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判断，是基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对外部环境趋势变化的深刻认识。国家有关官方研究机构曾设立课题，希望能对大变局进行指标上的量化，从而科学衡量大变局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维度上的具体变化程度到什么地步，才算上百年未有大变局，并以此来细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安排。该课题最终基于经济、科技和产业的维度，对大变局做出了一些细致的指标研究，但对大变局的政治和军事维度没能给出操作化的衡量指标。他们的解释是，因为后者缺乏客观公认的理论指导，所以难有研究和规划上的重大进展。随着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和流行，对百年大变局的国际关系的探讨需要在概念和理论认识上往前推动一步，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必要性显得更为迫切了。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经济负面影响得到了国内外很多讨论。欧美和亚太重要经济体纷纷陷入停摆和衰退状态，世界经济增长前景黯淡。IMF和WB预计，2020年全球GDP下降将超过2%；美国CSIS高级顾问Amy Searight撰文指出，疫情大流行在东南亚造成的影响可与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受疫情影响，中国第一季度GDP下降6.8%。不过，这些还是短期的尤其是对今年经济增长前景的当下评估。
从全球疫情蔓延这个自变量来看，它有非常明确的方面，也有还不太明确的方面。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汉暴发，但经过艰苦努力和付出巨大代价，本土疫情在中国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而疫情随之在全球蔓延，尤其美欧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的疫情形势严峻，确诊和死亡人数都远超中国。这种疫情形势的对比反差，已经是非常明确的态势了。
但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何时能得到控制，能否在短期内（比如在今年9月之前）基本得到控制，还是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开发出疫苗，从而彻底阻遏新冠病毒的传播；新冠肺炎病毒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异并大规模扩散到医疗资源薄弱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否会大规模传播到南半球，且在今年秋冬季杀回北半球导致二次传播。对此，国际科学界还没有完全一致的认知和意见，这是疫情发展趋势还不太明确的方面。
从百年未有大变局可能受到的影响而言，现在的各种说法和预言分歧巨大。基辛格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久改变世界秩序。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不会根本改变世界秩序，但可能开启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张茉莉指出，新冠肺炎有可能演变为继大萧条和全球金融海啸后第三次大危机，将加快重构全球经贸秩序。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不认为新冠疫情是历史的转折点，而只是强化了现行国际政治的既有发展趋势。复旦大学张家栋认为，在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次重大格局调整变化是由传染病所导致的，但疫情会起到扶强抑弱的催化作用，因而不会对美国霸权造成实质性损害。清华大学阎学通认为，疫情不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根本影响，但美国经济增长下降将影响国际竞争程度和国际秩序。
因此，从上述的分析和争论来看，新冠疫情到底对大变局的影响是什么，取决于我们对大变局这个概念的界定。对大变局的定义不同，结论和预测就可能大有差异。
第一，如果把大变局界定为国际格局，即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结构对比的变化，那么无论是把当下的国际格局变化趋势看作是两极格局、多极格局还是一极格局，大多数学者认为疫情对国际格局的塑造能力和影响力都非常有限。毕竟，这次疫情大流行（无论是上述所讨论新冠疫情的确定性方面还是不太确定性方面）对所有大国都造成了程度不一的损害，但还看不出有任何大国从疫情大暴发中得到国力相对增长或绝对增长的显著好处。
大变局也可以从地区格局上进行界定。此次疫情大流行对地区格局变化的影响上，可能正在显示出来：欧盟的凝聚力和能力相对下降，它囿于严格的财政制度先后拒绝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冠借款请求；东亚中日韩三国控制疫情扩散的能力和优势有所体现；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实力更为弱化。这种地区结构变化趋势的持续性值得关注。
第二，如果把大变局理解为国际秩序的变化，那我们需要对国际秩序的含义和构成要素进行梳理和分析。国际秩序既包含调整国际交往活动的国际规则，也包含国际规则一旦被破坏而加以维护的国际力量（主要指国际组织或相关领导性大国）。国际秩序是变得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国对国际规则的规范作用和维护国际规则的国际力量结构的能力意愿这两大要素是否具有稳定的预期有关。
新冠疫情大流行对目前国际规则的影响预期并不明确，究竟是否会显著增强或削弱国际贸易规则、国际主权规则、国际军事规则、国际人权规则、国际气候规则、国际难民规则等主导性规则，都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如果仅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产业链）而言，疫情大流行是否会导致产业链分工出现根本断裂趋势还是重组趋势，曾经高歌猛进的全球化是否根本逆转还是疫情本身凸显了全球化内在动力逐渐积累的趋势预期？在疫情大流行这只黑天鹅所造成的众多风险还没有完全展示之前，上述国际规则的演变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从维护现有国际规则运行的国际力量框架而言，以WHO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在协调和规范全球抗疫进程中的众多乱象，显得极为无能为力或滞后虚弱。此次沙特主办的G20首脑特别峰会对促进国际抗疫合作和协调疫情造成的经济金融风险的政策协作上，象征性作用大于实质性意义。各个国家由于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的差异，相互的利益和政策具有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导致难有真正的切实性全球合作响应。作为自诩为现行国际秩序天然维护者的美国，特朗普政府显示了无法抑制的推卸全球领导责任的偏好和民粹主义的作风。实事求是而言，中国尚缺乏承担全球抗疫合作和带头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能力，应更多聚焦于实施力所能及的国际援助。
第三，如果把大变局理解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那么此次疫情大流行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后果是，显著加剧了中美之间由于经贸摩擦、科技脱钩所积累的矛盾，增加了双方意识形态和根本制度层面的对立。特朗普和美国其他政府高官和议员甩锅中国，肆意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并将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政治体制，这种矛盾对立有从官方层面蔓延到社会层面的风险，大大增加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不信任，降低了相互好感度。可以说，中国越是抗疫成功，越是尽快复工复产，美国当局将越是具有将中国作为自己抗疫不力的外部替罪羊的动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疫情大流行可能确认了中美之间的冷战局面。
第四，如果把大变局理解为国家内部变革趋势，那么疫情凸显和加剧了各国内部的固有隐形和显性压力和裂痕，包括价值观冲突、公众沟通中的信息披露压力、责任归属诉求、大众政治动员的信任建设、公共政策上的优先利益排序等等。正如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薛静所指出，全球疫情大流行揭示了各国内部的不安全感及国家发展改革方向上的迷茫感，当下可以说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几百年间最迷茫的年代。
由于革命和进步的元叙述主题的缺失，全球化导致的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经济主义的破产，人类面临着失去现代化作为驱动力的发展方向和解决手段的危险。疫情大流行表明，美国和西方国家越来越不能进行制度和体制上的改革和调整，陷入政治上无法自拔的极化僵局。
从中国自身而言，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会议也指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由于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要完成十八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面临不小的压力。
最后，从政策建议而言，要高度重视疫情带来的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海外债务偿还风险，提前做好债务重组的预案；以更理性的认知和心态，判断和分析一些国家由于疫情应对不力的政治内耗所造成的对中国不满情绪；此次疫情显示，中日韩抗疫中，民众与政府之间相似的关系模式显著不同于西方，这提示我们，中日韩具有克服政治障碍和矛盾而进行合作的可能空间，因此要注意挖掘东亚国家合作的文化渊源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