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政坛上一个令人瞩目也是最重要的现象，无疑是政治“局外人”的崛起，也就是那些之前和政治圈并没有实质关联，甚至毫无从政经验的人，纷纷被人民选举成为国家领导人，这包括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马克龙和意大利的孔特等。最近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当选总统更具有典型意义。
人们可以说，乌克兰的选举是一场典型的当代存在主义的“荒诞剧”。喜剧演员泽连斯基是一个和政治不着边的人，但他依然决定参与总统选举。他在电视辩论现场表示：“我不是一个政治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来这儿是要打破现在这个体系”。他甚至对现任总统波罗申科直言：“我就是你犯下的错误和未履行的承诺所产生的结果”。泽连斯基团队在整个选举过程错误百出，连最基本的事实和事情都搞不清楚，就像他所演出的喜剧。但所有这一切对支持他的选民来说都不重要，丝毫没有影响支持者的热度。结果自然很明了，泽连斯基“喜剧式”地当选总统。
这使人想起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Albert Camus）的中篇小说《局外人》。《局外人》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但泽连斯基当选总统似乎相反，即“局外人”并不像加缪所描绘的那样，尽管也一样“荒诞”，但并不那么无能为力和毫无希望。
如果加缪还活着，他是否会改变自己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当代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局外人”的环境，至少在政治领域如此。普通的局外人是可以通过自己近乎荒诞的行为，来参与和影响事物的发展。
时势造英雄，政治局外人的崛起也是时代的产物。二战以来尤其是互联网产生以来，这个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民主形式而言，西方完成了从精英（共和）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转变。精英民主就是政治精英之间的共和，大家都是精英，轮流执政。政治人物，或者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言，职业政治家来自差不多的社会背景、接受差不多的教育，所以他们之间就政治事务具有共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道德感，至少不那么自私。“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时代在1970年代才开始。在这之前，选举权有很大的局限性，是那些为国家做过诸多贡献（即纳过很多税）的成年男子的权利。在大多数国家，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更别说属于少数民族的公民了。
（共和）精英民主也是一份责任。西方之所以实行“代议民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直接民主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假定这些代表所承担的政治责任。而“一人一票”产生的政治人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就民主而言，的确更加民主了；另一方面，所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的责任感也变得模糊起来。民意变成所有政治权力的基础，但谁的民意呢？有没有恒定的民意？就经验而言，很难要求普通老百姓具有长远利益观，大部分人只有眼前利益。更重要的是，民意是分化的，民主意味着要体现大部分人的民意，但也意味着要保障少部分人的民意。这些理论上很具有道德感，但如何体现在具体的制度上呢？实际上，很多民主的理想和为实现这些理想而设计的制度很难具有操作性。因此，在实践层面，民主演变成分化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变成政治人物分化老百姓的最有效工具。
社交媒体削弱政党重要性
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更是把大众民主推向了极端。社交媒体赋权社会上每一个成员一个表现平台，人人有话筒、人人有道具、人人有展现才艺的空间。泽连斯基团队表示，他们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个互联网平台。
有了社交媒体，传统政党不那么重要了，甚至不需要了。在很大程度上，传统政党的存在只是表达了那些从其中获取利益团体的存在感。在欧洲，政党早期只是“老人俱乐部”，后来演变成大众政治的舞台。但有了社交媒体，政党的运作越来越没有效率，尤其对年轻人来说，谁还需要政党呢？美国人一直以拥有稳定的两党制为豪，而且“两党制”的存在意味着任何第三势力的崛起毫无希望。但现在不好说了。如果抛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很难理解近来的几届总统选举。与其说特朗普是依靠共和党取胜，倒不如说是依靠社交媒体取胜。或者说，“民粹主义支持者”通过社交媒体把特朗普推上政治舞台。
当然，社交媒体只是一个工具，谁都可以使用。“局外人”挤走了传统政治人物而夺权，主要还是因为传统政治人物已经失去解决“局外人”所面临的严峻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在当代，这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差异和中产阶级规模的问题。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在高峰时期达到70%，现在不到48%。前总统奥巴马执政八年期间，美国的中产阶级每年以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减少。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忍受这种快速从中产向穷人的转变，而这也是特朗普崛起的社会背景。
欧洲也是如此。尽管较之美国，欧洲是高福利社会，但在金融危机之后，高福利难以为继，政府想改革，但老百姓不肯放弃已经得到的任何好处（或权利）。欧洲因而表现在极端的左派民粹主义运动（例如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和极端的右派民粹主义运动（例如意大利的五星党运动）。
一旦社会分化，民粹主义就有了市场；而社会越分化，“局外人”就越容易进入政治过程。拉丁美洲更是典型。二战以来，这个广大的地区一直往返于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之间。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政治学教授科拉莱斯（Javier Corrales）的研究，1989年以来，拉丁美洲共有13位几乎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人当选总统，他们背景各异，有军官、商界大亨、媒体人物、艺术家、经济学博士、工会领袖甚至神父。
“民粹主义”和“局外人”崛起之间的关系，犹如鸡与蛋的关系，两者互为依存、互为强化。今天精英纷纷谴责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使得他们的政治饭碗破碎了。民粹主义的确有其“毒害性”，不仅会导致内部的不稳定，也表现为外部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等。但从历史看，民粹主义实在是历史的必然，社会高度分化了，民粹主义必然成为“弱者的武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就表现为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在欧洲资本主义早期，人们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德国政治家俾斯麦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主动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政策，以保障劳工的利益。但很显然，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使得类似的局部社会保障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因此成为必然。正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福利社会。没有任何理由相信，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会自然演变到今天的福利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完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
“局外人”无法改变现实
今天的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再一次为民粹主义运动准备了物质条件，再次为“局外人”提供“革命”（改朝换代、夺取政权）的机会。但问题在于，“局外人”能够革命，但能够改变社会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不能”。“局外人”不仅不能改变现实，反而会造成新的危机。每一次“局外人”夺取政权成功，普通民众都会欢呼“人民的胜利”，但之后普通人就会面临“人民的危机”。原因很简单，说穿了，就是“既得利益”所为。
传统上，所谓的“局内人”就是既得利益。传统西方精英政治就是“局内人”动“局内人”，“左手”改革“右手”。尽管西方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但不管哪一个政党，都代表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根深蒂固，任何形式的选举都动不了它们，这使得民众对传统政治人物、对传统政治体制失去了信任和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成为民众改变政治的有效工具。很多参与者并不对未来抱很多幻想，但他们抛弃现存自称为政治精英的决心是坚定的。
事实确实如此。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后，“局外人”仍然面临原来“局内人”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困境。在全球化状态下，资本和技术都是流动的，国家已经失去经济主权，但政治主权因为“一人一票”制度得到了强化。“局外人”即使取得“政治主权”，但其他方面的主权仍然掌握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精英手中。技术的进步更是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在取代越来越多的工人，而所有政治人物对此毫无办法。
再进一步说，今天资本所拥有的能力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不管怎么说，社交媒体也是被资本所控制的。如果社交媒体对资本没有什么害处，资本就会放任其作为。但一旦资本感觉到基于社交媒体的大众民主的有害性，那就另当别论了。人们不难想象，当控制和操纵足够大量信息的互联网巨头，自己出来选总统的未来情景。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民主党人，近年来一直呼吁监管互联网和分解互联网。互联网公司垄断和控制了太多的信息，即使是选民的“意向”，也可以是资本所塑造的。当选民成为资本的“被操纵者”时，政治人物（无论是传统的“局内人”还是今天的“局外人”）就会无计可施。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未来政治越来越趋向于“空转政治”。政治可以高度自主，民众的确被赋权选举出自己想要的总统，但总统影响不了其他精英群体，更做不了什么事情来改变现实。这和传统的政治“自主性”刚好相反，因为传统上“政治的自主性”指的是政治人物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能够自主决策来影响整个社会。但“空转政治”的“自主性”表明总统尽管有足够的权力（人民的选票），但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加缪的存在主义仍然是对的。世界继续会是一部荒诞剧。对一些“局外人”来说，进入了体制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局内人”；而对另外一个“局外人”来说，即使进入了体制，仍然是“局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