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外交部）政策规划室主任斯金纳女士在一个论坛上提到：美国国务院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认知的对华外交战略，将中美当前矛盾界定为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此制定对华全面应对战略。她还提出一个更加惊人的观点：美中矛盾不同于当初的美苏矛盾，因为美苏矛盾是“高加索人”（西方人）之间的内部矛盾，而美中矛盾则是“高加索人”（西方人）与“非高加索人”（中国人）的矛盾。这一发言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引起了中美各界众多人士的激烈批评。
笔者认为：以“文明冲突”来界定当前的中美矛盾是完全错误的，当前中美矛盾的实质是经济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冲突而非“文明冲突”；中华文明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既有共同之处，也有重要区别，不能等同；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差异，但没有根本冲突，可以互相融合；中美当前矛盾与美苏当年矛盾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很不一样，但本质上有相似性，都属于意识形态矛盾而非文明或种族冲突；中美双方均应警惕与反对将中美矛盾上升到“文明冲突”来加以渲染，避免其为两国狭隘民族主义者与中国反改革力量所利用，激发两国之间的民族对立，阻碍中国进步、中美关系与世界和平。
下文首先界定并区分“文明”与“意识形态”这两个基本概念，然后依次、详细阐述上述观点。
一、区分文明与意识形态的概念
文明，是特定人群经过历史沉淀的世界观、人文精神、发明创造、秩序习俗的总和，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思想观念、社会行为的集合，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社会文化观念、经济政治秩序等各个方面。文明与特定区域与人群密切相关。当今世界主要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欧美文明）、中东文明（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阿拉伯文明）、东方文明（主要包括以佛教为基础的印度文明，以及以儒、释、道教等为基础的中国文明）、非洲文明等。当然，这些只是大致的划分，不十分精确，例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印尼等）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占主体，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有多种宗教并存。但这些不妨碍上述大致划分。
“文明冲突”这个词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著作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与非洲文明；世界各国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差异，而是基于文化与宗教的方面的“文明的冲突”。这一观点与概念提出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辩论和争议。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解释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斯金纳此次则将这一概念，将中美当前的矛盾界定为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冲突。
而“意识形态”则是比“文明”范围要窄得多的概念，主要是指对民众对事物的理解、认知、思想、价值观等的总和，特别是指对经济、社会体制的认知与选择。最近150-200年以来的近现代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两个：一是现代西方社会以经济市场化（以财产私有化为根基）与政治民主化（以自由、民主、法治为主要诉求）为基础的经济与政治主张，可以简称为“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二是起源于西方社会的“马列主义”，以经济计划化（以财产公有制为根基）与政治专政化（以部分阶级对另一部分阶级实行专政为主要诉求）为基础的经济与政治主张。另外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如社会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或与两者都非常不同（如法西斯主义）的其它意识形态，但其影响力都不及以上两者。
应该说明的是，这两种主要意识形态都起源于西方欧美国家。其中前者在西方是主流，在思想基础上坚持了西方的基督教传统：财产私有与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理念，均发端于“天赋人权”即人权为上帝赋予、不可剥夺的基督教理念。而后者在西方是支流，在思想基础上则背离了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以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为理论与思想依据，可以说是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叛逆”。后者一度在部分西方国家（前苏联与东欧）与众多东方国家（中国、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占据主流地位。理论与学术界通常仍然以“西方意识形态”与“东方意识形态”来对其进行命名与区分，以反映其影响的地域范围。但这两种意识形态与西方文明、东方文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应混淆。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是20世纪世界矛盾的重要焦点，以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为代表，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与西方赢得胜利为结局。如前所述，亨廷顿则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矛盾与冲突的重心将从两大意识形态的冲突转变为不同文明的冲突。
二、现阶段中美矛盾的本质仍然是经济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冲突
当前中美矛盾的一个表现，是双方在经贸体制方面的矛盾，其本质是双方经济意识形态的冲突。这一矛盾的核心，是美方认为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政府扶持出口的出口导向战略、扶持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战略、扶持特定行业发展的产业发展战略等，对美国企业的发展形成了竞争威胁。在美方看来，这些发展战略从本质意义上说，带有浓厚的传统计划经济（以政府为主导）色彩，是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的表现。这些战略与美方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包括自由贸易战略、民企为基础战略、市场化产业发展战略，形成了矛盾。因此，双方在这一领域的矛盾，从本质上看反映了中美双方原有的经济意识形态的矛盾。这一经济意识形态的矛盾，在过去30多年中国以市场化改革为主导的改革进程中没有凸显出来；但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以及美方认为的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放缓乃至局部回退（如做大做强国企、国企决策由董事会转向党委会、私企成立党委、产业扶持增强等），而逐步凸显并加剧。但随着外部压力的增加与中美贸易谈判的推进，中国在部分领域对美有所退让（如承诺缩减出口扶持与产业补贴、遵循国企竞争中性等），双方经济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当前中美矛盾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双方在政治与外交领域的矛盾，其本质是双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中美双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立的，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逐步淡化阶级斗争与专政学说，放宽政治管控，加大民众政治自由度，淡化意识形态纷争（如邓小平强调的摒弃“姓社姓资”的争论），与西方的对立从总体上来说逐步缓和。但在美国看来，近年来中国开始对内强化政治集权与管控，重新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对外则大力宣传中国模式/道路/智慧/方案，并通过推行“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计划与理念，扩张国际影响力。这就导致美方认为中方与其争夺经济发展模式、政治意识形态乃至实际掌控力的世界领导权，并进而采取各种措施对中国进行全方位遏制，包括双边投资、知识产权、战略产业、台湾、南海、军事、外交、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近期内，中方做出重大政治方向调整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中美双方在这方面的矛盾得到缓解的可能性也不大。
不少学者认为，中美经贸摩擦乃至政治摩擦，与双方在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无关，而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与随之而来的政治、军事、外交影响力的增强，导致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因而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打压，也就是传统守成大国与新兴崛起大国的矛盾，即“修昔底德陷阱”。对此，本人的观点是：中国实力的增强，只是导致中美双方矛盾加剧的原因，而不是矛盾的根源；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在中美产生矛盾时，欧洲、日本、澳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边——其原因就在于它们与美国遵循同样的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和体制；而它们并没有什么霸主地位可供中国挑战，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已经超过了它们。简而言之，中国与美国的经贸乃至政治摩擦，代表了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在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和体制上的摩擦；中国实力的增强，只是加剧这一摩擦的原因。
三、中华文明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既有共同点、也有重要区别、不能等同
中国官方一直强调其意识形态直接来源是马列主义，同时强调其已经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中国化”改造。这是符合实际的。同时，也应看到，这一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肯定也是由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文将其与“中华文明”这一概念等同使用）中的某些方面有共通之处，这是不可否认的。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华文明本身，这一官方意识形态则强调按照自己的标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一过程也就是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过程。这些都说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华文明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区别。
就意识形态的经济与政治两个层面而言，中华文明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共性包括（但不限于）：在经济方面，两者都实行政府对部分重要行业的直接控制（如中国历史上对盐、铁的官营，以及现在对很多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国有）；在政治方面，两者都强调中央集权与大一统体制的作用。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首先，在经济领域，中华文明一直以民间放任的自由经济与私有产权为主体，政府除了收税与垄断极少数行业（如盐、铁等）以外，不对经济进行过多干预；而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公有制与政府管控为依据的，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管控（对国有企业）与间接管控（对私营企业）都有很强的思想基础，尽管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这种管控有很大放松。
其次，在政治领域，中华传统文明强调的中央集权与大一统体制，其思想基础是“君权神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封建思想；而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强调的中央集权与大一统体制，其思想基础则来源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知。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官方在近十几年来推行传统文化复兴，以强化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为中华民族复兴造势，甚至在国际范围内推广中国文化，如在世界各国推行孔子学院。但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官方并未很好地证明中华文明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承关系与内在一致性，相反却在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宣传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与“中国模式/道路/智慧/方案”（也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这就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觉，因为西方国家虽然不排斥甚至喜爱中华文明即中国传统文化（例如众多美国人包括特朗普家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但对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却是非常排斥的。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化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差异。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当然存在重要差异，要不就不会是两种文明了。例如在政治领域，中华传统文明更多地强调政治治理体系的“民本性”，即告诫君王的治理应以民众为本，“民贵君轻”，但一直停留在君权范围，而没有像西方文明那样，从君权发展到民权，建立“民主性”认知，更没有建立关于民主制度的系统论述与实践，只是在近现代以后才借鉴了西方文明的这一优点。
尽管存在重大差别，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并没有根本冲突，相反却可以很好地融合。首先，从经济领域看，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都尊重民间经济的自由属性以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其次，从政治领域看，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都尊重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尽管前者依赖于王权低于神权的认知，而后者已经从这一认知发展为政府权力低于人权（人权为天赋即上帝赋予）的认知。两者在政治领域的这一类似性的原因之一（非唯一原因），在于两者的思想基础都是“有神论”，都认可王权或政府之上存在更高层级的是非判断标准（神权），君王与政府并非总是正确的。
应该说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有神论”信仰方面，表现形式很不相同：中华文明的有神论是没有统一体系的，崇拜的神明多种多样，有来自于印度等外国文化的以及本土文化的，没有最高主宰，也没有对世界本源的系统描述；而西方文明则有统一的基督教形式，有统一的最高神明即上帝，有关于世界本源的系统描述。但是，正因为中华文明中“有神论”的非统一性，对其它“有神论”文明（如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缺乏强烈的排他性。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教以及儒家思想自身强烈的“非暴力”色彩，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它对其它文明的“怀柔”色彩很浓，而缺乏“暴力排斥”思想，也缺乏对其它文明进行“暴力征服”以迫使其接受自身文明的思想。这就为这一文明与其它文明的和平相处甚至融合创造了有力条件。
无论从深层次的“有神论”信仰来看，还是从浅层次的经济与政治主张来看，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和平相处甚至高度融合的例子都很多。最典型的例子是民主化之后的台湾：宗教信仰非常自由，各种“有神论”者（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等）与“无神论”者和平共处，上帝、安拉、佛祖与妈祖和平相处；经济与政治体制则完全接受了源于西方文明的自由市场经济与现代民主政治。与中华文明有很大相似性的韩国、日本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也与西方文明高度融合了。美国的学者与政治家，应该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或许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近现代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发展也表明，尽管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有碰撞与摩擦，但总体趋势是逐步认可、不断融合。从开始阶段“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单纯学习西方技术的思想，以及相应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的实践，中间虽然经历过“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但逐步发展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民国时期比较全面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中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中深层次的思想性、制度性元素。虽然在1950-1970年代这段时间这一进程由于意识形态对抗而中断，但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对西方文明的认可、接受与融合又重新开始。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就是一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不断靠拢、融合的过程。尽管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意识形态在还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从形式上看，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也是接受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源自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理念的，也承认中国在这些方面存在不足，可以改进。美国的学者与政治家，应该看清这些历史大趋势，而不应该被某些短期的现象所迷惑，将当前由于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不完全一致产生的矛盾，上升到“文明冲突”甚至种族冲突的角度进行解读。
五、中美矛盾与美苏矛盾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本质类似
斯金纳女士认为当前中美矛盾与当初的美苏矛盾的根本区别在于美苏矛盾是同一人种的内部矛盾，而中美矛盾则是不同人种的矛盾。这不仅是赤裸裸的“政治不正确”的种族主义言论，也完全不符合实际。在笔者看来，当前中美矛盾与当初美苏矛盾，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本质却很类似，都属于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而非文明或种族冲突。
美苏冷战时期，美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对前苏联进行全方位遏制，不仅是由于它的军事、政治实力与影响力位居世界第二（但其经济地位从未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更是由于苏联的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国是完全对立的，两者必然在全球范围内为争夺世界主导权而发生冲突。赫鲁晓夫曾经提出过“和平竞赛论”，但美苏双方都清楚，这只不过是缓和气氛的幌子而已。双方的明争暗斗，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与前苏联高度一致（尽管两者存在很大矛盾），但在改革开放后有了很大改变：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放弃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还保留了很多的政府干预色彩（如庞大的国企、对私企的直接干预、广泛的产业政策等）；而政治领域的改革虽有进展，但其幅度远没其经济领域的幅度大。为了促进中国的改革，美方对中国的总体战略是以接触、合作为基调的。而在美方看来，最近几年来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不仅停滞，而且有倒退趋势，不符合美方的原有期待，这是美国将对华战略基调从接触、合作调整为遏制的根本原因。从这一点上来说，尽管当前中美矛盾与当年美苏矛盾形式很不相同，但其本质是类似的，都是基于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而不是斯金纳女士所说的“文明冲突”，更不是种族冲突。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下半年的公开演讲中，公然宣称中国是“和前苏联一样强大的敌人”。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底在著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长篇演讲，则公开对中方近年来的经济政治走向进行全方位指责，并呼吁中国重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这些都表明美方所认识的中美矛盾与美苏矛盾的同质色彩。在美方看来，中美当前矛盾，是由于中国对原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改革不彻底、甚至倒退而产生的，因而属于类似于美苏冷战的“新冷战”，而彭斯讲话也被视为代表美国政府发布的“新冷战”宣言。即使按照亨廷顿本人的观点，“冷战”矛盾也属于意识形态矛盾，而非“文明冲突”或种族冲突。
从具体形式上看，当前中美矛盾与当年美苏矛盾既有明显区别，也有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使美国与中国很难在经贸问题上像美苏当年那样隔绝；但美国现在的对华战略，带有让中美经贸关系“脱钩”、并对中国进行围堵的意图。例如，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时，对多数美国在华企业不进行豁免，试图迫使其转向其它国家或撤回本国，这里面有“脱钩”意图；再如，美国加大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加大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审查与否决力度，加强对中国特定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制造2025”）与企业（华为）的围堵，则体现了其围堵意图。
第二，当前中国与美国对抗的双边特性比较明显，而不像美苏冷战时两国各自还拉拢了很多国家结成集团进行集体对抗；但双方集体对抗的趋势也是有的。美国已经联合了它的盟友，在众多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包括（但不限于）美欧日三方对贸易问题的数次联合声明、美欧澳加等对华为的联合打压、美欧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指控，等等。而中国也试图通过“一带一路”、“中非论坛”等与相关国家“抱团取暖”，并试图拉拢、分化美国的盟国。尽管双方伙伴也会与对方保持密切联系，不会像美苏盟友那样对立，但在具体问题上进行集团对抗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至少美欧日三方抱团的可能性较大。
第三，当前中美对抗的经贸、政治色彩较浓，不像当年美苏冷战那样的军事对抗，但军事对抗的风险也是存在的。现在中美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的军事对峙有加剧趋势。如果管控不力，军事对抗的趋势还会加强。而且，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与大国外交的拓展，未来双方在世界其它地方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总而言之，即使美国对中国发起对前苏联那样的“新冷战”，其形式也不会与当年美苏冷战完全相同，程度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烈。但同时也应看到，这并不否认双方有陷入严重对抗的可能性。这也是人们使用“新冷战”、而不是直接用“冷战”这个名词的原因。我们不必过分拘泥于“新冷战”这个名词的准确定义，可以将其宽泛理解为两国经济、政治、军事的比较严重的对峙。很多中外学者经常强调中美矛盾与美苏矛盾在上述三方面的不同，而忽视其在这三个方面的共性，甚至否认其在意识形态本质上的相似性。这种认知是片面的。
六、中美双方均应警惕并反对将当前中美矛盾上升到“文明冲突”
将中美当前基于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上升到“文明冲突”，既是重要的认知错误，更是重要的“政治不正确”，而且有着直接的危害，应该引起中美双方各界人士的共同警惕与反对。
一方面，这一错误认知可能会被美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利用，误导美国的广大民众与决策阶层，将其对中国当前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不认同，扩大为对整个中华文明甚至中华民族的不认同，导致美国民间与政府对包括美国华裔、中国在美留学经商人员乃至全体中国人采取不友好甚至敌意的态度与政策，甚至激起新的“反华”、“排华”浪潮。如果这样，将非常不利于中美两国民众的友好交往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另一方面，这一错误认知也可能会被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者乃至反改革力量所利用，将两国本来基于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分歧，渲染为美国政府与民众对整个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敌意，从而激起中国各界对美国社会的整体反感，激起中国民间狭隘的、义和团式的“反美”、“排外”浪潮。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中美关系的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都是不利的。
值得欣慰的是，在斯金纳女士发表其观点之后，美国战略界（包括学术界与政界）的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对其进行了措辞严肃的批评，指出其误读了当前的中美矛盾，充满种族主义色彩，也会对美国决策与中美关系造成危害。另一方面，即使是美国战略界与政界的众多对华鹰派，如班农、纳瓦罗、莱特希泽、索罗斯等，尽管对中国当前的官方意识形态有非常尖刻的批评，但在公开发言中都将其与中国民众进行区分，对中国民众都不吝其赞美之词。这就说明他们也是不赞同将中美矛盾上升为文化冲突乃至种族冲突的。笔者相信，由于美国社会是开放的、自由的，各种观点都能得到自由传播，民众的思想觉悟比较高，斯金纳女士的观点还会受到更多有识之士的批评，不会成为美国民间的主流观点以及政府的决策依据。但我们应该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与明确反对。
同时我想说明，中国各界不仅应该警惕与反对美方少数人士将中美矛盾上升到“文明冲突”乃至种族冲突的观点，也应该警惕与反对中方少数人士的类似观点。去年中美矛盾激化以来，中国少数学者也发表了类似看法，认为中美矛盾的浅层根源是贸易与经济体制冲突，而深层根源则是东西方文明冲突，但幸好没有进一步上升到种族冲突的范畴。但文明冲突与种族冲突只有一步之遥，其认识也是不正确的。当然，学者的认知属于学术思想范畴，可以探讨，但我们应该批评这种认知，努力不让其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与官方政策依据。
最后，笔者希望特别说明，本文提出的中美当前矛盾不是种族冲突、而是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矛盾的观点，只代表本人对中美矛盾性质的认知，不代表本人对两国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优劣的价值判断；本文引述的美方对中国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看法以及对中国近年来经济政治走向的看法，也不代表本人的看法。笔者欢迎读者对本人的观点进行学术探讨与批评，但希望这样的探讨与批评遵循“罗伯特议事规则”，不质疑动机，不上纲上线，不夹带政治攻击与打压。本人热爱中国，支持中美和平友好，期待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更显著的成就，期待中美关系获得更加健康、平稳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