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巨大。瞄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消除影响消费的深层梗阻，将有助于持续做好扩大消费这篇大文章，保障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中国消费新时代的四大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消费也正进入新时代。近年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消费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规模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品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新时代我国消费呈现许多新变化。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趋突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和基础，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13年至2017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7.0%、48.8%、59.7%、66.4%和58.8%，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力量。但若从国际范围内来看，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201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3.6%，世界各国最终消费率的平均水平保持在75%左右，相差20多个百分点，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消费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充分发挥其潜力将对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我国3亿多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既是重要的消费力量，更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重要的动力源泉。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仍未结束，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消费增长近2个百分点。有关部门测算，到2020年，我国消费规模将达到50万亿元左右，届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65%。
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成为“新常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从短缺起步，形成一波接一波的消费浪潮，从纺织衣物等日用消费品到家电消费，从电子产品消费到汽车消费，这种排浪式模仿型消费有力地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均GDP已达到上中等国家水平，大规模排浪式模仿型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消费升级的步伐在进一步加快。2017年，我国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已降至29.3%，表明对于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比重在走低，食物支出之外的更高层次的教育文化、健康旅游等消费的比重不断升高。我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满足人民不断升级、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自然是其应有之义。近些年来，我国的消费结构在发生明显变化，居民消费正从传统的“有没有”“价格便宜不便宜”向“好不好”“性价比是否高”转变。概言之，我国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升级，从传统消费向品质消费升级，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是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企业如果通过产品及服务创新，为居民提供更加新颖、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产品及服务，将实现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和企业发展的双赢。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供给不足。消费进入新时代，我国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日趋旺盛。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比重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教育、健康、医疗、文化、旅游、信息等领域的消费已成为人民最迫切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28.26亿人次，同比增长11.4%。国内旅游收入2.45万亿元，增长12.5%。目前，包括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等在内的服务消费已经占到了国内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的40%以上。但毋庸讳言，我国服务领域的供给与人民的需要并不匹配，幼儿教育、看病难看病贵、养老等既是民生痛点，也是消费堵点。我们应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扩大消费、增加有效供给，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业开放，不仅能够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2017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4.5万亿元。如果未来5至10年，近14亿人的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或达到50%左右，将会产生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成为产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创造出更大的需求。
消费已成为应对外部压力的“压舱石”。众所周知，投资、消费与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相当长时期内，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我国经济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个别年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甚至超过80%。但进入2018年后，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3月初，美国挑起贸易摩擦；7月6日，美国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8月23日，对第二批约1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9月份，又对我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2019年税率有可能上调为25%。两国经贸关系博弈日益复杂，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一场“持久战”。总的来看，随着“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我国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严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我国净出口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面临的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增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目标的实现。有关部门统计数显示，2018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7.9%，但同期贸易顺差收窄26.7%，连续8个季度同比收窄，贸易顺差的收窄折射出我国出口能力的下降。虽然下半年出现贸易“抢单”现象，但我国出口面临的压力可能在2019年才会真正到来。在出口对经济拉动的贡献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大，这对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显得尤为重要。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2017年已达58.8%，拉动GDP增长4.1个百分点，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顶梁柱”。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如果能够做好消费这篇大文章，将极大地助力我们赢得这场中美贸易摩擦。
扩大消费需求，培育新的消费形态和消费产业，加快释放大国消费红利，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总的来看，目前我国还存在着诸多制约居民扩大消费的因素。
供给侧服务业发展滞后使消费产品供给较为单一。服务业不仅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也是提升居民消费需求的第一引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9%，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0.5%，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1.6%。虽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了第二产业，但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产值占比还较低，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滞后。具体来说，养老、健康、旅游、文化、信息等服务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这些产业的培育才刚刚起步。由于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我国服务消费产品尤其是发展型服务消费产品较为单一，消费结构层次较低，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总量扩大和新消费热点的结构提升。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较低导致消费有心无力。收入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决定因素，消费需求随居民收入总量和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按照收入法核算，国民生产总值主要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值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个部分，其中劳动者报酬即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其份额大小直接关系到我国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能否有效落地。国家统计局的历年数据表明，近二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呈现明显的一直下降趋势。199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为51.1%，而到2012年这一数值仅为45.2%，下降了近五个百分点，近年来虽有增长，但远未达到足以改变劳动报酬长期偏低的程度。此外，知识、技术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尚不完善，资本市场不稳定，投资性收入比重不高。总的来看，在“经济蛋糕”总量做大的前提下，居民所分得的“蛋糕”比例却越来越小，这就必然会扩大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使得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者因消费能力不足而导致宏观消费总需求不足。同时还必须看到，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我国居民大规模加杠杆，居民杠杆率持续上扬，储蓄率逐年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其消费潜力的释放。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抑制居民的消费预期。居民的实际消费支出与消费预期密切相关，稳定的消费预期能够有效地拉动消费。当前，由于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整体较低，尤其是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面、统筹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等方面水平不高，直接降低了我国居民的消费预期与消费倾向，不利于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在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城乡居民不敢消费，只能通过增加储蓄、压低消费的途径来增强未来心理保障和消费预期，这就会显著地降低即期消费，导致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市场信用与消费监管机制不完善引致消费安全问题。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良好的市场信用与消费监管机制是提高居民消费预期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在我国消费市场上，地沟油、毒馒头、“镉大米”事件、“塑化剂”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频发，8月份爆发的长春长生疫苗事件更是引发了全社会的焦虑。一方面，暴露出我国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生产经营者的失信成本很低，使得失信者总会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凸显出我国消费监管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失信者的违法行为常常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正是由于当前我国市场信用与消费监管水平还比较低，劣质商品和服务充斥市场，使得普通消费者往往不敢消费、不愿消费、不能消费，非常担心因为当期的消费引来潜在的消费安全问题，使得人身和财产蒙受损失，从而制约了我国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
促进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发挥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是要建立竞争有序、统一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近年来，已陆续出台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着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消费产品进入门槛高等体制机制的制约因素，严重影响了我国潜在消费需求向现实增长动能的转化。
在从发展中大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我们应充分认识消费新时代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作用，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从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精准施策，破解深层梗阻，不断释放消费潜力，增强经济韧性。当前，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稳步提升居民消费实力。扩大消费既需要增加民生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满足居民潜在的高品质消费需求；又需要稳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补齐民生短板，进而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一是积极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消费之基。应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2018年，高校毕业生高达820万，中职生约500万，留学归国人员约50万，都是新增劳动力的主力人群，他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意识超前，解决好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将会提高家庭总收入，提升即期消费能力。必须将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入落实完善积极就业政策，加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满足不同群体的就业需求，强化对有就业能力的就业困难群体的扶持。完善科学合理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及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多渠道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夯实居民消费的物质基础。
二是形成高质量收入分配体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探索知识、技术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建立城镇职工工资增长与通货膨胀挂钩的长效工资制度，促进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当前的重点有二：其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4，远未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承受面临沉重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负担，普遍存在焦虑感，不敢消费。应通过落实重点人群增收政策，降低企业税费、养老医疗负担等举措释放其消费潜力，稳定消费预期。其二，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结构调整，让农民在农业功能拓展中获得更多收益。积极发展专用粮食和蔬菜、畜牧水产等高收益产业，促进农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快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健全营销网络，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带动农民增收。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家庭工资性收入。促进农民在耐用消费品、文化娱乐、交通通信、绿色环保等方面的消费，不断提升农村消费结构、层次和水平。
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政府要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房住不炒”理念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实现住有所居。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加快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合理确定支付水平，使社会保障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扩大筹资渠道，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多元化。强化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和监督管理，多措并举增强基金长期平衡能力。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医保财政补助水平。通过织密织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解除居民消费后顾之忧。
四是实行差异化的消费刺激措施。针对不同的收入群体，实施差异化的消费激励措施。高收入群体对价格不敏感，更关注产品品质、品牌和服务体验，可在教育健康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引导其加大消费力度。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境外旅游平均支出5565美元，且其中购物消费占支出总额的25%左右，而其他国家游客境外购物仅占总消费的15%。应顺应居民消费需求，落实降低汽车、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政策，引导高收入群体在国内消费，将在境外的巨额消费转移部分至国内。根据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变化，重新核定奢侈品的范围和含义，降低或取消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税，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中等收入群体应侧重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发挥市场引导作用，激励其敢于消费，乐于消费。低收入群体，应侧重提供兜底性保障，消除其后顾之忧，保障其消费利益，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从而提升其消费能力。针对学生群体，可借鉴“学生奶计划”，加大对“农村学生营养改进计划”的投入力度。
优化刺激居民消费的公共经济政策。扩大居民消费，政府要转变职能，合理运用公共经济政策，提高鼓励消费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是完善有助于促进消费的税收体系。通过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加快推进间接税改革，通过降低间接税负促进消费价格的下降以扩大消费需求。降低以食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税率，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继续优化关税政策，降低国内需求旺盛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引导境外消费回流。适度增设口岸的进境免税店，扩大免税商品品种、提高购物限额等。鼓励消费的财政补贴机制，为鼓励居民低碳消费、绿色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提高消费质量，政府应建立对节能、环保、循环利用、健康产品消费的长期补贴机制，加大财政补贴力度，鼓励居民合理的消费行为。
二是建立消费促进基金。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既要发挥引导、激励作用，引导合理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安全消费，鼓励环保、节能、循环再利用以及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品牌建设、产业结构升级、政银企合作，又要遵循非均衡原则，扶持弱者，使低收入群体获得基本生活来源，能够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权益。消费促进基金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设立，以中央财政为主。对于东部地区，由于东部地区经济相对较发达，中央和东部省市之间可以按4:6比例出资，在中部地区，中央和地方财政可以按5:5的比例出资，而在西部地区，中央政府与西部地区可以按6:4的比例出资。
三是出台物流企业发展支持政策，降低物流成本。中国商品价格的很大一部分由流通成本构成。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为14.6%，比美国、日本等国家高出近一倍。物流成本最终被转嫁到最终消费中，推高了商品价格，减少了社会福利。要降低企业设立成本，减轻物流企业税负，加强土地政策支持，降低路桥费，提升物流企业服务居民消费的能力。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服务消费能力。教育、健康、养老、文旅等消费既是消费热点，也是民生“痛点”。应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扩大消费工作的主线，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一是规范和引导教育消费。教育不仅是消费，还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消费支出在家庭支出中居于重要地位。现行教育供给远不能满足人民对教育的需求。应深入挖掘人民群众教育消费新需求，将其转化为消费新态势。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增加优质教育供给的数量和种类，扩大优质教育的惠及范围和服务针对性，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鼓励有条件的省市推行12年制义务教育，到2020年在全国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水平职业教育，减免学费并设立奖学金，培养大批高技能人才，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30%。企业要依法履行职工教育培训和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的责任，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能要求高、实训耗材多、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其中用于一线职工教育培训的比例不低于60%。职业学校按规定收取的学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确保全额返还职业学校。严格控制公立大学的收费标准。支持民办教育，鼓励私人和企业捐资助学，加大社会投资力度。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化。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建设一批高水平、示范性机构与项目，让学生能够实现“不出国的留学”。
二是着力发展健康消费。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同步提高，健康产业已成为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产业。具体来说，健康产业包括医疗产品、保健用品、营养食品、医疗器械、保健器具、休闲健身、健康管理、健康咨询等多个与人类健康紧密相关的生产和服务领域。笔者认为，中国健康产业必将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我们应把握健康消费新趋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让健康产业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增长点。引导和支持健康产业加快发展，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社会办医环境，推动医疗卫生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互联网健康咨询、智能健康养老服务等应用发展。加快构建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链，有序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成果转化。尽快在全国推行医保异地直接结算，推动抗癌药降价、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工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产品和服务的高层次需求。制定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具体措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体育设施建设，激发并满足居民对体育消费的需求。打造体育产业园区、体育特色小镇和体育综合体等，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盘活体育场馆资源，建立补贴制度，促进公共体育场馆低收费乃至免费开放，推动全民健康和全民健身深度融合。
三是着力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4亿，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1.58亿，占总人口的11.4%，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老龄化任务最重。“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与老年人相关的产品、服务将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将进一步释放健康养生等产业的市场需求。如老年人的医养服务、长期照护、康复器具等，产业发展潜力很大，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据测算，仅仅是基本型辅具的需求每年高达6万件，价值上万亿元。应助推养老服务消费尽快成长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增加优质养老服务供给，建立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长效机制。推进医养结合，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务，支持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发展养老服务。健全特困老年人救助供养制度，尽快启动“老年人健康改善计划”“老人保健消费计划”，提升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能力。
四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当居民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差异化、多样化的精神需求自然迅猛增长，文化消费的空间及市场随之扩大。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4%，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2086元，占全部支出的11.4%，表明文化产业对扩大内需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议开展文化消费提升行动，打造网络化、多功能的文化消费聚集区，加快特色文化产业配套要素建设，健全完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激励机制，鼓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创新，增强文化消费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支持基层影院建设，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观影需求。推动旅游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发展，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建设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和旅游特色小镇。积极推动休闲养生、研究学习类旅游项目。发展假日经济，恢复“五一”七天长假制度，这样人们出行的时间更长。此外，建立健全强制性带薪休假制度。
培育助力居民消费的新理念新模式新业态。近年来，消费领域涌现出来的新模式、新业态，既为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也推动了消费的升级迭代。要增强品牌意识，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以供给创新充分释放消费市场潜能。深入推进“互联网+”行动，促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创新，推动电子、纺织、医药、建材等传统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制定发布信息消费发展指南，创建国家信息消费试点示范城市，推动智能家居、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区块链等热点产品及服务创新研发。研究制定支持网络消费发展的政策措施，编制基于网络消费发展的商业发展规划，重点对商业零售业态、布局和结构进行重新考量。强化物流配送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构建符合网络消费发展需要的物流支撑服务体系，提高流通效率，破解电子商务的物流瓶颈，助力网购、快递健康发展。整合商业设施存量资源，以国家“互联网+”战略为基点，推动“互联网+零售”深入发展，引导线上与线下企业融合发展，实现相互渗透、优势互补。大力发展新零售，支持网络零售平台做大做强，鼓励引导金融机构为中小网商提供小额贷款服务，推动中小企业普及应用电子商务。加强农村网点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电商。
转变消费理念，引导和鼓励绿色消费，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引导流通企业扩大绿色商品采购和销售，增加绿色消费品有效供给，加快推动消费向绿色转型。控制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加快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建设，创建绿色家庭、绿色社区与绿色学校。
营造保障居民消费的良好环境。良好的消费环境是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有效保障，尊重消费发展规律，创造环境引导居民扩大消费。切实加强对食品、药品、工业产品和消费品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营造让人民群众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让居民放心消费。建立市场监管部门严格监督、控制源头、社会举报、定期检查、法律惩办甚至勒令企业停产相结合的系列监管体制，从立法角度扭转当前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建立健全失信黑名单制度，保护消费者安全，改善消费环境，为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保驾护航。完善网络消费、电子商务领域法律、法规和规范体系，加强网络平台经营监管，实现网上网下立体化全覆盖，营造健康、安全、有序的发展环境。旅游消费方面，落实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打击强迫购物消费等行为，持续优化旅游消费环境。家政服务方面，要及时查处家政服务企业无证经营、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完善纠纷处理机制。建立从生产到流通的全程追溯体系，实现跨部门跨区域追溯信息的互联互通。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造升级光纤宽带网络，实现高速宽带城乡全覆盖，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明显降低家庭、企业宽带费用和专线使用费。努力增加大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加快城市道路、地铁、供电、供水、供气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汽车等相关服务业大规模的消费增长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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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占斌、周跃辉，2015，《释放消费红利 拉动增长引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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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2018，《动力变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