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以来，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开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开始在各领域采取一系列对华敌视、打压措施，致使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安全、文化方面的摩擦全面上升，两国关系严重恶化。
当前中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是贸易战、科技战，然而最危险且最可能将中美引向冲突与战争的，却是双方的军事安全摩擦，特别是在南海、台海的军事安全摩擦。此外，还可以开出长长的可能带来中美严重军事安全摩擦的风险清单，如:
美朝核对话破裂、半岛形势重趋紧张；
美国强化在东亚的反导部署；
美国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导及低当量战术核武器（上述两点将可能迫使中国扩大核武库）；
中美间发生外空与网络安全突发事件；
中美两国发展非核战略武器、人工智能武器、高超音速武器给两国战略稳定带来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及消极影响，等等。
在中美关系严重恶化的形势下，上述问题上的军事安全摩擦可能在两国间引发更多的军事安全危机，而双方要进行有效危机管理则比过去困难得多，因为两国国内政治压力和零和思维都已明显上升。结果，危机一旦发生可能会迅速升级，从而使中美双方面临更多、更大的爆发军事冲突的巨大风险。
在此新形势下，中美两国、两军如果不希望双方关系滑向冲突与对抗的深渊，在继续坚持贸易谈判，争取稳定经贸、科技关系的同时，双方必须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军事安全危机管理。这符合两国、两军的共同利益。
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两国防长已达成共识，要努力保持两军交流，加强分歧与危机管理，使两军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这一共识非常重要，务必落到实处。
在新形势下中美应如何加强军事安全危机管理？笔者有七点具体建议。
第一、危机管理的重点应是南海、台海、网络安全、朝鲜半岛等。南海与台海有所不同，对于前者双方要尽快明确底线。对于后者，中方红线划得很清晰，如果美方非要触及，爆发危机与冲突的风险将极大。目前由于中菲、中日关系的改善，中美因第三方因素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下降，但对这类风险仍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为加强危机管理，必须坚持与加强双方的军事安全对话，并将危机管理作为各项对话的一个主要内容。一些停滞的对话，包括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应创造条件尽早恢复。
第三、必须明确与强化两国元首及国防部热线的危机管理功能，确保其在避免和控制危机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还应考虑在相关战区间建立热线。
第四、两国、两军高层应就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在中美安全危机管理第二轨道对话中（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双方曾经共同提出一些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如“始终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并发出明确的信号”、“做出对称性的反应”、“基于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等。这些共识如能上升为两国高层的共识，将对加强中美危机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中美两军应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认真落实并进一步充实双方的两个互信机制谅解备忘录（“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此外，双方能否建立一个常设的预防与应对海空突发事件的联合工作组？在新形势下，危机规避应被置于首要地位。
第六、中美应争取早日开展战略稳定对话。对话应以战略核关系为主，同时涉及相关网络与外空安全问题、美国导弹防御部署问题及美国可能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导的问题。
第七、适时开展中美在内的三边安全对话，使其逐步过渡到中国与美双边军事同盟的对话，以打破双方长期对立的状态。其主要任务应为制订CBM（相互信任措施）、减少误解误判、进行危机管理、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美日三方都曾就此提出建议，并于2009年一度达成开展有关对话的协议，但最后却失之交臂。现在应是开展这一对话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