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形势、把握方向，做好对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趋势及其对中国影响的研判，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需顺应自身比较优势变化，以扩大开放塑造外部环境，抓住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带来的机遇， 应对外部挑战，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分工地位，为我国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
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将为中国带来机遇和挑战。总体来看， 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仍将延续， 但内涵与条件发生变化。新一轮技术革命将给中国赶超带来重大机遇，世界多极化发展和经济治理架构改革将拓展中国发展的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速低迷、国际竞争加剧、针对新兴大国的疑虑与打压等，将给中国带来诸多严峻挑战。总体而言， 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中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一）机遇
1 . 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将为中国赶超提供历史性机遇
新技术革命，将给中国带来利用新技术“变轨”实现跨越的新机遇；产业分工格局重塑，中国有可能利用全球价值链“重构”机会， 实现产业结构的跃升。一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中国凭借快速的技术学习和能力积累，充分利用多层次国内大市场、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及市场环境，逐步成长为引领全球数字化发展、改变数字化格局的重要力量。二是通过将新兴技术运用到传统产业领域，推动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不断提升中国在传统产业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三是新技术革命将推动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国际分工方式和新的贸易方式，信息化可改变国家比较优势，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
2.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将为中国贸易投资发展带来更大发展空间
尽管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技术防范力度增大，但是，经济全球化方向不会逆转，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平台与方式发生改变， 区域合作不断推进，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等广泛应用带来新的贸易方式和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将加速要素的跨国流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巨大市场，将吸引世界各国不断扩大和深化与我经贸合作。只要我们坚持扩大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仍然可以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3.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将为中国提升在国际分工中地位提供机遇
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实力进一步提升。根据WTO研究测算的不同情景下预测结果，全球2/3以上的中产阶层将集中在亚洲地区。印度、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全球进口占比将明显上升，为我国实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提供发展空间。
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和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将为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供重要机遇。新兴经济体在过去10年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根据课题组测算，预计到2035年，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达到60%，在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中的比重也将相应大幅上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深入开展经贸合作，可充分发挥双方互补的优势，有助于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形成以我主导的区域乃至全球生产网络，将有助于中国在全球分工中地位的提升。
全球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将有利于解决中国自身的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问题。由于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数字技术等能源开发利用技术获得重大突破，资源不再是制约能源行业发展决定性的因素，这为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打破了能源瓶颈的约束。另外，全球的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也为自身的发展和转型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支持。到2035年中国更加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增长，生态环境质量将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方式将得到优化，能源供应更为清洁和安全。
中国有可能在全球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中扮演领导者角色。中国市场巨大，且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电网技术和电动汽车技术、数字经济技术的研究开发特别是商业化应用上走在世界前列，有可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成为全球领导者，从而为中国在全球绿色发展治理中赢得主动地位和话语权。
全球经济治理正处于加速变革期，随着全球性议题和挑战的增多，各国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盼增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推动加快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美国从多边转向单边主义的做法，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国际公信力产生长期损害。国际社会对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寄予厚望，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与完善全球经贸规则上，中国的政策选择为各方瞩目。这为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新的空间，有助于中国切实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制度性话语权。
（二）新格局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1.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经济发展仍将处于动能转换期。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仍在进行，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未能根本解决，人口老龄化加快，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新技术不断涌现但短期内无法对经济增长提供足够支撑。
未来全球经济风险不容忽视。未来5~10年风险将进一步加剧，大国对抗风险、摩擦持续升级导致贸易战、金融风险导致政策失效、不平等固化、不兑现国际承诺、网络安全与冲突升级等。此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外溢效应冲击全球金融市场，新兴经济体汇率大幅波动，需警惕再次爆发较大规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风险。
2.全方位国际竞争显著增强
未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进程仍将继续，商品、资金、人才、技术流动将更加自由，全球对资源、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随着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产业革命， 中国面临各国对前沿科技，特别是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和高新技术领域的激烈竞争。随着全球分工日益深化、细化，各国对利益分配更加关注，未来围绕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必将更加激烈。
中国将面临双重竞争的挤压。一方面，需要警惕国内产业过快对外转移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开放发展战略， 随着比较优势转换，中国将会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强的竞争与挑战。另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竞合关系发生变化，贸易投资摩擦将会长期存在并逐步增强。随着中国不断提升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发达国家互补关系逐渐转向竞争；发达国家为防范中国快速的技术追赶将出台更多贸易投资领域的针对性限制措施。
3.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引发外部担忧与遏制
历史经验揭示，大国崛起必定不会一帆风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速度和方式的担忧与质疑与日俱增。处理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关乎中国可持续发展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局。美国视中国为对其核心价值观和全球经济主导地位最具挑战性的国家，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中美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竞争与合作成为常态，美国既想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又会极力围堵遏制中国，两国摩擦和碰撞不可避免。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全球风险报告》指出，93%的受访者认为大国间的政治或经济对抗将更加激烈。欧日等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升级与快速追赶也存在疑虑和担忧。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实力快速提升也是期待、质疑、防范等各种情绪相互交织，既要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又希望寻找其他大国平衡中国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大国博弈与多方角力，使得中国的外部环境变得异常复杂，处理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是中国面临且必须处理好的重大挑战。
4.全球经贸规则重塑提出改革开放新要求
未来，各国意欲通过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维护自身利益的趋势将进一步增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仍具有较强的主导权，更加重视对中国的针对性、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新趋势、将市场开放的重点转向服务业市场准入与投资自由化、着力“监管一致性”的边境后议题和21世纪议题，将给中国的市场开放与体制改革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此外，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催生的贸易模式，对我国监管模式创新和规则制定能力，提出了更高、更为迫切的要求。
未来，受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影响，经济议题政治化，多边谈判受阻，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投资限制的举措与制度性安排等呈现明显增多、增强势头，都将会给中国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带来新挑战。
需要强调的是，必须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机遇与挑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主要取决于我国的工作。工作做好了， 挑战可以转化成机遇；工作没做好，机遇也会转为挑战。因此，必须准确判断形势，调整战略，发挥优势，弥补短板，才能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实现趋利避害。
中国的战略应对
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 中国要充分利用大国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主动营造外部环境。同时，要适应中国比较优势转换，充分发挥本土市场优势、人力资本优势、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优势，加快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大力吸引全球生产与创新资源、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产业，增强创新能力，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确保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牢牢把握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绿色发展带来的机遇
中国在新技术领域具备良好的创新发展基础，加上政府重视和社会积极投入，未来15年，数字技术、能源技术和绿色技术革命为中国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要发挥好市场规模巨大、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完备等优势，弥补制度短板，克服面临的挑战，鼓励产业创新，力争走一条从应用创新到原始创新演进的新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甚至赶超。
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的技术创新。加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动云、网、端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基础设施普及水平。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推广。加强网络安全、数字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数字主权等领域的全球合作。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能源数字化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并为世界能源变革提供可靠产品、解决方案和治理方案，引领全球能源变革。加快环境保护和循环发展重大共性或瓶颈式技术装备研发，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二是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进科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技创新模式从需求驱动转向需求和供给交互驱动，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在部分领域实现前瞻性、原创性、引领性重大科技突破，逐步从科学技术的“跟随者”“追赶者”“并跑者”向“创新者”“领跑者”转变。围绕新兴技术领域，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在应用基础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是打造良好的产业创新发展环境。发挥我国市场巨大的优势， 坚持从应用创新向原始创新演进的创新道路，破除传统制度障碍，积极构建与新技术革命相适应的产业发展制度，建立适应创新发展的良好市场监管制度，支持创新创业，促进科技成果应用，加快新一轮技术革命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四是推动人力资源和教育市场的适应性改革。根据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人力资源需求，加快科技体制和教育改革，培育创新型人才，激励人才创新。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和数字化需求，设计过渡计划，构建终生学习体系，加强职业培训，适应新技术革命引发工种变动新需求。
五是要积极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创新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下的高水平国际竞争、融入全球化科技创新，亟须建立良好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环境和与国际接轨的创新环境，吸引和集聚人才、技术和资本等国际高端创新要素。面向未来新技术革命和高质量发展对创新提出的更高要求，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包括建立和完善与吸引一流海外创新人才相配套的税收、医疗等制度。加强企业整合全球创新资源能力，培育世界级的创新型企业。
（二）着眼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着力推进关键领域市场化改革
着力推进产业国际竞争力升级。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 加快推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正确处理“转型”与“转移”的关系，构造以我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资本、技术密集领域实施开放发展新战略，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为动力，加速提升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积极推进关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深入开展电力管理体制、油气管理体制、户籍管理制度、财税管理体制、金融管理体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挖掘要素成本下降的空间，培育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加快重点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一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引入市场竞争，加强对自然垄断性质基础设施的规制。二是通过培育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股票、公募私募基金等多种绿色金融产品，形成成熟稳定的绿色金融市场，将环保成本内在化，并嵌入社会生产全过程。三是加快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建立良好的数据流通制度，使数字化进程中的企业竞争更加公平。
（三）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是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开放，完善外商投资环境。不断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主动降低关税。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水平，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压力测试和先行先试作用，并加快创新经验的复制推广，不断增强自贸试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二是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制建设；完善安全审查制度和风险防范体系； 增强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充分发挥地方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加强法律法规与能力建设，为扩大开放提供支撑与保障。完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国内协调机制；加强对外谈判的组织协调机制，通过提升授权与沟通协调的层级，提高工作效率；完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重大涉外谈判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大力加强应对贸易摩擦能力建设，应对经贸摩擦长期化、常态化趋势。
（四）积极稳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需保持战略定力，力争为国内发展赢得更长战略机遇期和有利的外部环境。可选择国际合作需求迫切、与中国实力能力和现实需求相匹配的领域等为重点，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提升我国制度性话语权。
对符合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需要的现存体系和规则，要维护其权威，通过改革完善以善加利用。如：多边体制对维护国际经贸秩序良性发展不可或缺，需坚定维护基于规则的、开放公平、透明可预测、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主导地位，维护构建开放性世界经济和自由贸易，提高其有效性和灵活性。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新机制的建设。参与TISA/GPA等诸边谈判，不断完善金砖合作机制，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发展议题和2030年后发展议程的落实，在新经济、新模式、绿色发展等领域积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需注意，不另起炉灶，不挑战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经贸规则，不搞势力范围。
（五）处理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
从维护战略机遇期的高度处理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保持战略定力，审时度势、沉着应战，着力练好内功，趋利避害、把握机遇。
一方面，深化利益融合，以创新的视角和方式挖掘合作共赢潜力。处理好与美国等大国关系，要以静制动、避其锋芒，通过多层次沟通对话，寻求利益契合点。另一方面，趋利避害，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短期内，树立底线思维， 做好预案、精准反击。对美国在双边经贸关系中挑起的争端，在总体克制、不激化矛盾的原则下，有理有力有节地妥善应对，针对其极端和反常规举措，准备好应对预案和反制措施，“以斗争形成威慑、以斗争求合作”。长期来讲，虽然我无意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但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结构性矛盾不可超越。为此，我们在全球治理上需谋定而后动、发挥集体推动力，切忌因急于“填补空间”、突显中国作用而过早引发全面对抗与冲突。
（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稳定，是人类社会努力的方向。在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的关键历史时刻，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平台。
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新型区域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一带一路”引领中国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朋友圈，维护更为稳定、紧密、互利的双边和区域经贸关系，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
一方面，以设施联通为优先领域、以贸易投资合作为重点，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五通”，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容，共创发展机遇，以适应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转移到亚洲、新兴经济国家实力将快速崛起等国际格局变化。另一方面，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既重视沿线发达国家的核心关切，也高度关注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深度挖掘利益交汇点，促进应对全球性议题与挑战的国际合作， 加强机制建设、不断增进互信。为全球合作发展提供新路径，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提供新动力，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