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从战略和政治角度，既宏观又深切地比较1907年时的英德竞斗与2018年时的中美竞斗，由此揭示后者的相对严重性和它包含的世纪性对抗甚或冲突潜能。然后，笔者要严重质疑当今世界许多人有关中美竞斗的“惊恐主义”（alarmist）见解和论调。
首先谈1907年，即英俄协约达成、同盟-协约两大对立阵营形成时的英德竞斗。在那个历史关头，虽然已有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虽然已有开始根本转变英国大战略方向的1906年“克劳备忘录”，但与此同时，英德竞斗的严重性和英国投入未来大冲突的不确定性还远不能为英国议会和舆论接受。
真正震动英国的仅有德国造舰狂潮。至于德国的地缘战略挑衅或挑战，当时至多只针对英国主要潜在军事盟国法俄两国的重要势力范围，即摩洛哥和波黑等地区，加上土耳其和南非等英国的部分海外战略外围，但还未冲击英国面对德国的真正战略前沿，即北海和低地国家。
现在让我们与2018年的中美竞斗作相应的战略和政治比较。首先，美国国内针对中国的动员程度远超1907年的英国，因为国会和舆论已被说服中国是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短期、中期甚而长期头号对手，就与中国竞斗的战略方向和在各大范畴内需采取的根本政策取向来说，大致也是如此。或者说，美国国内三大政治势力，即共和党民粹派、共和党建制派和民主党就此已形成起码的共识。
中美竞斗的根本直接起因不仅是中国战略性军备的崛起，而且是南海突进以及“一带一路”，特别是前者被视为美国及其西太平洋同盟体系的战略前沿受到了重大冲击。倘若只是要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那么美国仍然会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颇为有限甚或是防御性的，但现在远非仅是关于台湾的诉求。
不仅如此，在美国看来，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程度大大超过1907年的英德。当时英德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是多年常态，但现在因为中国被美国凸显、演绎和反复强调其戏剧性事件和戏剧性对比（后者指中国被认为过去搞改革，现在不搞改革，而且还倒退），中美意识形态对立被凸显，而且被扩大。
尽管盲目乐观不可取，甚至“审慎乐观”也不大靠得住，但我们仍须做反向考察或平衡，确定“惊恐主义”至少是不可取的。之所以如此，有以下五个原因。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约40年的国际力量分布变更的总动能比当今世界猛烈得多，也复杂和难处理得多。19世纪60年代，十年内三大强国（德国、日本、美国）急剧崛起，而现在大致上只有一个强国中国急剧崛起，且总体实力和军事实力与既有超级大国美国相比还有颇大差距，可以说远大于当年的英德差距，因而动能较弱，结构较简单，处理较容易。
二、国际法、国际伦理和国际政治文化今昔大不一样。就1914年前而言，国家主义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化”要强得多，对强权斗争的约束要小得多，与此密切相关的大国战争可能性也因而大得多。
三、国际机制当今远非1914年前“世界末日的军事机器”和“世界末日的外交机器”（基辛格《外交》一书内两章的标题）那般危险和趋向于完全失控。
四、就引发大国冲突的“第三者”（中小国“触媒”或“造乱促乱因素”）而言，与当今潜在的主要“大国冲突策源地”东亚西太平洋相比，1914年前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构造和局势更动荡更危险。
五、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战略文化（或主流经验）与俾斯麦1890年去职后德意志的第二帝国大为不同，前者不管近年来有怎样的变迁，还是以相对审慎、国内优先、遇险退避和不惮让步为主要特征。
以上比较的主要结论是，未来颇不确定，与先前40年内的任何时期相比肯定危险得多。中美两国的智识和政治能力都确实有限，而普天之下每一代人的记忆一向相对短暂。中美两国距离潜在的“修昔底德陷阱”依然甚远，但与过去40年内的任何时期相比绝非远在天边。相关的“底线思维”或最坏情况设想不可或缺，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和审慎将有助于避免最坏情况的进一步趋近或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