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中央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正确理解中央提出的“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判断？
丁安华：中央对当前形势和未来发展的判断之重点有四：一是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个大变局为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从而认定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值得特别关注。二是中央承认我国经济运行面临下行的压力，问题是多方面的：长期与短期，周期与结构并存。三是中央认为主要矛盾仍是供给侧结构性的，虽然提出要稳定总需求，但仍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四是中央认为我国经济拥有足够韧性和巨大潜力，长期向好态势不变。
总之，此次会议做出了“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思想动员。
邓海清：政策层对中国经济长期不悲观，但是忧患意识显著增强。会议强调，“我国发展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但与此同时，会议也强调“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要增强忧患意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的提法一致。
对于2019年，市场同样需要增强忧患意识，2019年政策条件相比2018年对市场和经济更为有利，但也应当避免盲目乐观，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有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依据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形势的判断，可否概括一下此次中央作出的整体部署？
邓海清：此次会议抓住了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本质，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于经济的态度是“稳”，仍然坚持“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不是重走强刺激的老路。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力度，符合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但绝非“强刺激”，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约束和房地产整体定调未发生变化。
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转型，此次会议强调“要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等一系列符合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基调，有助于提高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真正实现“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丁安华：中央针对当前形势作出相应部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面临世界之大变局，中央提出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基础之上，“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就是说，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消费方面，重点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在投资方面，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大基建“补短板”的力度。对外方面，中央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二是为应对经济下行中的“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会议提出了应对危机的方向，即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优化结构，科技创新，改革开放，绿色发展，“变压力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会议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置于明年重点工作的首位，着力强调了推动技术创新，“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
三是在如何深化以供给侧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中央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其中提到推动“市场化改革”“支持民企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旗帜鲜明地提出国企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要深化金融体制特别是资本市场改革，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
四是通过“逆周期管理”体现中国经济的韧性。中央强调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当前“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并提出“稳定总需求”，而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只字未提“需求”。相应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基调也发生了变化，财政政策在“积极”的基础上补充了“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则由“保持中性”变为“松紧适度”。明年需求端的管理措施将持续发力，包括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大幅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进一步改善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环境。
扩大增强需求端，重点是扩大国内市场需求
中国经济时报：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提总需求，释放了哪些政策信号？
连平：当前国内外需求都有进一步走弱的压力，扩大需求将是2019年重要工作。从外需来看，在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影响下，出口增长存在较大压力。从内需来看，今年二季度以来我国需求逐渐走弱，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有进一步走弱的可能。因此，扩大需求是2019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我国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未来发展潜力更大，无论是消费潜力还是投资空间都很大。在消费需求方面，2019年将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进一步促进开放、增加进口，下调和取消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把消费端留在国内，促进国内消费市场扩大。落实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消费能力。在投资需求方面，重点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加强5G应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
邓海清：时隔两年重提总需求，定调“稳定总需求”，与之前的“适度扩大总需求”不同。2017年会议删除了对于总需求的定调，其含义在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重视质量而非数量。但由于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巨大，且外部环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重新重视总需求很有必要。但与2015—2016年会议定调“适度扩大总需求”不同，2018年的“稳定总需求”是非常合理的提法：一方面，强调了经济绝不能失速下行，另一方面，体现了绝不以经济快速扩张为目标，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中国经济时报：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货币政策不再提“中性”，而是罕见提出“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其中有何深意？
连平：当前内外需求处于下行周期，宏观政策需要发挥逆周期条件的作用。在稳增长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下，主要是做好“六个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会议指出，2019年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邓海清：货币政策定调不再提“中性”，在这一层面罕见提出“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比2015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定调，2015年底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2016年底会议提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2017年底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此次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定调显著比2016、2017年会议更松。
会议提出“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一提法在央行层面表述较多，而在中央层面表述非常罕见，我们认为，其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改善短端利率向长端利率的传导，应当表现为期限利差的收窄；二是改善无风险利率向风险利率的传导，应当表现为信用利差的收窄。中国不仅应当加快建立有效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更应当建立有效的信用定价曲线，而不应当除了无风险就是高风险，两级严重分化。
货币政策需要吸取2014—2016年的教训，MPA适度逆周期调节是合理的，但是重新演变为金融机构野蛮扩张、全面加杠杆并不符合当前政策方向。
连平：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定向调控仍是主要特征。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该表述基本延续了近一段时间以来的货币政策基调，意味着明年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偏松，流动性较为合理适度，定向调控、精准滴灌仍是明年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特征，继续加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等薄弱领域的支持。同时货币政策调控也会注重增强灵活性和前瞻性，会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进行灵活、前瞻调整。
另一方面，除非有严重的负面冲击，否则货币政策“大水漫灌”的可能性不大。在此情况下，预计明年可能有2—3次降准，且定向降准的概率更大。鉴于贷款利率很可能即将下行、目前存贷款基准利率已是历史最低，预计全面降息的可能性仍不大。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中央经济工作议会提出财政政策基调是“加力提效”，如何准确理解中央表态？
连平：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2019年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预计财政赤字率可能从今年的2.6%调升至3%左右，着力提振市场信心，更好地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降低市场主体负担，促进生产扩展和供给增加。
预计将推进增值税改革，下调增值税税率，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支出、科技创新研发费用的税前抵扣优惠，大幅度降低、制造业、零售业、中小微生产企业的整体税负。
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支持基建和补短板薄弱领域，将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对重点投资项目保障项目资金需求。2018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安排1.35万亿元，2019年可能显著高于此规模。
邓海清：财政政策继续加码，但地方政府债务约束恐难放松。此次会议财政政策基调是“加力提效”，对比2017年则是“取向不变”，财政政策加码意味明显。此次会议提出“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减税降费一方面符合凯恩斯主义的扩大总需求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符合供给学派的降低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核心思想。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会议有三处提及：一是“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二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三是“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综合起来看，地方政府债务约束不会放松，但是开正门力度会加大。
连平：2019年将继续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金融风险仍是重中之重。会议指出，“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可见，结构性去杠杆仍是明年去杠杆工作的主要思路，重点是处理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鉴于目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隐患不小，预计明年对此会加大监管和整治力度，但也同时强调“可控、有序、适度”，这也是避免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
与此同时，鉴于明年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包括股市、债市、汇市等在内的金融市场仍会出现大幅波动的可能，各个市场形成波动共振的风险不容小觑，需要予以密切监测并妥善处理。
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持续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中国经济时报：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强调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请详细解读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举措？
连平：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要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对外开放。在深化改革层面，本次会议提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国企改革的重点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财税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紧密相连，2019年将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在对外开放层面，本次会议提出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改革的重点在于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过去对外开放主要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未来要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降低制度成本，推动市场多元化发展。
金融体系也推进“供给侧改革”，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是重点。会议指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强化监管和服务能力”。这实际上相当于金融体系的“供给侧改革”，即着力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一方面是继续推动金融机构，特别是小型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继续鼓励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通过进一步增加金融机构主体来提升金融体系全面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特别是增强对小微企业等“长尾”客户的服务能力。此外，预计金融监管改革仍将持续稳步推进，除了落实已有的改革举措外，围绕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建立统一的金融统计体系等预计也会加快推进实施。
邓海清：市场化改革力度或显著增强，“公平竞争”成为核心定调。此次会议，提到公平竞争有两处：一是“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二是“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各类企业能够“公平竞争”。对于国企改革，延续了2017年的定调，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2019年国企改革可能真正取得突破。
优化提升供给端，重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于持续提升我国的经济结构有哪些作用？
连平：当前我国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是经济发展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优化提升供给端，就是针对性地解决结构性问题，促进产业结构转型。2019年将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提质增效。
一方面，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经过过去几年去产能工作，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部分行业已经出现恢复性增长。但仍有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需要继续推进行业出清，稳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加快处置“僵尸企业”。
另一方面，促进高质量供给能力提升。在清除低效率过剩产能的基础上，要推动有效供给能力的增强。当前已经出现供给提升的积极信号，1-11月制造业投资增长9.5%，增速逐渐加快，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
2019年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新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还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维持“房住不炒”不变
中国经济时报：针对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再次萌生了一些通过撬动房地产市场拉动经济的想法，但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彻底打消了此种念头，其意义何在？
邓海清：对于房地产市场，维持“房住不炒”不变。近期房地产政策变化引起市场普遍关注，市场一方面存在房产税提速的预期，另一方面也存在放松房地产调控的预期。
此次会议定调“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与2017年定调基本一致，但增加“因城施策”“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表明确实存在各个城市因为各自状况不同，采取放松或收紧房地产政策的可能。
需要注意，在“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约束下，地方政府需要仔细权衡，地方房地产市场的暴涨或暴跌都不是中央希望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