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5日，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并恢复全面经济对话。这标志着历时近两年的中美贸易冲突暂时缓解。回顾中美冲突在经济领域的扩展，从传统的关税冲突，向投资冲突、科技冲突延伸，并影响到了非传统领域的国家安全。
这其中的关税由升转降，是否意味着其他领域的冲突也会自然消解？笔者认为，中美贸易冲突在经济领域的扩展趋势，对应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来观察中美冲突的三大领域。我们将会看到，在关税领域冲突缓解的背景下，其他领域的冲突发展，可能仍有其相对独立的逻辑。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传统的贸易一体化。此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境消费、跨境销售，相关的双边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贸易领域的关税冲突。第二阶段是生产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扩展。此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境投资、跨境生产，对应冲突主要在直接投资领域，一般涉及市场准入、产业政策等问题。1980年代末日美国贸易冲突所涉及的问题，基本限于上述领域。
而在21世纪的今天，跨境信息流动、军民两用技术融合，共同推动全球化进入了第三阶段。在此背景下，信息、数字科技快速发展，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军民两用技术的界限日益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重新定义，国家间冲突也随之扩展到了该领域。
其一，中美在关税问题上的冲突对应于传统贸易一体化。2018年初以来，中美冲突首当其冲地表现为关税争端不断升级，这对应于传统贸易一体化阶段的问题。过去关税问题的主要解决机制，是WTO多边机制，但是目前这一机制濒临失效。
其二，中美贸易冲突向投资冲突和结构性议题扩展，这对应于全球生产体系的一体化。中美在投资领域的摩擦，反映在诸多结构性议题方面，包括一般的市场准入、产业政策。不过，由于中国经济的一些特殊背景，中美投资冲突还扩展到了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强制技术转移等领域。在过去，对应的协商机制是奥巴马时代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和特朗普政府初期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CED），但后者到最近都处于停摆状态。
在投资领域，美国不但指责中国的政策，而且还对应加大了对中资企业投资美国的限制。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规模出现快速下降趋势。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的2016年，中美对美直接投资460亿美元，2017至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金额同比增速连续下滑，降幅分别达到37%、84%。到2018年，全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仅为48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19.6亿美元，同比再降约20%。
其三，贸易冲突向科技冲突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对应于跨境信息流动的全球化。一方面，全球化早已跨越了日美贸易冲突中的传统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阶段，走向了跨境信息流动的一体化，并使得军民两用技术界限日益模糊。这本身对参与全球化国家之间的互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另一方面，中美战略互信持续削弱，而且中国在军民两用技术领域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在此背景下，美国在技术管制、投资审查、人才政策等方面对中国发难。
美国政府阻碍双边留学生、技术人员的正常交流，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封锁和禁运。截至2019年6月，被美国纳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及其海外子公司总计261家，占美国实体清单总数21.9%。同时，中美双边技术合作受到冲击，中美科技合作明显降温。根据我们同事董维佳、姚曦的计算，在中国与各国合作申请的国际专利中，中美合作数量占比在2014年达到了48.8%的峰值，对应的数量达到了1258项。而在2018年，该比例下滑至34.2%，对应数量也降至了907项。
中美贸易冲突向投资领域、结构性议题的扩展，以及进一步向科技领域、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延伸，正好对应了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当前，中美双方的第一阶段协议签署，意味着贸易冲突、关税战本身有所缓和，这对两国的经济下行压力均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但是，第二阶段结构性议题谈判的困难将明显上升。尤其是第三阶段，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和限制，将会随着中国在相关领域可预见、不可预见的重大进展而进一步升级。
可见，科技领域的冲突将具有长期性，虽然不会像关税冲突那样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较大影响，但是会对中国在全球分工网络中的地位、中长期发展空间产生不利影响。同时，科技领域冲突及其向国家安全领域的扩展，可能进一步诱发中美冲突向政治领域的扩展。因此，贸易领域虽然取得暂时缓和，但科技领域的冲突仍然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为军民两用技术的安全使用寻求国际多边解决方案
全球化条件下军民两用科技的高度发展与扩散，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边界与军事优势，美国逆历史潮流而动、试图通过“脱钩”来维护国家安全，这种做法成本过高，是负和游戏。
一个正和游戏的方案，是通过建构新的国际技术标准和国际管控机制，以缓解技术和供应链安全担忧，从而避免中美脱钩和逆全球化趋势。这不但有利于缓和美国的国家安全焦虑，同时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助于提升中美在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互信。
关于新的国际技术标准、国际管控机制方面，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提议。在此方面，可以由中美技术专家、或基于国际组织平台进行协商，推动国际技术标准的更新完善，以适应、解决跨境信息流动、军民两用技术对国家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
当前，中美冲突在关税领域出现缓和，应抓住这一时机，为军民两用技术的安全使用寻求国际多边解决方案，从根本上为中美巩固、增强互信创造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