行FTA升级谈判，此外，与蒙古国FTA以及与瑞士的FTA升级联合可行性研究也有一定推进。在多边层面，中国继续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日韩FTA的谈判。具体来看，2018年中国构建自贸协定网络有以下特点。
一方面，中国FTA伙伴国的广度在不断拓宽。此前，中国的FTA对象国大多位于亚洲地区，2018年中国启动了与毛里求斯、巴勒斯坦、巴拿马、摩尔多瓦等国的FTA谈判，意味着中国的自贸网络正在向更多地区进行拓展和巩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选择的FTA伙伴国多位于“一带一路”沿线，体现出中国自贸网络布局与“一带一路”建设有较高的契合度，不仅能深化中国与FTA伙伴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强化双边互惠互利合作，同时也能节省政策实施、谈判协商的成本，使中国的经济外交活动事半功倍。
另一方面，中国自贸网络更加注重规则深度。中国在构建自贸网络的过程中，愈发注重利用自贸谈判使贸易规则向更高标准、更高水平逐步迈进。2018年，中国与新加坡正式签署FTA升级版议定书，在贸易传统议题和新兴议题上都有新突破，特别是全面升级了投资章节，涵盖了全面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中新FTA升级协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签署的双边自贸协定的最高水平，有望成为未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FTA的模板。在中国与秘鲁、新西兰、韩国、巴基斯坦等国进行的FTA升级谈判或第二阶段谈判中，中国有意识地谈及服务贸易、投资等新议题，反映出中国逐步适应并实施新一代高标准贸易规则的决心。不过，中国大力推动的RCEP谈判和中日韩FTA谈判进展仍然相对有限，各方仍然没有准备好达成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自贸协定。
展望2019年，全球经济体系仍充满诸多不确定性，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变革升级的趋势也日趋明显，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风险和地缘环境风险不容忽视。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外交需要保持充分的战略定力、战略耐心和战略远见，稳妥应对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