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过百年。坦克、飞机、潜艇，乃至毒气这些当时最新锐的武器在这场战争中纷纷登场，不仅在战场上造成了重大伤亡，也深刻地改变了战争形态和军事思想。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一战在军事方面的遗产和教训：一是战前军备竞赛对战争爆发的影响，以及战争对军备竞赛形成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和军事体系的考验。二是大国战争范式进入总体战时代的影响。三是主要参战国家军队对于一战战场环境的适应。
军备竞赛对战争爆发和进程的影响
一战前，主要大国在海上和欧洲大陆的军备竞赛引人注目。海上和陆上军备竞赛的焦点包括总体海上和陆上优势，以及围绕战时重点方向的作战目标展开的部署和作战计划之间的竞赛。军备竞赛对一战的爆发和战争进程都产生影响。
海、陆军备竞赛对一战的爆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近年来，在一些历史与现实的类比中，战前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对战争爆发的影响被夸大。事实上，德国在1913年已经放弃与英国继续进行造舰上的竞赛。在作战层面，双方海军都未着眼于通过先发制人来取得战役主动权，海军领导人对于战前的危机管控并未施加明显压力。因此，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对于战争爆发的直接影响较小，但恶化了英德双边关系，使英国与法国、俄国通过协约的方式管控了殖民地竞争之后，进一步聚焦于德国挑战，甚至开展秘密参谋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英国在七月危机中最终决定站在法俄一边。可以说，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对一战的爆发有间接影响。
陆上军备竞赛对于一战的爆发则有更为直接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期陆上军备竞赛和安全危机相互交织也造成了欧陆大国在应对危机时对军事手段的依赖不断增加。陆上军力平衡的变化给德国造成的压力，使德国决策者在萨拉热窝暗杀事件暴发后的七月危机的应对中更愿意承担局部甚至大国战争的风险，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提出苛刻的最后通牒并迅速宣战。为了支援塞尔维亚和威慑对手，俄国首先展开局部动员和总动员。此后，德军统帅部为了防止丧失主动权而启动了以迂回比利时进攻法国为先导的“施利芬计划”，不仅压缩了对作战计划知之甚少的德国文官和外交部门的应对空间，并且因为进攻比利时，使得参与对比利时安全保障的英国国内舆论和内阁主战派最终主导了决策过程，选择加入战争。
海陆军备竞赛对于战争的进程的左右也不同。在战前海军军备竞赛中，英国不仅确保了总体实力优势，而且成功调整了全球海上力量部署，通过和日本与美国等新兴海上力量之间结盟或妥协，以及战前与法国达成非正式的在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峡的对德分工，改变了长期以来舰队全球分散部署的态势，将主力舰和人员从远东、美洲和地中海回撤集结至本土周边，确保一战爆发后英国在北海战区对德国海上力量形成明显优势，为英国的战时制海权打下基础。
而各参战国战前陆上军备竞赛的成果，却没有通过初战的考验。各方以攻势为主导的作战计划，在战争初期均受到重大挫折，例如法国为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进攻被德军迅速击退，俄国进攻德国的部队在坦能堡被德军围歼。德军“施利芬计划”的实施中，受到兵力不足和法俄英快速反应的多重压力，虽然取得攻占法国和俄国大片领土的进展，但未能在西线和东线击败协约国陆军，使德军陷入长期两线作战的困境。参战大国战前建设的陆军从人力物力到后勤保障上都难以承受持久战的消耗。国内战时动员和训练的新军，和经济动员形成的战时装备与物资生产能力，支撑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持久战。
总体战的考验与挑战：代价巨大、难以速胜
战前军事体系和战略指导思想在战争初期遭遇的各种“事与愿违”，也标志着在工业革命和现代政治体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大国战争进入了总体战时代。在总体战条件下，战争指导不能基于战役层面的速战速决。参战大国的人力物力动员能力达到新高度，能够弥补重大战役的损失。此外，国内政治动员使舆论在前线出现失利和重大伤亡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既定战争目标，反对以妥协的方式停战，使外交手段边缘化。因此，与十九世纪末期的德国统一战争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日俄战争相比，一战期间，一个甚至多个重大战役的结局难以对战略进程产生较大的推力。
总体战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代价，对主要参战国家的考验也超越了军事领域。参战国的战略绩效主要取决于其掌握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将其转化成战争能力的效率。在欧洲主要参战大国中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落后的沙皇俄国，不仅无法有效将其资源禀赋转化为战争能力，而且奥斯曼土耳其参战切断黑海海上交通线更令其处境雪上加霜，内政、社会和经济在近三年持久战的压力下完全崩溃，于1917年爆发革命，不得不退出战争。
德国拥有较高的动员效率和战斗力很强的陆军，但长期两线作战暴露其人力资源的不足，英国的海上封锁对德国的经济压力也与日俱增。1918年春季，德军虽然连续进攻，也无法利用俄国退出战争后出现的时间窗口在战略上打开局面，由于无法弥补进攻阶段消耗的人力物力，难以招架协约国军队1918年秋季的反攻。在盟友投降或崩溃，德国国内社会经济恶化，爆发局部革命的情况下，德军统帅部迫使威廉二世退位，并向协约国提出停战。
在总体战中，英国和法国则发挥其政治、经济和外交优势，克服了“弹药危机”和个别部队的哗变，顶住了俄国退出后德国的攻势，在西线迎来美军这一生力军，在后方生产和前线后勤保障中，还得到了中国劳工的支援，在战争末期掌握战场主动权，突破“兴登堡防线”。
技术变革、战场环境如何影响作战样式和理论
在作战层面，主要参战国的武装力量需要适应一战战场环境的变化和技术变革的影响。无畏舰、潜艇、速射野战炮和机枪等在一战中发挥影响的多项军事技术虽然在战前已经发展成熟并列装部队，但它们对一战特定战场产生的影响对于参战各方仍然构成了挑战。在一战期间出现的毒气、坦克等新的军事技术也在不断塑造战场环境，同样需要各大国军队从技术、战术和作战层面有效应对。
西线堑壕战造成的刻板印象使一战陆地战场的多样与演进被忽视。第一，除了西线之外，陆上机动作战在东线等战场广泛存在，并且对苏联的作战理论产生巨大影响。第二，堑壕战是西线参战国陆军适应战争初期机动作战失利的产物。面对敌方强大的火力，官兵为了加强防护开始自发挖掘堑壕，并引起陆军高层的重视，通过命令和条令的方式规范并推广。第三，堑壕战期间，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各国陆军不断变革作战样式和理论。在堑壕战初期，各国陆军在攻防中都强调寸土必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德军率先将作战目标调整为杀伤敌方有生力量，创造纵深防御体系，即利用前哨阵地迟滞和消耗敌军，在主阵地周边集中火力杀伤敌军，最后动用二线预备队击垮敌军的进攻。由于防御体系日臻完善，进攻方虽然能够使用坦克、毒气等新装备，也难以突破防御纵深。直到1917年后，突击队的编制和战术不断成熟，步兵、炮兵、工兵和装甲兵等不同兵种之间的协同不断加强，双方部队才具备了阵地攻坚能力，先后转守为攻，打破战役僵局。
一战海上作战态势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作为水面作战主战区的北海的地理环境和英德之间海上力量的对比。相对于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和主要海上对手之间的力量对比，一战期间英国对德国的海上优势并非压倒性。然而，英国的地理位置又有利于其依靠既有优势，通过困住德国海军来维护制海权。因此，英国能够采取较为保守的海上战略来满足其需求。
二是海上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潜艇、驱逐舰等岸防和近战装备的发展，增加了主力战舰在敌近海封锁或与敌纠缠的风险。大舰巨炮时代主力舰火力、防护力和机动能力的突飞猛进，受到了指挥、情报、通信技术缓慢发展的拖累，使作战体系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短板，制约了主力舰队的作战能力。日德兰海战的经验表明，在缺乏可靠通信和情报感知手段的条件下，间距拉开，不同舰种混编的大型编队在高烈度战斗中存在反应迟缓，协调不利的问题。
三是两国海军的传统和组织文化对作战层面的制约。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近百年的时间里，英国海军缺乏大国战争经验，受国内保守文化影响，因循守旧，骄傲自大，逐渐丧失了战役层面的灵活性。德国海上战略的初衷是在和平时期利用海军力量制衡英国，一战的爆发让德国海军措手不及。在日德兰海战与英军交手后，尽管取得战役胜利，但并未夺取制海权，更加消极避战。应该指出的是，双方海军也在尝试新的作战样式，如德国的潜艇战和英国的反潜护航作战，以及英法在达达尼尔海峡失败的两栖作战。
一战军事遗产的百年启示
一战的军事经验与教训对于战后主要国家武装力量的发展建设，甚至二战的进程影响巨大。作为战败国德国在战后系统总结了作战层面的经验教训，用于指导军队建设。但在战略层面上，以鲁登道夫为代表的战时德军决策者回避和推卸责任，片面强调国内动员不能满足总体战的需求，甚至制造所谓一些国内势力破坏战事的“背后一刀”式的阴谋论。二战时期，德军尽管战斗力彪悍，也无法挽救德国决策层发动和扩大战争的战略错误对国家的毁灭。
苏联在战略上深刻吸取一战沙俄国家崩溃的教训，在战后加速工业化，强化国家动员能力；同时依据战争时期机动作战的经验和机械化的发展趋势，提出并不断完善大纵深战役理论，为苏德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一战经验使法国陷入自身无力与德国抗衡的悲观情绪中，在战略上过度强调利用战后体系削弱德国，同时片面吸取堑壕战时期的经验教训，将要塞防御作为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为二战的失败埋下伏笔。
美国和英国将一战陆战在军事上视为负面经验，为了寻求更加优化的战略手段，两次大战期间重视对于“英国式战争方式”、“空权论”和机械化战役理论进行探讨，推动了相关军事学说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一战催生的总体战观念对于东亚格局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总体战条件下日本资源禀赋等多方面的脆弱性的焦虑成为两次大战期间日本国内发展与外交战略讨论的焦点，也进一步刺激日本加快大陆扩张，全面侵华，以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
一战德国的失败和总体战的观念也让中国战略界认识到，军事能力本身并非左右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共双方的战略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蒋百里的《国防论》都受到总体战观念的影响。总体战观念使中国各界意识到了日本国力的局限和中国自身战略和外交的优势，尽管在战争初期战役层面不断失利，也决心坚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
一战的军事经验与教训对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国际战略格局仍有启示。一是一战使世界意识到在经济、社会和科技变革影响下，大国战争的风险和代价难以承受，二战的经验和核时代的来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知。二是战略规划与实施在和平与战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时有着巨大的差别。军事竞争和军备竞赛难以解决安全问题，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得到有效管控。三是军事体系需要保持不同层级的适应和创新能力，应对战略环境和技术变革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