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个认知偏差
2008年和2010年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在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对中国的认知还是对世界政治的认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十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笔者觉得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以下三个认知偏差。
第一个认知偏差是关于全球化的。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全世界都认为世界是平的，结论自然是所有国家都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更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经济全球化虽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福利，但在发达国家却引发了部分发达国家国内的不满情绪，所谓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
第二个认知偏差是关于地区合作的。2008年欧元危机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地区制度合作面临着重大挑战，2016年英国宣布脱欧更使得部分学者认为，地区合作的时代已经结束或让位于民族主义。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认知也出现了偏差。在亚洲地区，东南亚国家却在不断拥抱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合作，东南亚国家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近十个国家都进行了工业化战略调整，这十个国家在1997—2017年的二十年期间不断进行工业化战略调整，而在不断调整的工业化战略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一直是他们重大调整最最重要的两个目标。
第三个更大的认知偏差是关于美国霸权衰退的。这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霸权稳定论正是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个问题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美国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美国主导的自由的世界秩序虽然面临着各种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霸权的衰退。而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世界秩序迫切需要重建，在世界秩序重建的过程中，中国应该而且能够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了。所以，两国学术界对美国和中国的实力存在着很大的认知偏差。
之所以产生这些认知偏差，既与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特征相关联，也与崛起后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身份定位相关联。
二、世界体系的结构及其特征
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既是起源于1500年并在之后不断向全球扩展的世界体系，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取代英国霸权而赋予其某些特征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主导下主要呈现出四个基本趋势。
第一，世界体系所涵盖的国家与地区范围更为广泛，有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脱离西方殖民体系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冷战后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和转型国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体系，其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既包括老牌的工业化强国，诸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美国；也包括脱离西方殖民体系而在政治上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诸如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南非、南亚的印度、拉丁美洲的巴西；包括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以及东盟四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还包括放弃社会主义的独联体和东欧国家，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和实行“革新开放”的越南。
第二，世界体系中各国的制度选择更为多样，呈现出“混合主义”特征。与先前相对单一的“重商主义”（16—18世纪）或“自由主义”（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50—70年代）占主导地位相比，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些国家在制度选择上明显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既有英美式的“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和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主导的市场经济”，也有日本、韩国的“发展型国家”和新加坡的“儒家资本主义”，还有德国的“社会市场体系”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世界体系中国家之间相互竞争更为激烈，最突出的是世界体系的主导权之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关于霸权或主导权的竞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17世纪中叶的荷兰如此，19中叶的英国如此，20世纪中叶的美国也如此。美国在成为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或主导国家之后，一直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先是20世纪60年代欧洲国家成立“欧洲共同体”，在农业领域（共同农业政策）以及金融领域（特别提款权）向美国提出挑战。然后是日本在1968年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经济体之后，1968—1985在贸易领域向美国挑战。最近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向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挑战，这些在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的挑战因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进一步加强。如何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构建新的全球治理机制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关心的重要议题。
第四，世界体系的时间转折点更不确定，这不但缘于“美国世纪”是否终结的争论，更主要缘于中国的崛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延续了500年，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它还能持续多久？这一问题因中国的加入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不断被问及。中国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积极主动地融入这个“世界体系”，2001年中国在经过15年的艰辛历程之后最终加入作为这个“世界体系”在贸易领域的全球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而成为这个世界体系中的第二大经济体。就像20世纪70—80年代国际社会关心日本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将关心的目标从日本转向经济崛起中的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心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或能否在2035年左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主导性国家？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主导性国家，中国是否会改变或修正世界体系持续多年的基本规则？
然而这些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体系长期以来形成的两个结构性特征：（1）核心区和边缘区。在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中，一直存在着核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的结构。所谓核心区，是指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以及高工资产品所在的地区，所谓边缘区，则是指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以及低工资产品所在的地区。与这种经济结构相对应的是，处于核心区的国家通常称为强国，他们为争夺世界体系的主导权而在政治上相互竞争。（2）半边缘区国家的困境。在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一个半边缘区，而所谓半边缘区，主要是指那些介于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地区：对于核心区而言，它呈现出一种边缘化过程，而对于边缘区而言，它又呈现出一种核心化过程。而处于半边缘区国家的双重身份也使得其面临一个困境：因为其相对于边缘区国家而言的核心身份，它自然会表现出核心区国家的行为，但这又容易被核心区的强国，特别是霸权国家视为竞争性国家。因为其相对于核心区国家而言的边缘身份，它自然会表现出其边缘区国家的行为，但它自身又不甘于边缘区国家身份因而经常制定出一些超越自身能力的战略。
尽管中国在过去40年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成就，但对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定位以及中国的身份，无论是国际学术界还是政策制定者，远没有达成一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身份，存在着各种争论：有认为中国是利益攸关者，也有认为中国是霸权挑战者，还有认为中国是世界秩序重塑者或修正者。
关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定位，在笔者看来，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中处于一种半边缘区状态，也就是说，相对于核心区国家而言，中国在许多领域仍属于边缘区，因而呈现出边缘区国家的特征；但相对于边缘区国家而言，中国又呈现出某些核心区的特征。换句话说，在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中，相对于处于核心区的美国、日本、德国等而言，中国处于边缘区，因而中国特别希望通过追赶战略突破边缘区的困境；但相对于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区的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而言，中国又具有核心区国家的特征，因而经常引起核心区国家对其竞争力的担忧。
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这种兼具核心区和边缘区特征的双重身份，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显得越来越重要，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在世界体系的发展进程中，一方面，中国希望更多体现中国国家利益的“中国方案”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而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则希望中国所提供的“中国方案”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世界体系由于崛起中的中国不断迈向核心区而面临着以下四个主要挑战。
第一个挑战涉及世界体系的未来。随着中国成功融入这个世界体系并不断迈向核心区，中国最终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以终结目前这个世界体系，还是继续发展或修正这个业已存在的世界体系？
第二个挑战是崛起的中国与霸权美国是否存在着世界体系主导权的竞争，如果存在主导权的竞争，如何避免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出现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如何管控两国之间的恶性竞争？
第三个挑战是经济全球化是否可以延续，如果全球化得以延续，如何应对那些自认为是全球化受损者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挑战？
第四个挑战是如果经济全球化得以持续，是否需要全球治理，如果需要进行全球治理，是通过大国之间的协调进行治理还是通过建立国际机制（国际制度）进行治理？
（文章来源：《世界政治研究》 2019 年第一辑（总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 5 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