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角度：两个40周年
2018年迎来了两个4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美建交40周年。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40年来，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作为中国人，我们为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五天，即12月13日，会期长达30多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在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报告，他说：“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1]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标志改革开放的启动。在这两次重要会议中间的12月15日，另一件重要事件发生：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元旦起中美两国将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2月21日～28日，尼克松总统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访问中国，中美经过近7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关系正常化的曲折历程，实现正式建交。这一重大事件，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40年前改变中国、改变中美关系、改变世界格局的这两大事件就发生在五天之内，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历史巧合和偶然吗？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正式建交这两个重大事件几乎同时发生是一个强烈的历史必然，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
在邓小平的战略思路和部署中，中国要开始改革开放就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条件和国际环境。可以说，中美和解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中美建交为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从一开始，中美关系和改革开放就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
40年来，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相伴而生，同步互动。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巨变，中美关系也取得历史性进展。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后最早一批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笔者经历了中美关系近40年来的发展和变化。1980年笔者去哈佛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中美之间没有飞越太平洋的航线和航班，如今有60多条国际航线连结太平洋两岸，每周有500多趟航班飞越太平洋，每天有5.3万人往返中美之间。当时，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24.5亿美元，2017年达到近7000亿美元。当时两国之间没有战略对话，到2017年已建立起104个战略对话机制，涵盖了中美关系的不同层次和领域。当时中国在美国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仅几千人，到2017年底，已有42.7万人，其中留学生36.4万人。中美两国已建立了40多对友好省州和200多对友好城市。40年来，中美之间形成了“高层保持密切接触，外交保持战略对话，合作保持良好势头，民间保持频繁往来”的基本格局。人们深知，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
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特别是结构性矛盾，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把改革推向深入。中美关系也是如此，经过40年的发展，也进入深水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克服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结构性矛盾，去误判、去猜疑、去冲突，使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
难忘的40年过去了。中国改革开放在40年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再出发，创造新的辉煌；中美关系也要在40年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再出发，在曲折中前行。
现实角度：面临重要选择
40年来的发展表明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其重要性已经超越两国的范围，显示出时代特征和全球意义。“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2]但是，中美关系也具有困难性、复杂性和反复性，使得两国关系呈现出曲折起伏的发展轨迹。两国关系越发展越困难，越成熟越复杂。发展与困难相伴，成熟与复杂并存。中美关系在日趋成熟、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变得日趋复杂和曲折困难。中美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前“三性”是矛盾统一体的主要方面，构成关系的主体。中美建交40年，总体稳定，主体合作，基础脆弱，发展起伏。这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总体评价。
中美建交以来大致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
初步发展（1979年～1988年）。这个阶段是中美关系初步发展的10年。1979年两国建交后开局良好，邓小平于1979年1月28日～2月4日访美，在美国掀起了“邓旋风”，打开了两国关系的最初合作局面，为日后中美关系打下了基础。
困难危机（1989年～1999年）。这是中美关系经历大起大落的10年。1989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遇到建交后最严峻的考验，从初步发展10年的高潮跌至困难的低谷和破裂的边缘。差不多四年时间里，两国政府的联系几乎中断，民间的往来几乎停顿。直到1993年底的西雅图APEC会议期间，江泽民和克林顿会晤，两国关系才有所缓解，双方同意把人权问题和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中方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使两国关系得以恢复。当时，江泽民主席顺势提出访美的计划，但是，美国的亲台势力和台湾的台独势力策划了李登辉访美。1995年5月克林顿总统自食其言，从不给李登辉签证到给签证，严重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和准则。李登辉6月访美，导致又一次台湾危机，刚恢复过来的中美关系又遭遇波折。1996年，在克林顿作出“三不”承诺（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任何“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意图，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积极改善的迹象。江泽民认为，中美关系的气氛明显改善，合作的条件日益增多，可以考虑去美访问。在11月马尼拉APEC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商定，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进行互访。之后两国元首互访成功给中美关系的恢复发展带来了一个小高潮。然而，好景不长，1999年5月，由炸馆事件引发的危机再一次冲击中美关系。中国爆发了全国性声讨美国炸馆暴行和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示威游行。面临这场突发危机，中方以“斗而不破，登高望远”的方针坚定沉着处置，终于使中美关系再次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以重新恢复稳定的姿态进入21世纪。
平稳发展（2000年～2009年）。中美关系迎着新世纪的曙光，跨入了21世纪。这一阶段虽受到2001年的撞机事件、“9·11”事件以及台湾和西藏问题的干扰，但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发展比较平稳，没有出现上世纪90年代那样大起大落的局面。新世纪开局的10年，中美关系情况良好。
波折起伏（2010年至今）。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虽然没有发生类似上世纪90年代那样的重大事件，但这10年绝对是不平稳的。不平稳到什么程度？波折起伏，有时甚至颠簸动荡。这10年基本上是奥巴马执政的8年和特朗普上台后的2年。奥巴马政府对华姿态是“高开低走”，到奥巴马的第二任期，除了台湾问题（售台武器）和西藏问题（接见达赖）之外，美方还向中国打起了三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贸易战、金融战和信息战。到特朗普政府，中美关系则是“低开高走下跌”，一开始关系比较紧张，特朗普甚至触及“一中”底线。2017年，从4月份习特海湖庄园会晤到11月特朗普访华，两国关系出现积极的态势。正当人们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发展时，一股逆流在美国出现，企图把中美关系向后推。2017年12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美国国家战略报告》，向中国发难，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指责和攻击。接着，国防部、国务院、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处先后发表了《美国防务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和《中美贸易评估报告》（即“301”报告）；特朗普发表2018国情咨文；美国国会跟进通过三个提案，即《2018年国防授权法》《台湾旅行法》《2019年国防授权法》，均获特朗普总统签署批准。这些报告、文件和法案提出：中国成了美国的主要威胁，中国是个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对美国进行经济侵略，中国影响力（“锐实力”）渗透到美国社会等。美国对中国这样突发地、密集地指责和攻击，自建交以来实为少见。近年来，美国对华班子几经调整，基本上换上了清一色强硬派，主张对华打贸易战、遏制中国崛起、规制中国行为等，一步一步把本来较为稳定的两国关系推到冲突对抗的危险边缘。这一转变的主要表现是：（1）至2018年11月，中美贸易战逐步升级，美方发起的关税之争从500亿美元打到2000亿美元。（2）台湾问题严重倒退，上述三个法案扬言美国军舰到台湾高雄、美台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台官员更频繁互访、继续出售武器（已批准14.5亿美元加3.3亿美元两批武器出售计划）等，明目张胆地违背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和准则，使台湾问题再次出现险情。（3）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全面恶化。本世纪初“9·11”事件发生后，被美国列为主要威胁的依次是国际恐怖主义、伊朗、朝鲜等，中国是反恐的合作者。如今，美国政府竟然把中国列为首要威胁，极其荒唐可笑。（4）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逆转。由于威胁认知的改变，美方很自然认为两国关系的定位也应随之改变，美中现在不是合作伙伴了，是战略对手关系。在美国，少数人企图颠覆2011年1月19日中国联合声明（第三点）里确定的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定位，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
2018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说，中国对美国威胁是“全社会的”，美国也要“全社会地”进行反击。2018年10月以来，美国副总统彭斯出人意料地频频发声，在美国、新加坡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连篇累牍地发表讲话，特别是10月4日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把矛头直指中国，列举了中国12宗错误或“罪状”：（1）奉行威权扩张主义；（2）造成美国对华贸易2750亿美元的逆差；（3）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控制全球90%的最先进行业；（4）对美国实施强迫技术转让；（5）军费开支相当于亚洲其他国家开支的总和；（6）在南海地区搞军事化；（7）对外实行“经济侵略”；（8）国内压制民主和自由；（9）监控和限制信息流通；（10）扼制宗教自由；（11）对外实行利己的“债务外交”；（12）打压台湾“外交”，威胁台海稳定。彭斯演讲同克里斯托夫·雷如出一辙，鼓吹中国对美国威胁是“全政府的”，美国必须作出“全政府的”回击。
中美关系建交后第四个阶段发生波折起伏是意料之中的，但出现严重的危机和倒退却令人始料不及。究其原因有三：第一，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的差异是根本原因。最近阶段在美国出现的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失望感和挫折感正是这一深刻差异的体现。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学者认为，“是制度和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导致美中关系处在断裂的边界”。第二，中美两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冲突是现实原因。两国核心（根本）利益针尖对麦芒，南辕北辙，难以调和，导致双方在台湾、西藏、钓鱼岛、朝鲜半岛、南海、经贸、人权、网络安全等问题上摩擦不断，冲突不止。第三，中美两国“老二与老大”的结构性矛盾是直接原因。中国的GDP总量在2008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正是在中美建交后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美国看来，中国的迅速崛起给美国带来了焦虑感和危机感，动摇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身份和地位。“修昔底德陷阱”成了中美之间不可回避的“关系主题”，近年来两国之间出现的严重猜疑（即“信任赤字”或“理解赤字”）和倒退危机反映了两国正面临“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
建交40年以来，中美关系每个阶段都在新的层次上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同时也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今，两国关系再次走到十字路口，是坚持走合作共赢的正道，还是陷入冲突对抗的歧途，必须作出重大的选择。
正确的选择是沿着合作共赢的正道再出发。
未来角度：坚持相向而行
在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举行的G20阿根廷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友好、坦诚的气氛中进行了会晤，时间长达2.5小时，超过预定的时间，这次会晤对中美关系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会晤的结果十分积极，富有建设性，两国元首就中美经贸问题达成共识，从2019年1月1日起停止加征新的关税，暂缓了目前愈演愈烈的贸易战。特朗普表示，这是一场令人惊叹的富有成效的会晤，对美国和中国有无限的可能性，贸易问题的讨论尤为有益于美国和中国。习近平强调，中美作为两个大国都有重要影响，在促进世界和平和繁荣方面共同肩负着重要责任，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双方在这次会晤中达成重要共识，同意促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
4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证明，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的方向和明智的选择。体现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张是2012年2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时首先提出的。他指出，这是一项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可为不同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典范。[3]2013年6月7日～8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再次会晤，习近平主席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三条原则：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014年11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与奥巴马在北京会晤，中南海瀛台夜叙被传为佳话，习奥这次会晤加深了双方的共识。2015年9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访美，两国领导人表示，中美应不冲突、求合作、谋稳定，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然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无先例可循，无前车可鉴，加上两国在政治制度、社会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核心利益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其过程中出现问题、产生矛盾不足为奇。在美国方面，逐步表现为“三不”情况：态度上，不热情；认知上，不接受；行动上，不主动。于是，出现了一头热一头冷，一头积极一头消极，一头主动一头被动，一头不言放弃一头不再坚持的局面。到2016年美国大选和2017年特朗普政府初期，这个问题基本上被搁置。然而，中美关系经过从2017年底到2018年底一年的坎坷动荡，终于慢慢平缓过来了。先是11月1日，两国元首通了一次重要的电话，新华社报道时第一次把“特朗普表示”放在“习近平表示”的前面，双方期待阿根廷G20峰会期间再度会晤，表示要把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良好愿望变成现实。[4]后是11月9日，第二轮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在华盛顿举行的前一天，习近平主席在北京接见来访的“中国人民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涉华消极声音增多，值得关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仍然致力于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5]当天，外交部长王毅也接见了基辛格博士，重提致力于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与早先表述相比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新型大国”四个字没有了。这一调整显示出中方重实质、不拘泥形式的务实态度、不走“国强必霸”道路的坚定决心和决不当头的博大胸襟。对目前处于十字路口面临历史选择的中美关系来说，不提“新型大国”这一调整是积极的，有利于缓和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回到合作共赢的正常轨道。
选择合作共赢的道路后如何走，如何行稳致远也需要再出发。这里过程比选择更困难，再出发的道路将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中美两国比任何时候都应注意做到五个“互”：（1）平等互尊。中美相处，贵在尊重对方，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2）包容互鉴。双方应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学会容纳对方，相互借鉴，取长补短。（3）合作互信。双方应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以合作助互信，以互信促合作。（4）良性互动。双方应抛弃传统上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必然冲突对抗的历史宿命论，改变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探索两国管控分歧、避免对抗的路径和模式。（5）共赢互利。双方应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根本利益，同舟共济而不要同舟共挤。
2018年，一部题为《善良的天使》的纪录片在中美两国的观影活动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关注，再次唤起了人们对中美关系的热切期待。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2018年10月30日在该影片美国观影仪式上作了一片非常感人的主旨演讲。他充满深情地说：几个月后，我们将迎来中美建交40周年。过去40年中，双边关系长足发展，硕果累累，却也曾经历不少曲折。每当中美关系遭遇坎坷、前景受到质疑时，我们会想，“善良的天使”是否已经销声匿迹，或已被人性的阴暗面所掩盖？观赏完这部纪录片，我相信各位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善良的天使”依然存在。……平凡而伟大的两国人民展现出友善、智慧和宽容，为中美关系的发展铺平道路。……中美关系处于低潮时，他们坚定维系两国友谊，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这段话说得多好啊！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
[2]邓小平：《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0页。
[3]新华社华盛顿2012年2月14日电。
[4]新华社北京2018年11月1日电。
[5]新华社北京2018年11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