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十二五”时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收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15年的2.73：1。虽然城乡收入缺口逐年缩小，但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仍不断扩大。一方面，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14833元，2015年两者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19773元。其中，工薪收入差距是城乡收入差距矛盾的主要方面，贡献率达到75%。另一方面，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若综合考虑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不降反升，并呈现持续扩大趋势。李实（2003）[1]使用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若把实物性收入和补贴收入都包括在内，中国可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韩其恒和李俊青（2011）[2]研究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一直在50%左右，是我国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若把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都包括在内，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利于扩大内需和消费增长、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亟需调整。
国内外大量学者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部分学者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入手，探讨了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户籍歧视抑制了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和固化。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必须进行户籍制度改革（Sicular等， 2007[3]；万海远和李实，2013[4]）；部分学者从政府城市偏向型政策角度探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认为地区间人口户籍转换、经济开放程度、非国有化等地方政府实施的倾向城市的政策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若实施农村倾向的政策将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陆铭和陈钊，2004[5]）；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可通过解决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王修华和邱兆祥，2011[6]）。除从宏观视角探讨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成因外，近年来大量学者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教育或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矛盾之一（Sicularet等，2007[3]；陈斌开等，2010[7]）。世界银行2016年最新一期《国别诊断报告》研究显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从1988年的37%上升到2007年的54%，而中国最主要的不平等体现为城乡收入的不平等。其中，教育是对中国城乡收入不平等问题最具解释力的一个变量。
一方面，教育投入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包括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两方面。增加教育投入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城乡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边际劳动产出和收入水平，还可以通过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间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研究显示，“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民”。农业就业人数比重每下降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缩小1.03%。2015年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43.90%，在农业领域就业的人数占比为28.30%，而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13%，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工业部门的22.34%。农村人口、农业就业人口与农业产值及农业生产率水平相对比重的差异说明，未来一段时期，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是不断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而教育或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新常态，财政收入也由早前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全国和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和多渠道教育经费投入面临一定压力和困难。在此宏观背景下，如何通过提高教育经费资源在各级教育中的配置效率，有效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矛盾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促进教育投入，有效配置各级教育经费资源，不断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同时也是减少发展不平等，促进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经济社会包容性增长的要求。前人研究教育对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或是着重实证检验，忽视微观机制的理论探讨，或是仅研究教育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缺乏全面分析各级教育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不同效应，进而深入探讨新常态下我国教育经费资源投入的优化配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教育促进城乡收入差距减少的直接效应——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与间接效应——劳动力转移，全方位考察教育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细分各级教育的不同影响效果，探讨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将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引入一般均衡模型，探讨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第三部分基于1995-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教育投入、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区分讨论各级教育的影响效果；最后总结全文。
二、理论模型
本部分构建了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具体包括具有跨期消费特征的家庭部门和二元结构特征的生产部门，在此基础上考察各级教育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微观机制。
（一）家庭部门
参考Song etal.（2011）[8]的研究，本文构建一个两期的世代交叠模型（OLG模型）。
假定所有代表性家庭具有相同的偏好，其效用函数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为1的对数效用函数。假设经济中不存在人口增长，且人口规模被标准化为1。家庭部门满足效用最大化假设。即：
性受一定影响外，教育投入和大多数控制变量的显著性没有受到明显影响，系数值和符号方向也未有大的变动。教育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显著呈现为负向相关，即教育投入具有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四、结论
本文从劳动力转移视角出发，将二元经济结构引入一般均衡模型，揭示各级教育投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微观机制。并基于1995-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各级教育投入、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经验分析与实证检验。
一般均衡理论分析说明，教育投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的微观机制主要包括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①直接效应具体指教育投入增加，有益于受教育者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直接提高农业生产部门和非农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但是，在教育经费投入增加同等单位的情况下，农业生产部门工资增长率的提高要快于非农生产部门工资增长率的提高，从而增加教育投入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②间接效应体现在，教育投入增加提高了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增加了其在薪资更高的非农部门的就业机会，降低了农业部门劳动力流动到非农部门的转移成本，促进了农业劳动力跨部门转移。城乡收入差距将随着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减小。
实证检验印证了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有效性。首先，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各级教育均能有效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且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是一种帕累托改进。通过对比各级教育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效果发现，相比其他教育，增加义务教育阶段的生均经费投入——尤其是初中阶段教育——可以更为显著地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矛盾。现阶段，虽然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增长显著，但仍存在地区分化趋势。特别是初中教育区域差异明显。数据显示，“十二五”时期，东部地区初中教育经费投入增长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发达省份初中教育经费投入增速是西部落后省份的五倍左右。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减速调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回落，进一步合理配置教育经费投入资源实现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最大化，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与实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为此，各级部门应进一步提高各地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特别是初中教育生均经费投入，在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工薪收入的基础上，有效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包容性增长。
其次，伴随“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我国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同时，产业结构由工业向服务业转型也带来了传统农业部门存在过剩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而现代部门高技能熟练劳动力又相对短缺的困境（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9]）。就业结构转型滞后造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较大偏差。加大教育投入可以促进传统部门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变为生产效率较高的熟练劳动力，增加其在薪资更高的非农部门的就业机会，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教育投入再分配手段带来的劳动力“转移红利”既能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利于缓解就业结构转型滞后的矛盾。
最后，在我国宏观经济减速调整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可通过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来弥补短期私人部门投资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平滑经济增速波动，长期而言，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增加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提高潜在经济增速。综上，通过教育投入实现劳动力合理流动，是有效缓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矛盾，实现兼具公平的包容性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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