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革长期被视为驱动增长的重要因素（Schumpeter, 1911, 1939; Solow, 1957; Dosi et al., 1988），经济史学家进一步强调关键技术（如蒸汽机、电力、半导体等）对持续增长的重要性（Rosenberg, 1982）。典型如十八世纪至今，全球在重大技术创新驱动下，历经“工业革命”-“蒸汽与铁路”-“钢铁、电力与重工业”-“石油、汽车与规模化生产”以及“信息与通讯”的发展转型（Perez, 2010）。
当前，全球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均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对国家发展的意义。以美国为例：今年5月27日，美国国会启动探讨《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Bill），主张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更名为“国家科学技术基金会”，并在未来5年面向10大科技领域投资1000亿美元以推动国家科技的领先优势。10月15日，美国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在对技术创新的国家战略做出明确规划同时，提出20项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旨在争夺前沿技术话语权以保持美国全球领导力。
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2016年5月20日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但也进一步指出“我国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仍然占据明显领先优势，我国支撑产业升级、引领未来发展的科学技术储备亟待加强”。
然而，技术创新受到高度关注同时，一个现象不容忽视：许多技术创新的发源国并未真正获取技术创新之于国家发展的价值回报。
举例而言：全球第一台蒸汽机原型于17世纪80至90年代间由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发明，但直到工业革命，英国才真正实现蒸汽机大规模产业化的价值回报；现代意义上的汽车最早诞生于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Karl Friedrich Benz）和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Wilhelm Daimler）的发明创造，可最早完成全球汽车主导型设计、实现低成本高品质汽车制造创新价值收益的，则是福特公司T型汽车为代表的美国汽车产业；再如英国，最早发明的火车、民用喷气式飞机、医学成像技术等，也在美国与欧洲等其他国家取得技术创新的发展成就。
理论层面，Mansfield（1977）、Griliches（1992）、Hall(2010)等均证明：研发活动投入形成的社会价值溢出，往往成倍于研发投入者自身的创新回报。这引发技术创新者与后进者对获取创新价值收益的思考。
创新者如何从技术创新中获得价值回报？David Teece在其经典的创新收益框架中提及几个重要因素：
1、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的专属性体制（Appropriability Regime）。关注技术创新者能否成功对其技术发明进行保护，以降低技术创新被模仿及知识溢出的风险；
2、时机与标准。技术发明的创新价值主要存在于大规模市场化，创新获益需要找准技术发明转化为市场公认、且具有排他性技术架构与产品设计的时机与标准；
3、互补性资产。技术发明（除核心技术本身）获取价值收益所需的其他资源，如辅助性技术、工程制造、分销、服务、市场等。
将这一框架延伸至国家层面，技术领先国针对后发国家科技领域的诸多行动得以解释：如建立专利保护之外更严厉的技术转移与技术合作限制以强化专属性体制；特定时点启动限制后发国家技术创新产品及服务的全球化输出，以阻碍产业主导型设计与标准的建立；定点打击后发高技术企业全球供应链，以限制其互补性资产积累与应用。
那后发国家如何应对？或者说：创新的后进者如何获取技术创新的价值回报？
不可否认强化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重要举措的意义，如中国高铁面向庞巴迪、阿尔斯通、川崎重工、西门子四国领先企业动车组原型的引进与学习，以及2008年“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实施等，为突破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化瓶颈提供了重要支撑，并逐步建构以标准化动车组为核心的主导性设计。但本文主张后发国家（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创新后进者），通过关注技术创新的互补性资产，以实现技术创新面向国家发展的价值获取。实践的例子能够提供“关注互补性资产”这一主张的支持。
成熟技术领域，我国全球最大的科技人力资源存量规模（如最大规模R&D人员与工程师人数）、最大范围的重大工程建设规划等，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价值获取提供强大的互补性资产基础。以中国高铁为例，国家“四纵四横” 到“八纵八横”铁路网工程建设，以及完备工业体系支撑的轨道、桥梁、隧道、车站等工程设计与制造能力，为中国高铁产业动车组技术创新价值提供了不可复制的互补性资产。
新兴技术领域，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强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领域的战略投入，新兴技术本身蕴含的颠覆性、高成长潜力、深远影响、知识基础的交叉整合、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等（Rotolo et al., 2015），提供给中国等后发国家面向特定技术创新领域并跑和领跑的“机会窗口”。
以人工智能为例，其作为一项“通用性技术”呈现三个基本特征：1、广泛的应用基础与应用场景；2、能够持续进行技术改进；3、能够驱动应用产业的发展与互补性的创新（Bresnahan and Trajtenberg, 1995）。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2018年在分析报告《人工智能改变世界》中即预测：人工智能将使全球 GDP增加15.7万亿美元，到2030年推动经济增长比例达到14%。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报告对人工智能发展历史和演化过程的总结，除去1956年-1974年人工智能研究初创期以政府投入为基础的研究与创新，人工智能发展的几次高潮均深度依赖于应用研究领域这一互补性资产的涌现与发展。如1980年-1987年“专家系统”应用研究引发的人工智能研究与创新投资热潮、1993年-2011年计算力加强与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兴起，以及2012年以来伴随数据可获得、连接连通、计算力提高所引发的机器学习、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等应用研究场域的快速发展等。
由此，无论是成熟技术领域还是新兴技术领域，应重视并充分发挥我国完备工业体系与产业应用情境的互补性资产优势，通过产业内需求，牵引技术创新由应用端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领域的创新倒逼，以及跨产业间技术创新资源复用与重组，以创造价值获取与竞争优势转化的条件。如大飞机和高铁等“大国重器”需求牵引的一系列国家重大基础与应用研究计划，工业互联网为基础的组织平台化与生态化创新，以及航空航天空气动力学研究与技术平台对高铁动车组技术创新的跨界应用等。
此外，我们不能忽视我国庞大市场需求与场景多样性这一引导产业技术创新价值获取的互补性资产。正是本土市场庞大的用户基数与丰富的商业模式创新场景，才使中国在数字化办公、移动社交与支付等多个领域走在世界领先，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数字化转型实践，正在为各个产业的升级与技术创新的价值获取提供可持续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