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局限性之前，该国领导人就强调高质量增长的必要性。2007年，时任总理的温家宝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十多年后，中国距离战胜温家宝所说的“四不”有多近了呢？
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特别是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和他的班子详细讲明要使中国走上包容、绿色、创新驱动增长道路的全面改革计划之后。从那时起，尤其在铲除腐败、减贫和实行供给侧改革方面，中国采取了重大的步骤。
但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政府的目标，即市场应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改革计划的实施受到国内国外多重冲击的掣肘，包括近几个月与美国贸易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
在外部环境变得更为动荡和充满敌意之际，中国国内正面临着周期性经济低迷。2018年，虽然失业率和消费仍保持稳定，但中国的GDP增长降至6.6%，为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尽管全年贸易增长9.7%，但12月贸易萎缩了4.8%，说明对美贸易紧张带来了不确定性。
随着市场情绪转熊，基础设施与住房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降至5.9%。上证综合指数下跌约25%，为十年来最大跌幅。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市值下跌了2.4万亿美元。
在这些挑战，尤其是来自美国的保护主义压力当中，存在的一丝光明是它们让中国决策者更有动力解决结构性失衡，以及为私企和外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例如，财政部就推出了一系列减税计划，以减轻低收入家庭、服务行业和小企业的负担。
此外，从前阻碍私营企业和创新的金融、贸易和产业监管被精简。货币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四次下调银行强制性准备金率，为的是维持适度流动性。
作为对美谈判的一部分，中国还进一步开放市场。但中国可以安抚美国的程度有限。事实上，中国已经大大减少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如果像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再要求的那样消除与美国的贸易顺差，那么中国最终将不得不减少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以保持其整体贸易平衡。这将扰乱全球贸易。
妨碍中国追求高质量增长的另一个障碍和时机有关。虽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减少失衡可以产生出巨大的长期效益，但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的政策有可能在短期内削弱经济的增长。
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中国希望不久的将来私营部门能在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方面有所突破。为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习近平会见了各种各样的私企领袖，让他们放心并相信政府会支持公平竞争和创新活动。
但私营部门要发挥潜力就需要有融资。为此，中国必须深化国内资本市场，支持机构投资者从事各种有效的长期投资，如社会保障基金和养老基金可以把储蓄从债务转化为长期股权。
同时，私营部门还需要更有力的制度来支持公平竞争。按已故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的说法，只有在界定、保护和完善私有财产权的制度所带来的好处超过建立它的成本的时候，这种制度才可能出现。中国目前正处在这种转型期。
私营部门还需要更多鼓励它们承担风险的措施。在这方面，明确地方政府自治与中央政府监管的平衡至关重要。尽管地方政府的过分自由可能导致不稳定，但控制过度有可能扼杀长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地方级试验和竞争。
事实上，虽然中央政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政策协调，但只有地方（包括市级）政府才能确定和实施“最后一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进而为新的增长创造市场潜力。这些项目及其所支持的公共服务对创造吸引企业家和创新者的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为使地方政府发挥这一重要作用，需要有创新的融资机制减少它们的债务，提高总体资本生产率。例如，可将公共资产租给管理效率更高的私营企业。
这进一步说明中国需要清除官僚主义障碍。正如德姆塞茨观察到的，相比市场的过度集中，不降低市场准入壁垒的决定对竞争的破坏力更强。尽管中国数字巨头腾讯和阿里巴巴在各自领域有自然垄断权，但相对较低的市场准入壁垒使它们能够为广大消费者和企业提供低成本服务。
中国还没有实现高质量增长，但如果中国领导人继续强化产权，努力增加市场信心，促进公平竞争，那么离实现突破就不远了。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When Will China Achieve Quality Growth？”（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