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迅速、强劲崛起的国际政治语境中，中美关系被学界赋予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它的未来发展是“我们时代一个最重要、最危险的国际问题”，是“国际事务中的最大问题”。显然，中美关系的时代重要性不仅在于两国分别是世界上第二和最大的单一经济体，而且在于中国被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更具实质性的是，它将挑战美国这一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如历史所昭示的那样，中国崛起所蕴含的世界权力转移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这似乎已在形成中的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中显现出来。中美关系将陷入大国冲突的历史轮回之中，还是中美战略竞争可以避免？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旨在以互利共赢的大国合作打破历史宿命，而关注或者忧虑中美战略竞争的学者和战略家们也从自己的角度做出分析，其中甚为引人注目的一位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前澳大利亚国防部高官休·怀特，他在2012年8月出版的新著《中国选择：为什么美国应该分享权力？》中提出，美国需要在亚洲与崛起的中国分享权力而不是继续维持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以此避免中美的战略竞争。怀特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美国人出谋划策，他开宗明义指出“本书是关于美方的共享责任”，该书最后一章的总结别出心裁地以美国“总统演说”的形式告诫美国人，更是反映了作者的这一意图。本文并不准备全面评论该书，而是从笔者的视角分析或借鉴它的一些主要观点，重点是探讨中国如何避免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冲突，以有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理论和战略分析。
一、休·怀特的“中美分权”论
大国的兴起以及国际权力的交替总是伴随着新老大国之间的激烈冲突，这在既往的世界历史中已经得到了反复证明。从欧洲近代早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到德意志帝国的崛起直至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无论新兴大国挑战的成败，这种挑战总是与兵燹之祸有着不解之缘。当代学者或可用二战后英美霸权的和平更替及冷战的结束没有经过美苏之间的战争来论证历史上新老大国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实则不然。美兴英衰的态势早在20世纪初就已露端倪，英国更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打击而元气大伤，二战后已是一个力不从心的“世界大国”，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争霸，它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因此，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表面上虽属和平，却仍然与战争有着密切联系。至于美苏冷战，那是一场高烈度的军事和战略竞争，一场没有人员直接伤亡的大规模综合实力较量，其资源损耗和影响不亚于一场大战。因而，与其说上述两个例证能表明大国权力可以和平转移，毋宁说它们仍然是双方战略竞争和冲突的结果。
按照学理逻辑，基于上述历史事实，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家视大国冲突为铁律便自有其理由，因而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断言“中美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不是空穴来风。怀特正是沿着这一逻辑看到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可能性，但他另辟蹊径，提出“中美分权”以避免即将到来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怀特依据他对东亚权力格局发展的洞察，提出两大观点：一是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二是美国的对华遏制既不现实、也不符合自身利益。在《中国选择》一书中，怀特以较大篇幅详细论证了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在经济总量上达到世界第一，从而取代美国已经占据130年之久的地位，并一一回应了对此的种种质疑，显示了他对中国崛起的信心，当然这也是他立论的基础。怀特认为，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一直是“亚洲领袖”，“其主导地位无可争议”已达40年，而现在却面临严峻挑战，因为中国不会放弃争取这种主导地位的机会。对此美国有三种选择。第一选项是撤出亚洲。怀特认为，美国是否保持在亚洲的存在取决于其对成本和收益的考虑，“中国越是强大，美国维持其地位以抵制中国的压力的成本就越大”。但是，美国的撤出不仅意味着中国在亚洲的霸权，而且会导致“中国与其邻居之间旷日持久的剧烈斗争，如果中国尝试并且不能建立对它们的领导地位的话”。因此，“没有美国的某种强大压力，就很难看到亚洲有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前景”，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第二选项是与中国竞争，这是美国最自然的反应。怀特设想了三种竞争后果：一是中国承认失败，重新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二是由于成本和风险超出美国愿意接受的程度，美国承认失败；三是两国的战略竞争不断升级并遥遥无期。怀特认为第三种后果最有可能出现，其前景却难以想象。第三选项是中美“分权”。
第三种选择是怀特所赞成的。在他看来，中美“分权”可以避免美国撤出亚洲，它意味着美国和中国都不谋求自己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美国给予中国与自己“充分平等”的地位；“那意味着谈判达成一个新的政治权威和影响的分配，以与新的权力分配更相匹配”，这种分配将“承认能令中国满足的最低要求”。怀特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称霸东亚是建立在它对西太平洋的“海洋控制”基础上的，中国虽然整体军事力量不如美，但近年来它已发展起针对美航母介入的有效反制武器，这使得它拥有了“海洋拒阻”（sea denial）的力量，即能够拒绝承认美对西太平洋的控制的能力。反过来，虽然美国不再能够支配该区域，但它同样也拥有对中国的“海洋拒阻”能力，即保证中国不能控制西太平洋。因此，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扮演一个制衡者的角色、限制中国支配亚洲的能力而不是寻求自己的主导地位长久化，那么上述战略态势对美国来说并不可怕：“支配中国，美国需要维持海洋控制；但制衡中国，美国只需要维持海洋拒阻--它肯定能够做到。”怀特的这种分析无疑为他的中心观点即“中美分权”论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怀特的论证有着自己的逻辑，他大抵是遵循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路径，汉斯·摩根索的“由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是其分析的核心。但是不同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即相对衰落的大国顽固坚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新兴大国必然与之争夺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争霸战争，怀特认为，在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条件下，美国继续维持其在亚洲的霸权并不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因为美国的目标是维护亚洲的稳定和繁荣，而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仅会破坏亚洲的稳定和繁荣，而且它也不值得为拒绝“承认能令中国满足的最低要求”而与中国兵戎相见。这样，既能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又能防止中国获得亚洲的“主导地位”、避免两国冲突和对抗的“中美分权”便成为上策：它符合继续维持亚洲的稳定和繁荣这一美国的亚洲战略的目标--战略是为目标服务的。这种逻辑可以说是一种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路径。
二、中美可以“分权”吗？
毫无疑问，西太平洋、东亚地区是中美战略竞争最可能发生的区域，怀特“中美分权”的应对之策乃是有的放矢。然而，美国为什么要“分权”，“分权”的方式和内容是什么？尽管怀特在《中国选择》一书中作出了回答，但其观点和论证还是受到了众多质疑。
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权力结构的重构反映了主要行为体实力对比的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原理，怀特认为中美“分权”的关键理由是中国的崛起。但是这一判断并没有得到一些人的认同。怀特的同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保罗·迪布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是有局限性的，并不像怀特所估计的那样强大到能够与美国对抗：中国攻击美国航空母舰（“海洋拒阻”）的能力被夸大了，况且它对美国航母的攻击“将招致美国对中国境内目标的毁灭性打击”，因此，“凭什么美国要为中国创造澳前总理保罗·基廷所说的‘战略空间’？”此外，他也不相信中美会真的走上军事对抗、甚至核战争的道路。迪布的反驳直接针对怀特的立论基础，反映了两者对中美战略竞争基本态势的评估大相径庭。
当然，争议更大的是关于中美“分权”的方式和内容。怀特提出，中美可以通过协商、谈判，让中国“分享亚洲的领导地位”，具体来说，“美国将不得不在中国所能接受的范围内行使其权威和影响，正像要求中国也在美国所能接受的范围内行使其权力”，因此，建立这种秩序最困难之处就在于“谈判这些相互能够接受的范围”。在怀特看来，这是一种“大国协调”的机制，不过大国的“亚洲协调”还需要包括其他亚洲大国，即日本和印度。至于中美在亚洲如何“分权”，除了提到“印度支那”外，怀特并未具体阐述，或许因为他知道“在建立亚洲大国协调中，决定各自势力范围将是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批评者认为，怀特的中美“分权”是不现实的。一方面，“大国协调”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是强国以稳定的名义制定规则的俱乐部，往往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罗里·梅德卡夫在日本《外交学者》上撰文指出，“中美分权”不是简单地在地图上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它涉及到“第三方的内部事务”，而它们“与中国一样，高度重视自己的安全与国家尊严”。另一方面，亚洲的其他大国不可能参与“大国协调”，尤其是日本。怀特认为，只要日本全力支持美国，美国就会过于强大而中国不会接受，因此，“一个稳定的亚洲大国协调的出现只有当日本愿意而且能够更加独立于美国”。然而，梅德卡夫指出，如果美日同盟关系终结，为了自身的安全，“几乎可以肯定，日本将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阻遏潜在的中国核威胁。华盛顿-东京同盟的终结也将对美国在亚洲和全球其他地区的盟友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因此，他断言，中美“分权”不会成功。
上述质疑应该说不无道理。怀特“中美分权”论的路径设计着力点是希望美国“审时度势、主动退让”，通过“分权”或划分“势力范围”与中国共同主导亚洲事务，就美国的对外战略而言，这确实是不现实的。作为冷战后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维护这一地位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近几年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意图。为阐述美国“重返亚太”的亚太“再平衡”战略，2011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撰文，数次强调美国的“领导”作用。她认为，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驱动者，“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而“从战略上转向该地区，在理念上与我们保障和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的总体努力一致”，这将“让我们在整个世纪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与其一致，同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的演讲中也明确指出，美国在亚太的存在和使命已成为“一个首要重点”，为此美国将“通过捍卫核心原则和与其盟国和朋友的密切伙伴关系，在该地区及其未来的塑造中起到一个更大的、长期的作用”。根据这样的亚太战略目标和意图，美国虽然声称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可以理解地不会与中国共享亚太的主导地位，而是像G. 伊肯伯里等美国主流学者早就主张的那样，强化与其盟国的关系，将中国的发展纳入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制度、规则）之中。伊肯伯里当时建议美国与欧洲加强合作以应对中国的挑战，而亚太“再平衡”战略则强调美国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关系，其实是异曲同工。
指望美国与中国“分权”恐怕只是一种非现实主义的设想，同样重要的是，“分权”论本质上还是落入了传统现实主义思维的窠臼，它将国际政治等同于旧式权力政治。进一步从逻辑上说，怀特意识到亚太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大国，因此提出“亚洲协调”的概念，但又说中美划分“势力范围”不涉及其他大国，这在现实中难以做到；况且如梅德卡夫所说并不具备日本成为“亚洲协调”中的大国的条件。因此怀特的“中美分权”在逻辑上便存在着悖论。至于怀特以“大国协调”为理由排除其他亚洲国家，使中美“分权”等同于中美“共治”，则不仅违背国际关系准则，而且会引起它们的不满和疑惧而遭到抵制和拒绝。因此，怀特的“中美分权”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三、寻求共同利益：超越区域层面
“国家利益”既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一国对外政策所追求的核心价值。怀特的“中美分权”说体现了防御性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审慎，即美国应该现实地、理性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审慎地制订自己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笔者认为，怀特的逻辑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他主要是从美国利益的角度看待中美在亚太的战略竞争态势和探讨其解决之道，并没有充分论述真正的“中国的选择”即中国如何或应该如何对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作出自己的战略选择，因此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面之词。
中美合作的基础是寻求和拥有共同利益，两国之间的利益交集越大，合作的可能性也越大。如上所述，怀特的分析在空间上基本局限于东亚地区。人们可以理解的是，这一区域是中美最可能形成战略竞争甚至冲突的地区，理应予以特别关注。然而，笔者认为，如果以避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为目的，作为世界大国，中美之间共同利益的寻求还需要从其他层面、尤其更为开阔的全球层面来考察。
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美国和中国对维护世界秩序和经济繁荣都负有重要责任。英国著名学者赫德利·布尔在其名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中对大国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由于“国家在权力上的不平等使得国际关系格局简单化，并确保某些国家说话算数，而其他国家则没有什么发言权”，大国作用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1）维持总体均势；（2）避免危机和控制危机；（3）限制战争；（4）单方面行使地区主动权；（5）势力范围、利益范围或责任范围；（6）大国一致或者大国共管。
由于大国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与它们的全球责任有着密切联系。“大国为处理相互关系所采取的行为直接导致它们试图指导或管理整个国际社会的事务；大国利用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超群实力地位而采取的行为，成为它们有效地处理相互关系的前提。”布尔的这一观点清晰地表明，大国之间关系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大国关系本身，它还影响到世界秩序的塑造和全球治理；反过来，它们相互关系的处理，亦受到后者的限制，即它们在世界事务中能否进行合作是其“有效地处理相互关系的前提”。这一点与笔者所提出并强调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中美之间寻求共同利益或互利共赢，除了像怀特考虑的那样需要在东亚地区进行合作、避免战略竞争，还需要在更广阔的全球层面上，通过全球性和其他地区性问题的合作，加强互信和增进相互利益的交集，它将制约双方在东亚的博弈而有助于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
全球层面的合作影响大国双边关系确实具有其逻辑性。一方面，全球性问题不仅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而且与大国的切身和长远利益息息相关，有些问题的应对更是迫在眉睫。20世纪新的全球化兴起以来，大量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它们在空间上具有跨国界性，在时间上持久存在，在性质上涉及非传统安全，影响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因而在各国政府议事日程上越来越上升到突出或显著地位。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的应对和治理需要各国的合作，而大国负有更大的责任，它们在目标上相对来说易于达成一致，但知易行难，在解决方案上达成共识殊为不易，即使超级大国也难以主宰。美国《外交政策》近期载文指出：“目前美国仍可称为‘最强大国家’，但与其他国家相对实力差距正在缩减，环顾全球，中国、印度、巴西、欧盟待扮演更重要角色，俄罗斯仍然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左右局势。污染、病毒等成为全球化问题，美国难独力解決，无法再像以往只手操纵他国命运”。而作为正在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全球性问题以及地区性问题的治理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中美在这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也在所难免，但双方的利益交集却有着很大的空间，也有深化合作的条件。例如，美国政府表示，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广泛的联合规划和倡议与扩大各种途径应对共同的地区和全球挑战，例如伊朗和北朝鲜的扩散关切、苏丹和南苏丹的冲突以及气候变化”来谋求共同利益。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倪伟立（Vali R. Nasr）指出，“中国不仅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中国在中东、非洲甚至在拉美都有影响力，而且影响力还在扩大。因此，对于美国而言，和中国打交道，肯定不仅仅局限在亚太”。依据布尔的观点，全球层面的合作将有利于中美关系向良性互动方向发展，理性处理两国在亚太区域问题上的矛盾。可以认为，超越亚洲的全球层面的合作将是舒缓中美两国在亚洲战略竞争态势发展的非常重要的途径。总之，超越双边关系的结构性问题和竞争性因素，在全球层面上重视谋求合作和互利共赢的新的“增长点”，将有助于稳定和加强中美双边关系、反过来有助于有效地处理其特定的敏感问题。
四、“新型大国协调”与中美战略竞争的避免
那么，中美能够在亚太避免战略竞争吗？或者说，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而引起的大国冲突悲剧的历史宿命能够被打破吗？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中美避免在亚太进行战略竞争的条件。
中美的利益交集是否大于利益分歧？如上文所述，中美在应对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它们将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合作提供有利的条件。同时，中美之间在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上有着共识，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文化和社会的交往也空前密切，以至于人们一般认为，尽管中美仍然存在着摩擦和政策分歧，但两国利益的交集已使得其武力冲突既不可能、也不可想象。但是，在战略层面上，正如怀特所论证的那样，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仍然是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乃至当今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因而成为美国潜在的对手。然而，笔者认为，从中国对外战略的目的、意图和能力三方面来考察，它既不具备挑战美国地位的目的和意图，也不具有这样的能力。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战略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反思。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在经济文化上长期领先于世界，但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的崛起反衬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停滞，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下中国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深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真谛。同时，中国历史文化中“王道”和“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这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有着历史和现实深层反思的思想，其核心是它一再申明的“不称霸”，不仅现在不图谋霸权，而且强大起来后也不会称霸（“永远不称霸”）。
中国现在致力倡导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看上去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实际上却是务实的，其中体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目的，同时其意图也得到了彰显。2013年9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引用习近平主席的概括阐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在这一非常重要的中国政策意图阐释中，除了提出中美之间的合作和相互尊重外，强调了两国的“兼顾对方利益”、“深化利益交融格局”的“互利共赢”的利益观。王毅外长则把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精神实质概括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事实上这乃是中美两国维系合作的主要基石。
退一步说，中国也不具备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实力。正如国外许多学者和媒体所评估的那样，无论在经济、军事以及“软实力”等方面，中国与美国相比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中国严肃的学者对此更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由于周边复杂环境的制约，中国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国际安全态势，特别是中国国内存在着诸多发展的困难和问题，需要花费相当的气力来解决和应对，中国政府在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时，总是把国际局势的和平稳定和国内发展的有序平稳放在第一位。无论国外的“两国集团论”还是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都不利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繁荣，更何况如上文所说，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外交政策原则而反对零和游戏，即使实力再强大也不会走上谋求霸权的旧式强国发展之路。因此，中美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重大核心利益的直接冲突，反过来合作共赢却有着现实基础。
中美之间存在着经济相互依赖的纽带和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但是两国避免在亚太的战略竞争并不会水到渠成、“新型大国关系”也不会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因为两国之间毕竟存在着不少利益矛盾和冲突，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客观上确实会引起美国的怀疑和警惕，进而引起局势的误判并在其战略和政策上表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美战略互信问题受到了重大关注，它被认为“在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中占据首要地位”。美方认为“中国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并据此产生担心”，而中方认为“正是美国的政策、态度和误解导致了两国之间缺乏相互信任的状况”。
那么，中美之间能够建立起互信吗？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来，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和“自助”的不可避免，国家间缺乏信任是题中应有之义。信任是人类认知领域的一个概念，客体的复杂性加上认知的复杂性决定了达到互信的困难，国家间关系中的互信尤其难以做到，遑论持久了，因而便有了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的名言。因此，在既往的国际关系史中，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权宜之计易见，而互信的持久朋友往往成为一种奢望。然而，国家间关系的真正稳定与发展，又必需以一定程度的互信为支撑，这委实是对国家领袖和政治精英的智慧的考验。中美关系中的互信问题已经得到了两国学者的较多讨论，本文无意对影响它们建立互信的不同变量作进一步的探讨，仅仅强调中美在政府层面形成对话、磋商和协调的制度化和机制化的重要性，这将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协调”。
笔者认为，由于大国在国际政治中具有较大影响而承担较大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大国协调”作为一种国际机制本身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中美增进互信、避免战略竞争也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中国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就曾表示：中美不搞“两国集团”（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冲突对抗，但可以搞“两国协调”，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努力摸索出和平相处、密切合作、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中美之间的“大国协调”需要区别于以往的所谓“大国协调”。“大国协调”最早出现于19世纪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欧洲协调”，它本质上是大国对国际安全事务的集体垄断，特别是对弱小国家命运的独断性安排，因而不难理解怀特的“亚洲协调”多受诟病。当今，主权国家平等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已经深入人心，那种旧式的“欧洲协调”模式不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时，参与“欧洲协调”的欧洲大国完全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思维和期待而不是出于合作的真诚意愿，如一位研究者所言：“对于欧洲协调的标准阐述严重夸大了欧洲列强合作的程度，并低估了它们之间的敌对和竞争”，因而它们无互信可言；而新型的“大国协调”必须以求同存异、推进合作和互利共赢为宗旨，这样才有可能达致某种互信，乃至建构起稳定持久的大国合作关系。
“欧洲协调”是在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国际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背景下，列强为了维护新的势力平衡的国际会议磋商机制，其主要功能在于“维持现状”，或“以‘维持现状’为主旨”，后来现状难以维持,“欧洲协调”遂告瓦解。而在当今一些美国政要的眼中，中国是一个想要在亚太“改变现状”的崛起大国。中美在该地区一个是要“维持现状”的守成大国，一个是想“改变现状”的新兴大国，因此，如果说两国都愿意进行协调以避免战略竞争的话，比之于参加“欧洲协调”的列强有着“维持现状”的共同目标（尽管是不稳定的），理论上它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毋庸置疑，周边安全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而东亚地区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涉及到与核心国家利益有关的领土争端。但是，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欲“改变现状”则有夸大之嫌，中国明确主张和平解决争端，与东亚国家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并已如上述并无意也无能力把美国的影响排除在东亚以外、挑战美国的地位，从而陷入大国争霸的历史宿命之中。而如果像怀特所期待的那样，美国真的能够“愿意平等地对待中国……接受中国和其他国家作为军事和政治伙伴，将自己在亚洲的利益与它们的利益协调起来”，并且只要不破坏国际体系的整体稳定，美国应“承认中国国际利益的合法性，即使与自己的利益相冲突”，那么，中美通过对话、磋商和协调建立起某种战略互信不是没有可能的。
中美建立战略互信的一大障碍是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和价值观的偏见，美国的中国通李侃如先生便指出：“中国的一党执政制度也从不同角度引发了不信任……美国人认为，中国存在侵犯人权（尤其是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这使美国更难采取行动设法建立更深层的互信”。美国人的这种不信任感或许是根深蒂固的，并显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此怀特的观点看上去更为公允。他认为，“每一个社会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会达成自己的平衡，不同的社会按照不同的方式达成这种平衡，许多社会在不同的时代达成不同的平衡”。他不无同情地写道：“我们并没有中国那样的历史，也没有面对它当前面对的挑战。西方没有一个人尝试过管理中国正在进行的如此规模的社会和经济变迁。我们不应该同意或赞成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但也不应该轻率地假定，如果按照西方的观念来管理，中国人民处境会更好，即中国将仍然稳定、有序、增长以及自由。”怀特的这一观点确实值得那些喜欢自以为是的西方人认真思考。
就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而言，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看来，它们是实用主义的，没有价值观基础，因而将中西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视为中国不讲基于价值观的原则立场，缺失价值观似乎成了中国外交的短板。这种观点无疑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没有与其保持一致的失望，也说明它们对其价值观的普世性的期待甚或意识形态的偏见，客观上也增加了对中国的不信任。因此，从深层次来看，中美建立战略互信需要在价值观及其相关政策问题上进行平等的对话和加强相互理解。实际上，中国在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思维中有着明确的价值基础和丰富的价值资源，比较集中的体现在中国一直所坚持的对外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中，突出了国家间主权平等、国际正义、国际和平；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接受了市场经济、法治、民主等价值观念；中国还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倡导“和谐世界”、“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型大国关系”等理念。这些价值观念与中国政府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并成为中国外交政策价值取向的主要来源。
不可否认，中国与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在基本价值观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甚至严重的分歧，如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国内民主、国际关系民主化等问题上。这种分歧很大程度上是价值观的分歧，即双方在各自特定语境中对人类基本价值的特定理解和如何具体实现的认知差异所造成的。实际上，笔者认为，有着自己特定历史和经验深深烙印的西方价值观并不就等同于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而中国的价值观也未必与普遍价值相悖，因此，中美的价值观虽有严重分歧，却很难说毫无共同之处。就争取推进建立中美战略互信而言，两国需要加强在涉及价值观问题上的交流和对话，求同存异，使分歧不致成为建立互信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结语
由怀特的中美“分权”论引发的热烈讨论反映了人们对中美在亚太能否避免战略竞争以致冲突的关注、甚至焦虑。客观地说，大国兴衰确实能为它们的冲突带来可能性，但在当今历史条件下这或许不是一种必然而是一种选择。中美能否避免战略竞争取决定于有着逻辑联系的多种因素，包括两国政府和精英人士对国际力量对比、利益格局变化的认知；双方能否建立起战略互信；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选择，等等。怀特的“分权”论以中国在亚太的崛起不可避免为前提，建议美国与中国“分权”共治，富于启发但并不可行。本文借助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探讨中美何以避免战略竞争。这种探讨或未致深入和成熟，且侧重于中美双边合作的可能性，实际上还有很多重要影响变量尚未得到考察。例如，中国如何与东亚邻国建立一种“新型周边国家关系”以增进合作、减少摩擦，这将压缩中美在亚太冲突的可能空间；中国可以深化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尤其金砖国家的合作，以避免独自承受世界权力重心转移带来的压力；推进“西进战略”和巩固“上海合作组织”，促进全球性战略平衡力量的发展，等等。总之，对中国来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良好愿望和“新型大国协调”的务实合作相结合，真正全局性把握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中美在亚太避免战略竞争具有现实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