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充分显现，前2个月的经济数据全面收缩。随着全国复工复产进程加快，中国经济正恢复常态循环。中国经济时报约请长期深耕于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专家重点就疫情后的中国经济走势、后续政策建议展开讨论。期望读者从他们严谨的分析中增添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中国经济经受住了疫情冲击
中国经济时报：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确实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如何概括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黄剑辉：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在前2个月的经济数据中得到充分显现。从生产端看，工业增速大幅回落，远低于预期，停工停产和终端需求疲软构成双重制约；从需求端看，消费增速大幅回落，投资增速首度负增长，贸易自2018年3月以来首现逆差。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较去年12月上升一个百分点，为该统计数据最高值。
唐建伟：1—2月份宏观数据全面下滑，无论是需求端的消费、投资还是供给端的工业产值，全部大幅负增长。
疫情导致工业和服务业生产都显著放缓。工业领域三大门类中制造业产值跌幅最大，无论是与消费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还是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都显著放缓。三大投资类别全部大幅下降，制造业投资受冲击最大，房地产投资显著下滑。疫情导致消费跌到历史低点，除了抗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消费保持增长以外，其他所有消费都负增长。
警惕疫情对经济的多轮影响
中国经济时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转好，是否可以说“中国经济的至暗时刻已经离去”？
黄剑辉：最坏时刻已经过去，3月数据有望反弹。我国工业、消费、投资规模体量依然可观，基础工业和防疫物资保障有力，线上经济活跃发展，经济发展韧性和潜力仍大。中央及地方近期持续出台政策措施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政策效果不断显现。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已持续向好，但境外疫情仍在加速扩散，疫情防控仍然面临挑战，但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预计疫情对经济影响将逐渐减弱，3月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有望明显反弹。
工业增加值有望于3月份明显反弹。2月下旬以来，六大集团发电耗煤同比增速降幅连续三周收窄，周高炉开工率持续回升至64.5%，显示生产逐步改善。随着近期疫情得到进一步控制，政策重心逐渐转向对冲疫情负面冲击和维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人员流动和返程限制也将开始出现拐点，在企业复工率不断提升、需求端居民消费和基建投资等因素逐步修复之后，3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有望明显反弹，经济增长有望在二季度逐步恢复。
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有望于3月明显反弹。一方面，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经济社会发展正常秩序逐步恢复，消费需求会得到回补和释放。另一方面，国家加大对稳消费支持力度。3月13日发改委等23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就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助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提出了19项政策举措，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消费刺激措施。在出口受到外部冲击、投资受制于资金压力的情况下，消费的压舱石作用将会进一步发挥。
固定资产投资将于3月触底反弹。由于疫情冲击，1—2月投资数据异常波动，表现大幅弱于预期。考虑到3月以来国内疫情防控态势不断向好，企业复工复产节奏加快，且中央及地方不断在财政、货币、产业等方面推出大量支持疫情防控以及复工复产、经济恢复的扶持政策，世界主要经济体实施的刺激政策也为我国提供了进一步放松的政策空间，后续投资数据有望出现反弹。不过仍需要密切关注海外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剧烈带来的外部输入性风险。
房地产相关数据有望3月反弹。进入3月以来，各地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居民焦虑逐渐淡化，各地在因城施策的导向下也出台了不少支持政策，各地房企陆续复工复产，房地产新开工、竣工、销售也逐渐回暖。预计3月房地产投资、销售、价格各项指标环比增速将有所反弹，但同比增速仍难言乐观，“小阳春”现象也难以再现。
出口预计将继续低迷，而进口将保持稳健。当前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企业复工复产正在有序展开，而境外疫情正在逐渐扩散，其负面冲击正在逐渐显现。
唐建伟：二季度之后有望改善。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复工复产正在快速展开，3月之后工业生产有望回升。
但是，外需减弱叠加疫情输入性风险，导致二季度之后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存在压力和风险。随着海外疫情蔓延并处于爆发期，预计全球疫情至少还要持续1个月以上。在疫情全球性爆发、全球股灾、油价下跌以及全球经济下行预期加大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的疫情回流压力加大，外需减弱可能导致贸易萎缩以及顺差收窄，全球产业链可能休克影响我国制造业生产和投资。
刘元春：我们必须认识到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并非一次性，而是分阶段、多批次。
第一波冲击是疫情所带来的“休克停摆效应”。前2个月，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大幅下跌，这种超常规的外部冲击已超越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冲击、反应、调整、恢复的分析框架，因为它不是扰动，也不是周期波动，而是整个经济系统的停摆。因此，疫情所产生的短期效应已超越以往任何一种内生性、扰动性冲击。
第二波冲击是经济停摆重启的成本冲击。我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疫情对经济产生间接冲击，即经济停摆之后重启经济运行必须实施“大推动”，必定带来较大重启成本。如果我国的复工复产不能同步实施，不同步的复工复产将会产生产业链瓶颈、供应链瓶颈以及资金链断裂等问题。在市场自发状态下要实现复工复产和经济循环常态化需要较长时间，要克服自我修复的市场失灵，必须依靠强大的行政干预和刺激启动。因此，政府统筹安排复工复产、解除各类复工复产面临的瓶颈约束，还必须给予强大的外生初始刺激，特别是超级需求刺激，在迅速启动中形成自我循环的内生动力。今年3—5月，我国经济都会在这样的状态下运行。因此，出台短期大需求刺激、全面重启中国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显得尤其重要。
第三波冲击是疫情全球蔓延乃至全球大流行后会导致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产业链和资金链出现断裂，全球经济出现短暂停摆。此轮冲击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要严峻得多。
在上述三轮冲击之后，我国经济才能过渡到循环常态化。我们在经济循环常态化之后来实施稳增长的扩张性政策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宏观政策应从供需两端发力
中国经济时报：过去一个月来的宏观政策主要围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运行重点工作展开，主要涉及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针对性开展援企稳岗扩就业工作，以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扩大对外开放等，请问下一步的宏观政策应向哪些方面发力？
唐建伟：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下内外环境带来经济下行压力，需要提早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积极应对。尽快推动复工复产，促进受疫情影响而停工停产的行业恢复正常。当前最主要任务是让受疫情影响而停工停产的行业尽快恢复生产，重点促进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通运输、旅游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恢复经营，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
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疫情全球扩散对产业链的影响，确保制造业平稳运行。重点保障对国际产业链有重大影响的行业复工复产，对受疫情全球蔓延冲击较大、行业内企业抗风险能力弱的行业提供定向扶持，特别是吸纳大量就业的出口型制造企业。应对疫情冲击财政政策应该挑大梁，在疫后重建中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继续推进减税降费，另一方面要大力扩大财政支出来提升总需求。可以扩大发行国债，全年预算赤字可以适当突破3%。提升专项债规模，重点是加大对5G等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等新基建领域的投资。
稳健的货币政策偏向积极，提升定向支持政策落地效率。在全球面临增长压力和降息背景下，国内货币政策偏松调节时间可以进一步提前并加大力度。保持流动性宽松以压降货币市场利率引导债市、信贷融资成本下行，通过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组合实现对产业、企业的定向支持。
刘元春：要在底线思维基础上有最坏的打算，使我们的政策应对方案在基准判断的基础上具有可调整、有弹性、可扩张、多元组合的特性。
必须短期刺激、中期调整与中期扩张相结合。目前很多人拒绝刺激，但是要想摆脱经济休克停摆，使经济循环常态化，必须要有大推动，这个推动必须足够克服运行前的摩擦力，产生“破冰效应”，才能够使中国经济循环常态化。因此，目前需要出台更大幅度的发放消费券，更大幅度的企业补贴政策，特别是针对广大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部门。目前，美国、欧洲所出台的很多补贴计划力度很大。因为他们看到疫情对这些市场主体的冲击是超乎寻常的。要想短期冲击不转换为趋势性冲击和中长期冲击，必须要在这方面下大功夫，必须要以中低阶层的消费补贴和中小微企业、受冲击最大的产业部门补贴和扶持为核心来展开当下短期刺激。从中期来看，则可以设计以新基建为先锋、新老结合为主体，经济投资与民生建设相结合、硬项目和软建设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大家关注的改革调整在短期刺激中可以适度体现，但整体性的新改革规划应当在经济循环常态化之后及时公布。
财政赤字率不仅要突破3%，同时可以考虑突破3.5%。如果预算赤字率从去年的2.8%提高到3.5%，今年的财政预算支出可以增长1万亿元，但增长1万亿元也就约等于增长1400多亿美元支出，这不足以应对百年未遇的疫情冲击，以及全球停摆效应的冲击。因此，财政赤字上一定要有一些超常的措施。
货币政策必须明确向适度宽松政策进行转变，包括大幅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下调利率，应当考虑将接近10%的存款准备金率所冻结的十几万亿元资金转化为国债或特别债券，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宽松腾挪空间。在全球货币政策宽松的同时，如果我们的政策保守，将会让我国过度承受全球疫情和休克停摆效应带来的影响。
国内政策出台的时点一定要精准把握，要分阶段、分时点、有节奏地组合应用。如果政策时点把握不好，我们的政策就会失去窗口期，产生过多的后遗症。需要强调的是，改革的推进必须更要注重时点、顺序和窗口期的把握。如果国内改革开放的路径和内容没有恰当组合，可能很难抓住当前制度红利的窗口期。
黄剑辉：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下一阶段需要将稳增长，特别是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从供给侧入手，新基建加快推进，传统基建补短板。考虑到财政空间、政策时滞、稳增长目标，在短期内，可以将传统基建以及基建补短板作为政策重心；长期来看，建议逐渐使用新基建取代旧基建，并将其作为促进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传统基建仍有发力空间，建议以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为重点，加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产业政策方面着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等领域。新型基建方面，建议加大与产业变革以及产业互联网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产业和数据中心等，助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加大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旧城改造、租赁住房、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加大与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中心城市的治理能力，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础服务均等化，通过集聚效应实现人均收入增长和发展差距缩小。
从需求侧入手，减税补贴并举，激发居民消费潜力。连月的疫情防控大幅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复工复产缓慢对居民可支配收入也造成一定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受到较大冲击，疫情过后消费反弹力度或不及预期，建议稳增长政策着力恢复居民消费信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激发居民消费潜力。通过减税和补贴并举的方式，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一是在2019年个税改革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税率结构。在保持个税税率级距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各税档预扣税率，特别是加大对中等、高收入群体的减税力度，刺激居民消费，减少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可考虑借鉴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补贴政策，采用消费券形式补贴低收入就业人群。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低收入就业人群发放消费券补贴，并向疫情严重地区湖北省倾斜，向湖北省就业人群全员发放消费券。通过提供补贴，弥补因疫情影响导致的收入下滑，保障基本生活，刺激居民消费。
吸收抗疫中的科技创新经验，加快推进经济数字化转型。本次抗击疫情中，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明显不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要求，企业数字化转型挑战与机遇并存，居民消费数字化加速发展，有望成为加速我国经济数字化转型步伐的重要契机。以抗疫中的科技创新经验为基础，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消费数字化发展。政府数字化转型方面，应加快建设部署5G通信网络、窄带物联网等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推进公共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质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应推动各行业数字化改造不断实现企业的信息化、数字化与智慧化，创新发展模式，革新组织机构，改进工艺技术，变革业务流程，不断增强产品竞争力；消费数字化发展方面，可引导和培育信息消费、居家办公、非接触式消费等消费新模式、新亮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医疗、购物等方面的高质量需求，全面提升居民消费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