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极为重要的讲话，史称“8·18讲话”，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尤其是高度凝练了无产阶级政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从制度根源上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敏锐指出了我国政治制度领域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精辟阐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思想。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1983年7月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1994年10月再版时改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公开发行，收录了这篇重要讲话。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通栏标题予以发表。1987年7月1日,值建党66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头版整版再次隆重刊发这篇讲话，并配发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人民日报》两次在头版刊登同一篇讲话，足见其重要性非同寻常。随后，《光明日报》等 50 多家报刊全文转载并配发社论或学习文章，《红旗》杂志于1987年第13期发表社论《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记述：“8月18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必须进行改革。”由此可见，这篇讲话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时期我国推进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在2019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特别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就团结带领人民为此进行了不懈奋斗。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入。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正是基于邓小平的这篇纲领性文献。虽然邓小平并没有使用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但其深邃的理论洞见恰恰构成了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宝贵思想财富。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篇讲话得到如此多的关注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非常罕见，弥足珍贵，在邓小平诸多讲话中也很少见。“8·18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可多得的经典文献，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一座丰碑。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40周年之际，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重温邓小平的这篇光辉文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深刻认识和反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确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而言之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很长时期里在实践上是悬而未决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民主共和制，并提出“社会共和国”的政体思想。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制度原则。然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长制”“一言堂”，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危害。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也未能走出这一窠臼，一度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深刻反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自身的惨痛教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代表了这一反思的最高理论成果。
作为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经验体会最为深刻的领导人之一，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所存在的体制性弊端也认识得最为透彻。在这篇讲话中，他以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尖锐地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尤其是“8·18讲话”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的剖析，至今读来仍入木三分。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长期困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关键的体制性问题。从“苏联模式”开始，就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后来被实践证明是各国社会主义的制度顽症。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饱受权力过分集中之苦，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也曾提出过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涉及地方分权的问题，但总体上对制度上的分权缺乏认识，实践上还是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历史教训告诉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而言，问题不是集中太少或民主太多，而是民主不足而集中有余；弊端不是来自分权，而是高度集权。
对此，“8·18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又与家长制作风相互助长，“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由此造成“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讲话指出：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也发生了严重曲折。这段话，正是沿着上述“8·18讲话”的思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高度总结，进一步印证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科学性和深刻性。追根溯源，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届三中全会起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就缘起于邓小平的这篇讲话。
正是基于对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制度弊端的深切洞察，邓小平在“8·18讲话”中明确提出必须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进行改革。他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后来，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这些论断，可谓高瞻远瞩，高屋建瓴，迄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总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虽然40年的时间带来了时代变迁，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问题意识不能变。从这个意义上说，“8·18讲话”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当前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纲领性文献。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光辉文献的理论价值，不仅是系统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并提出对此进行改革的基本措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率先阐述了制度与人孰轻孰重的问题，明确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论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博大精深，但以往没有直接论证过人和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关系和地位。对此，邓小平在“8·18讲话”中鞭辟入里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是“8·18讲话”留给后人最伟大的思想遗产之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被此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正式文件所反复引用，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制高点。其中最具有学理价值的是，邓小平画龙点睛地对人类政治学千百年来研究的一个主题——即“好人”与“好的制度”哪一个更重要，做了深入浅出的回答。从儒家的内圣外王、德治仁政，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王”及其对政治至善的追求，无不崇尚的是“好人”政治、“贤能”政治或圣贤之道，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想。直到近代以后，政治思想才开始发生转向，出现了恩格斯所概括的“法学世界观”，把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提到了应有的地位和高度。但是，与以往思想家的烦琐论证不同，邓小平“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的概括，言简意赅地把制度与人的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样的话语表述堪称经典，也体现了邓小平一贯生动、务实的语言风格。
这一概括，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建设极为重要。以往的政治理论都强调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构成的，特别强调理想信念、思想觉悟和党性修养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对于制度建设往往缺乏足够的关注，把重点放在了人格塑造而非制度构建上，造成人和制度关系上的畸轻畸重，甚至把两者的重要性给弄颠倒了，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重大失误和严重挫折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问题的症结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好，而是制度不健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要正确理解这一历史结论，要真正记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沉痛教训，就必须深入领会“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的思想深邃性，搞懂“好人”“坏人”与“好的制度”“不好的制度”孰轻孰重，从而进一步提高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改革总目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历史反复揭示，只有构建好的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究竟在全局上是依靠好人还是依靠好的制度，究竟从根本上是以思想为主还是以制度为主来进行国家治理，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走向现代化的分水岭。“文化大革命”血的教训也说明，靠“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并不能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政治和美好的社会。正如邓小平在“8·18讲话”中所说的：“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核心问题就在于制度建设薄弱，尤其是缺乏对党的领袖的制度性约束，缺乏对于最高决策的纠错机制。
殷鉴不远，不可失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讲话，正确把握制度与人的辩证关系，对于当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具有纲领性指导意义。在“8·18讲话”过去12年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可见，制度建设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主线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旨所在。对此，习近平曾说：“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党不断思考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知易行难，能够认识到的问题不一定都能够做到。然而，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候，能够提出这样的真知灼见也并非易事。那么，如果能够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这一真知灼见，在国家治理中正确处理“好人”与“好的制度”的辩证关系，做到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有机统一，达成知行合一，则更是善莫大焉。
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仅揭示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给我国制度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这是对党和国家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所做的质的规定性，也阐明了我国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现代化方向，进而言之也指明了塑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向。
在不少人看来，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关于经济建设的，特别是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突破。实际上，邓小平在政治建设上也是很有见地的，尤其是他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同样重大。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3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在“8·18讲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并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邓小平的这一观点，不仅把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高屋建瓴地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从经济、政治和人才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界定，把民主政治建设提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这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蕴。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高扬的一面旗帜。但是在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能否不忘初心，把民主政治落到实处，不仅关系到党的旗帜是否改变颜色，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如前所述，社会主义运动在国际上之所以遭受严重挫折，一个主要原因是民主政治滞后、党内形成“家长制”“一言堂”局面。正如“8·18讲话”所披露的：“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在1985年又进一步概括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邓小平不仅把民主政治提上了现代化建设的议程，而且把民主和法制有机统一起来，他在“8·18讲话”中精辟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因此，早在1978年12月13日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不言而喻，民主和法治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杠杆，两者密不可分。没有法治，民主就没有保障；没有民主，法治就会迷失方向。在现代民主理论中，法治是民主政治的要素之一，不存在没有法治的民主。没有法治，只能是多数人的暴政、民粹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而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邓小平讲得很清楚:“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教训来看，没有民主的法治，只能是中国历史上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即法、术、势三位一体，法治与权术纠合在一起，把民众变成法的奴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法治”实际上就是君主的个人专断亦即“人治”，成为专制主义的工具。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经受了三落三起的极为复杂的严酷政治考验，不仅熟知党的历史，亲历和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和决策过程，有治党治国治军的全面经验，而且有着不同寻常的宽广的国际视野，从早年出国勤工俭学到后来亲身参加中苏论战，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亲身感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洞悉深刻，这无论在中共领导人还是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都十分难得。正是丰富的政治历程、非凡的领导经验和坎坷的人生起伏，才使他能够做出比其他前辈和同辈领导人更为深刻的理论总结，特别是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只有使国家治理民主化、法治化，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切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建设不是随意的、盲目的，而是有明确方向的，这一方向就是民主和法治；同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不是随意的、盲目的，也必须有明确方向的，这一方向同样是民主和法治。回顾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历程，我国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必须进一步补短板，不断完善民主政治的各项制度，深刻认识民主法治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和质的规定性。这是“8·18讲话”的思想精髓所在。
以制度建设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
综上所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不朽文献，体现了制度为本、问题导向、民主取向，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依然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和结果，就是要从制度建设的高度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这在讲话中占了很大篇幅，也是其亮点之一。
“8·18讲话”不仅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所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清晰的概括，还深入分析了这些弊端产生的历史原因。针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长期存在且危害十分严重的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等现象，邓小平指出：“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从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遗产的双重视角对党和国家的制度弊端进行分析，是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由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政权都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摆脱这些落后国家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不良影响。如果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主要问题是打碎资本主义旧的国家机器；而对于这些落后国家而言，本来就缺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历，也没有资本主义的历史传统，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更多的是来自封建主义的腐朽政治文化。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这方面的教训都十分深刻。尤其是中国有着数千年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形成了十分成熟完备的封建政治文化，尽管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依然根深蒂固，很难消弭。正像邓小平在讲话中所说的：“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8·18讲话”首先关注的是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提出要“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针对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官僚主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弊端，邓小平分析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不少。”
邓小平的上述分析，可谓十分精辟、中肯、到位，以至40年过去了，至今读来仍不陌生，甚至有些问题还愈演愈烈。需要反思的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思想理论工作，长期以来的重点是抵御资产阶级或西方文化的侵蚀，但对封建主义缺乏应有的批判，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治理国家的思想资源，甚至形成了一股文化复古主义的反现代化思潮。就此而言，“8·18讲话”不啻为一支清醒剂，警钟长鸣。一方面，邓小平提出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另一方面他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予以更大的警惕，甚至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正像讲话所指出的：“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前些时候解放军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总政治部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
应当认识到，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否定，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在缺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中国，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跳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程很容易造成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融合。因此，虽然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既要“反资”也要“反封”，但封建主义腐朽文化的危害通常更大，很多封建政治文化往往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借尸还魂，迷惑性很强。在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认为是“右”，而坚持传统那一套被称为“左”，并且长期形成了“宁左勿右”的倾向。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一些人对不走“邪路”津津乐道，而对不走“老路”却避而不谈，问题也在于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振聋发聩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一精辟论断余音绕梁，同样适用于“反资”与“反封”的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呢？“8·18讲话”也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由此，他才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命题，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课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邓小平所痛感的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独断专行等现象，也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封建主义留下的沉疴顽疾。
前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几个方面的主要思想，一以贯之、相互联系，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典范。总的来说，封建主义思想传统是前现代的产物，其政治文化总体上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相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正确辨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现代化意味着要批判性继承传统，但决不能以“前现代性”去否定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更不能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在当前各种思潮和观点鱼龙混杂、鱼目混珠的情况下，重温邓小平的“8·18讲话”，恪守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可以保持更为清醒的头脑，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厘定正确的方向。这是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40周年最真诚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