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命运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休戚相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40年的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带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而且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变革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一个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面振兴。我们常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和迅速崛起的国际地位；其实，作为政治学者，我们也同样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苏联的影响，政治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取消了。正是在改革开放伊始的1979年，按照关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的指示，政治学才得以恢复和发展。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无论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人才培养，还是在政策建议、公民教育和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学科建设方面,政治学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基础门类之一，被编入国家的一级学科目录，拥有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完整的学科架构。在教研机构设置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相继设立了许多综合性的或专门性的政治学教学与研究机构。这类专业性的政治学教学研究机构分属三个系统：高等院校、党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其中，高校是政治学专业机构最集中的地方，截至201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631所,综合性本科院校多数设有政治学系，总共有127所大学设有政治学专业。根据2018年国务院学位办发布的大学专 业综合评估结果，共有7所大学的政治学专业位居A类，它们依次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在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从1981年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1983年起招收硕士生，1985年起招收博士生，至今已经形成一个由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组成的完整的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共有30所高校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近80所高校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30多所大学拥有政治学本科学位授予权。截至2010年，中国共有各类政治学专业研究机构近150家，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超过1万人。在应用研究方面，政治学者开始积极地参与各级政府的对策研究，更多地承担党政职能部门委托的课题研究,成为决策咨询系统的重要成员。
中国政治学者经过40年的努力，发表了大量的专业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成果在国内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些成果为推进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些成果走向了国际，为国外政治学同行所称道。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经过40年的学术积累，中国政治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学科特色的重要概念。从对学科发展的学术价值、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以及对政治学者的吸引力来看，当代中国政治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主要有：政治学理论或政治哲学、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地方政府、基层民主、政治稳定、公共服务、腐败与廉政、网络政治、治理与善治、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生态治理和央地关系等等。从话题性、影响力和前瞻性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政治学的重要概念包括“合法性”“执政党”“政治体制”“党内民主”“政府创新”“善治”“协商民主”“国家治理”“贤能政治”“执政能力”“服务型政府”“增量民主”“中国模式”“法治国家”“政治生态”“社会治理”“公民社会”等等。
推动中国政治学进步有两个内在逻辑或两种内在动力。其一是学术的逻辑，其二是政治的逻辑。一方面，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基础科学，是人类关于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的知识体系，必须遵循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与现实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另一方面，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直接和紧密，政治学的发展必须遵循现实政治的逻辑，也必然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正是在政治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双重变奏中曲折地向前发展。在这双重逻辑的作用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七个主要趋势：
第一，从理论译介到本土研究。历史惊人地相似，近代中国政治学正是从译介外国著作开始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首先也是从译介国外政治学理论开始的。但是中国特殊的政治发展道路，即使是那些已经风靡于世的国外政治学理论也很难解释和预测。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确信，不能照搬国外政治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就开始提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诉求，一些学者希望建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理论和话语体系，以此拒斥和抗衡西方的政治学。
第二，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科学。在过去40年的时间中，中国政治学沿着以下两条具体路径，逐渐从以解释和论证现实政治为主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以分析和研究政治规律为主的政治科学。路径之一是知识化，即发挥政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体系的作用。路径之二是专业化，即把政治学当作一个专门的知识体系。我认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一整套相对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范畴、术语和方法成为中国政治学者特有的知识工具，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学科规范也逐渐得以形成。
第三，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经验研究变得日益重要，与规范研究相比，经验研究的比重不断增大。在经验研究和应用研究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尤其受到政治学者的重视：一是对策研究。直接为各级党政机关服务的对策性研究课题，在中国政治学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二是基层研究或草根研究。对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对广大的中国政治学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经验研究的重点领域。
第四，伴随着规范研究转向经验研究，中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重视定量分析。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随着中国政治学界对经验研究的更加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在研究中得到更多运用，在整个学科中量化研究的比重总体上不断增加，尤其在青年政治学者中，量化研究成果的比例越来越高。
第五，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学科交叉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普遍特征，政治学也不例外。在多学科研究方面，中国政治学的主要成就并不在发展新兴的交叉学科上，而主要体现在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深化对政治问题的研究上。就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邀集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集体攻关研究，这种所谓的“协同研究”是政治学多学科研究的一种新形式。
第六，从政治制度到政治行为。中国政治学恢复于20世纪70年代末,适逢西方政治学的“后行为主义运动”之后，相应地，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便双双受到国内政治学者的重视，成为新时期中国应用政治学的主体内容。人的政治行为而不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动态的政治过程而不是静态的政治结构，逐渐成为新一代政治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
第七，从阶级统治到国家治理。从政治学恢复至现在，阶级统治观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是从强调阶级斗争变为强调社会和谐，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强调人民民主，从强调阶级统治变为强调国家治理。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此后，“国家治理”便成为中国政治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以上这七个主要趋势，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专业化、独立化、科学化和现实化程度，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们是评价中国政治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标准，代表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尽管在40年的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知识传承、理论创新、决策咨询和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学术界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并且日益受到党政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政治学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要言之，知识体系相对陈旧，基础理论研究相当薄弱，研究方法比较落后，研究课题重复雷同，原创性成果严重稀缺，应用研究明显压倒基础研究，意识形态常常任意取代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经常被用于抵制普遍价值，本土化往往成为拒斥外来先进文明的借口，凡此种种，都与中国政治学的繁荣进步背道而驰。
从学科整体来看，政治学缺乏吸引力和影响力。政治生活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政治学按其学科性质来说，本来应当具有吸引学生的一定魅力，但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第一志愿报考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很少，即使是已经被录入政治学专业的新生，有相当一部分一入校门就设法转专业。政治学应当对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对社会思潮和舆论起引领作用。然而，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相比，这种影响力也明显较小。
从研究主体来看，将政治学教学研究作为职业的人员日益增多，而将其作为事业的学者还显得相当稀少。政治学研究像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事业。将其作为一种职业，政治学者首先考虑的是工资福利、名誉地位等功利因素；将其作为一种事业，政治学者则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政治学从业者既要有职业的功利考虑，更要有事业的学术追求，两者之间应当达成合理的平衡。然而在精致利己主义的大环境下，对于许多政治学从业者来说，功业的追求重于事业的追求。
从研究方法来看，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之间缺乏必要的平衡。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政治学研究既需要定性分析，也需要定量分析。但中国政治学的历史遗产，是定性分析尤其是阶级分析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随着留学归国学者的增多，定量分析日益受到年轻学者的重视。但从整个学科的研究情况看，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缺乏有效的平衡，甚至相互对立，各走极端。
从研究内容看，基础理论研究薄弱，而应用对策研究过于泛滥。政治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尤其紧密，政治学者应当自觉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智库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高校和研究机构刮起了一股“智库风”，资金、人员和机构全面向智库倾斜，本来就薄弱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显得势单力薄。智库建设又严重偏向于现实政策，助长了政治学研究的功利化和短视化。
从学术成果看，原创性的高水平论著稀少,大量的作品是低水平的重复。许多研究报告、论文和著作既无学术价值，也无应用价值。由于研究经费的增加和职称晋升的需要，政治学论著和研究报告的数量在迅速增长，但众多作品都是无效的低水平重复性成果，缺乏原创性，这损害了政治学的形象，削弱了政治学的吸引力。
从学术交流看，在国内外的重要学术论坛和高端研讨会上，中国政治学者的声音非常弱小。近年来，虽然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声音越来越大，对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发声也越来越强，但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者的声音和影响明显薄弱，在国外一些重要的论坛和研讨中，几乎看不到国内政治学同仁的身影。
近年来，关于“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的争论，集中于“本土化与全球化”“中国化与西方化”“政治化与学术化”“自主性与普遍性”“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中国特色与普遍价值”等议题。上述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学所面临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再次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何去何从，值得每一位中国政治学者深思。在我看来，要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事业与职业的关系。对于从事政治学专业教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政治学的教学科研工作首先是一种职业，需要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保障。但是，作为基础性社会科学门类之一的政治学，对学术进步和政治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治学者更要把政治学教学科研工作当作一项事业，具有学术进步和政治进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方面，对中国政治学者自身来说，要在事业与职业之间达成一种合理的平衡，克服功利主义的偏向；另一方面，对于政府和社会各界来说，要为政治学从业者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学术氛围，使更多的政治学从业者把政治学研究当作事业而不是单纯的职业。
第二，要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既需要基础理论研究，也需要应用对策研究。政治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虽然属于两种不同的学问，但它们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高质量的对策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高质量的智库，首先应当是产生新观点的思想库。没有坚实的基础研究，就难以产生原创性和前瞻性的思想观点，没有思想的思想库，不是真正的智库。
第三，要处理好现实性与学术性的关系，使政治学研究既能为我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又能为繁荣我国的社会科学做出贡献。在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中，政治学与社会政治现实的联系最为密切，它首先应当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并且主动为现实政治服务。但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与现实政治之间有重大的区别。不能把现实政治与政治科学混为一谈，政治学者应当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学问服务于现实的政治建设，但这不是政治学者的唯一责任，政治学者还有推动知识进步的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颠倒。
第四，要处理好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使政治学扎根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同时又不背离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学普遍原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根据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环境，研究我国的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带有中国特色，这是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必然具有超越国家和社会的普遍性公理，离开这些公理，就无所谓政治科学。所以，应当使中国政治学成为国际政治学必要的组成部分，使全世界的政治学者都认识到，中国的政治智慧是全人类政治智慧的重要内容。同时，应当展开比较政治研究，吸收全人类的政治智慧为我所用，使我国的政治更加民主、廉洁、高效和稳定。
第五，要处理好政治学与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使政治学既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又共享其他学科的知识。正像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一样，政治学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政治学者必须善于从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法学等学科中汲取有用的概念和方法。但是，政治学又是一门独立的基础学科，它有自己独特的专门知识、学科规范、概念范畴、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和公理体系，是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如法学、社会学所不能取代的，同样，政治学的子学科如国际政治、行政管理、政治理论等也不能取代它。
总而言之，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政治科学的繁荣。没有政治科学的繁荣，就难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之一的政治学，不仅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专门知识体系，而且凝聚着人类的政治智慧；不仅肩负着传承人类政治知识的责任，而且承载着促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使命；不仅事关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而且事关中华民族的民主进步。中国的政治学者要不辱使命，需更加自觉地致力于学术繁荣和政治进步，努力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专业化、学术化和全球化水平，使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