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各类灰犀牛、黑天鹅事件时有发生，无论是海外还是中国短期经济波动都越发剧烈，进行经济预测和制定政策的难度都大大增加。
回顾2019年，中国经济被两个意外因素主导。一是中美经贸摩擦局势越发复杂多变，特朗普一面利用关税手段施压、一面推动谈判，中国也不甘示弱、强硬反制回击，两国经贸摩擦在“升级-复谈-再升级-再复谈”的波折中超预期升级。二是面对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政策面并未如以往实施大规模刺激，对防风险的重视程度不降反升、相关措施如房地产融资和金融整治等不松反紧，力度显著超出预期。
在上述背景下，市场对2020年经济形势尤为关注，判断上也出现了诸多分歧，例如，四季度以来经济数据在个别月份出现反弹，各方随即对经济是否企稳抛出不同意见；而政策目标方面，近期关于2020年是否应当“保6”的辩论也空前激烈。
当前应如何看待2020年经济形势？未来的政策目标又应当如何把控？在笔者看来，数据短期波动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企稳的依据，外部不确定性依然是2020年增长前景的主要影响因素，总体下行仍是大概率事件；而逆风前行之中，更需要把握好短期稳增长与长期防风险、促改革之间的关系，尤其要避免以短期强刺激“保6”的做法。
外部不确定性仍是主要风险
主要海外经济体中，美国消费增长强劲，通胀和失业率仍然稳健；但特朗普减税的红利效应即将耗尽，且并未解决美国经济中存在的基建滞后、私人基建投资意愿不足等结构性问题，加之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对自身也有不小伤害，预期2020年美国经济可能会从高位略有回落。
欧洲政治风险依然存在，经济仍未看到转机。约翰逊上台后英国脱欧局势有所改观、但仍有巨大不确定性，法国“黄背心”运动则愈演愈烈。年初至今，欧元区制造业PMI已连续10个月低于荣枯线，核心国家主要经济数据下滑明显，德国作为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GDP增速、制造业PMI、出口增速全面下滑，前景堪忧。
新兴市场方面，长期以来各国基本面和发展路径存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表现可能出现较大分化。尤其2019年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等南美国家局势动荡，游行、罢工频发；相较而言，在全球贸易格局变迁、政局相对稳定等有利因素之下，东南亚开放经济体的表现更加值得期待。
全局来看，当下全球的政治经济形势已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全球经济走向疲软，作为全球经济景气的“金丝雀”，韩国出口连续12个月同比负增长，在此背景下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国央行开启了新一轮的宽松周期；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也不容忽视，前文已经表明民粹主义情绪正在部分国家滋生。
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开放，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在持续提升，短期来看，外部不确定性仍是2020年的主要风险。尽管中美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且将尽快开展第二阶段协议谈判，但2019年来两国经贸形势的反复波折表明，仍应警惕未来再现波折的可能性。尤其2020年恰逢美国总统大选，为了达成选举诉求，不排除特朗普“出尔反尔”、先达成再撕毁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可能。此外，即便贸易协议短期内落实，已经加征的关税也不会全数取消，关税造成的损失难以挽回，未来的不利影响也仍需进一步消化，对此，政策面需要做好充分的估计和准备。
强刺激政策难再现，探寻新增长点
国内来看，2018年以来的本轮经济下行过程中，决策层对于短期保增长仍然高度重视，逆周期调控从未缺席，财政方面重点落实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及专项债发行，货币政策也总体保持宽松、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均有较多动作，如降准、公开市场操作、LPR改革和市场化降息等。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轮稳增长并未采取以往强刺激的做法，政策思路也随着730政治局会议强调“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而得到明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扩张，中长期潜在增速下降，刺激政策的效果也在边际减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过去的“大水漫灌”留下了诸多后遗症，部分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因此，我们认为2020年仍将延续目前合理适度逆周期调控、不搞强刺激的稳增长思路，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特别是在房地产领域，短期不将其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中期坚持“房住不炒”、遏制房地产高杠杆风险、降低对实体经济挤出的思路不会变。当然，当前房企融资端政策已经收得很紧，在经济下行压力触及底线或房企资金链风险加剧时，不排除政策端的边际放松，近期已有传闻央行将对房企发债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放松；此外，“因城施策”的边际微调也是大概率事件，各线城市也将延续2018年以来的分化走势。
货币政策方面，近期抬升的通胀主要受猪肉及其替代品价格推动，去掉猪肉影响甚至呈现一定的通缩态势，尚未形成过多掣肘，短期内主要矛盾仍是稳增长与降成本。尤其2019年以来，全面降准、MLF降息等政策工具纷纷落地，2020年的适度宽松依然有空间。
当然，面对暴露出的诸多结构性问题，依靠总量管理的货币政策已然显得捉襟见肘，如民营及中小企业信贷供给扭曲的问题至今仍未有效解决。此前原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强调“中国可以尽量避免快速地进入到负利率时代”，一方面是为了指出货币政策宽松空间虽然存在但有限度，另一方面也在暗示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多作用。
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2020年更加需要加力提效，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而专项债提前下达带动的基建投资或将成为2020年的政策主线。三季度以来提振基建的政策措施频繁出台，目前2020年的1万亿额度专项债额度已经提前下达。
需要指出，2019年减税降费已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考虑到继续加大力度减税将会进一步增加财政收支压力，笔者仍建议未来应逐步着手落实规范税费征管相关制度，直接减轻财政压力、间接扩大减税空间。
此外，2019年的经验或许已经表明，依靠传统的短期需求管理手段，或许可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但要保证中长期的增长，仍然需要挖掘新的潜力，探寻新的增长点。在笔者看来，尽管当前社零表现疲软，但服务消费和下沉市场近年来增长迅速、潜力巨大，而以5G、AI、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也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基础，均是机会所在。
更加重视改革开放的实效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大概率将延续总体下行的态势，而综合外部不确定性、强刺激效果及其后遗症、宽松政策空间等诸多因素来考虑，2020年不宜将保“6”作为硬性目标。
更加迫切的是加速改革开放取得实效。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人口加速老龄化、制造业亟需转型升级等诸多问题，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实属必然。而与此同时，中美脱钩警钟响起已经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政府债务约束和投资效率困境、货币政策传导不畅与信贷供给扭曲、居民部门杠杆率显著升高等诸多结构性问题也开始凸显，成为长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阻碍。因此，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改革、防风险之间必然要有所取舍。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一百年”的布局之年，更是改革的关键之年，收入分配改革、“三块地”改革、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等诸多工作均需加速推进。
核心仍然是通过对外开放、加大创新研发等途径提升效率。特别是，借助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和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中国应当继续以开放回应孤立主义，实现竞争中性原则，优化营商环境，并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治理能力，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