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产业政策往往扮演十分独特的角色。中国是一个政策大国，众多的产业政策就是一大类政策。不过，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对于产业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需要认真总结和研究，避免因政策调整不及时而加剧结构性矛盾。
对于产业政策，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曾有过影响颇大的争论，他们争论的是“产业政策是否有用”，是理论层面的争论。但在现实中，中国以及国际其他经济体（如日本、德国）都存在产业政策，说明产业政策存在有它的意义。更现实的问题应该是：政府应该如何制订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干预”程度？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如何平衡、谁主谁辅？产业政策是否应成为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工具？其实，目前一些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等都存在产业政策的强干预导致市场扭曲的问题，这会造成结构性的问题更加严重。这是产业政策制定中需要反思和认真研究的。
例如，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政策更多考虑的是短期推动产业发展，扩大产能规模，而忽略了市场的真实需求，结果扭曲了资源配置。新能源汽车的产业政策不仅带来了汽车行业的供需扭曲，也影响了上下游的产业链。比如，锂电池的大量需求也短期内推高了金属锂的价格，形成了大起大落，对原材料和上下游企业的发展都带来巨大的波动，反而不利于整个产业链的成熟和稳定。光伏产业的兴衰也是这方面的典型，只有在政策退出之后，才形成了比较良性的市场平衡。
在消费领域，中国出台的鼓励消费的产业补贴政策，往往带来了供求的失衡。例如，过去对农机、家电、汽车等消费短期内有鼓励的作用，实现了去库存的效果，却进一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生产过剩，并没有给这些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好处。很多情况下，产业政策的变化带来资源的调整，引发很多企业（包括民企和国企）跟随产业政策而动，希望纯粹利用政策来获取资源和收益，不仅扎堆于有利可图的产业，人为地形成失衡，也出现了层出不穷的造假、骗补等不正常现象。这就失去了产业政策的应有之义。
对于这些产业政策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曾经指出，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从宏观角度来看，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更令人担心的是，发展新经济的本意是通过发展新经济促进体制改革，但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延续，很可能产生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由于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也需要适当的政策来辅助市场进行调整。刘鹤曾指出，结构性问题持续困扰着中国的发展质量和发展的持续性，“结构不合理和调整结构是任何经济的永恒主题。技术变化、需求偏好变化及体制的变化必须不断派生结构调整的要求，即使在后工业化经济体美国、日本及欧盟也都存在结构调整问题。我们必须始终抓住这个重要问题，不能放松。”
因此，产业政策更需要一种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精准扶植”政策，而不是宏观上的“大水漫灌”，更需要的是通过环境和供需的微循环改善来实现产业的良性发展。对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也需要从市场角度来衡量和评估，看它是促进了供需平衡，还是加剧了结构性的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