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中国、俄罗斯与美国是三个最活跃的地缘政治角色。它们的政策和相互作用正在重塑辽阔的欧亚大陆。中国和俄罗斯的专家团队致力于从事三角关系的调查研究，而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关注较少。研究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当代中美俄关系是否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它们今天的关系是否像四五十年前那样形成一个“战略三角”?
答案部分取决于“战略三角”的含义。在本文中，这种权力关系不仅意味着三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多意味着三边关系中可以深刻改变全球权力平衡的极的转变。因此，三边关系常见，而“战略三角”罕见。“战略三角”的出现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首先，大三角关系中至少要有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全球主导角色，而第三国家必须至少具有足够的地缘政治份量，并能通过其战略选择来改变另外两个国家之间的平衡。处于第二等级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全球力量的整体平衡，即使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会对相关三国产生重大影响，它们也不会形成“战略三角”。就此而论，两极和三极的世界秩序有利于形成“战略三角”，或许也是形成“战略三角”的必要条件。
但是，仅有客观条件是不够的。主要大国的政治家必须领会三角外交可能推进也可能挫败其战略野心。他们必须愿意且能够进行战略运筹以改变三角的平衡，从而确保它们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三角关系是一个政策选择问题。
一
20世纪70年代的战略三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位美国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他们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在他们考虑当时美国的战略需求时，有三个需求尤为突出:“光荣地”结束越南战争，使苏联与美国实现核均势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稳定西太平洋或东亚的地缘政治局势。当时敏感紧张的中苏关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即通过巧妙的三角外交把三个国家塑造成为世界上三个主要地缘政治角色。当时苏美两国是超级大国；中国虽在物质实力方面可能远远落后，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只有中国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全球舞台上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至其选择可以改变全球力量平衡。
众所周知，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恶化，表面上是由于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是一系列历史和现实问题导致的。两国分歧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加剧。中国认为中苏之间存在领土纠纷，沙皇俄国在19世纪中期通过不平等条约从衰落的清王朝手中夺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主张苏联有权利甚至有义务保护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成果,这引起中国政府对苏联干涉内部事务的警惕。1969年春夏两国边境发生了摩擦，紧张局势随之爆发。最紧张的事件是3月份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数百名士兵丧生。
到1970年，传统的大国竞争已成为中苏关系的特征。对尼克松和基辛格来说，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开始将苏联视为其主要威胁，认为苏联比帝国主义美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更大。中国担心形成苏联和美国的战略共管对自身形成牵制。而令人奇怪的是，苏联对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担心，尽管它与美国陷入了一场痛苦的冷战。苏联与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平起平坐大大降低了双方发生战争的风险，但从苏联角度看， 灾难性核战争的威胁似乎对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威慑作用。此外，苏联和美国从未直接交战，但却与中国发生了这样的冲突。因此，苏联政府认为中国对其构成了最严重的短期威胁，而苏联最可怕的噩梦是中美通过战略结盟来对付它。
美国的战略机遇是显而易见的。尼克松和基辛格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个机遇。他们无意加剧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将增加发生重大军事对抗的风险，并可能使对抗升级为核对抗，将不仅仅对交战国造成毁灭性后果。以一国对抗另一国也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美国从承担起保护中国免受苏联攻击的义务中能得到什么?为什么华盛顿应该与它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苏联结盟来对抗另一个大国，而这个国家正在消耗苏联领导人可以用来对抗美国的精力?美国领导人制定的政策更为微妙。他们试图通过分别增加中俄对美国与其竞争对手战略结盟的恐惧感，激励并引导两国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
然而，要实施这一政策，美国首先要与中国建交，即必须构建中美“战略三角”中的中美边。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就根深蒂固。从1969年开始，尼克松通过法国、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特使来试探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尽管他从越南撤出美国军队，并减少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原因，但他也希望这些举措能让中国政府缓和对美国的敌视态度。尼克松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比如终止在台湾海峡的持续巡逻，以此表明华盛顿正在降低对中国的威胁。这些信号最终开启了与中国更积极的外交关系，以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和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达到顶点。当然，这是一场权宜性的联姻，并非基于持久的价值观和原则，而是出于遏制苏联扩张主义的共同地缘政治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战略三角”。
这为美国政府带来了成果。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与越南政府保持距离。这在促成美国和北越在1972年达成协议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该协议结束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进一步深陷。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开放态度促使苏联方面加快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步伐，促使双方于1972年5月在莫斯科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和《限制战略武器临时条约》(SALT 1)。中国还同意美国在中国北部建立监听站，以监控苏联在亚洲的军事活动。
操纵这一战略三角关系需要美国一方微妙的外交策略。尼克松和基辛格必须让苏联和中国双方都感到满意，以确保在寻求与对手改善关系的同时，对手间不会形成共谋。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让每个国家政府都产生一种怀疑，即如果它们不与美国合作，那么美国与它们的对手联合总是一个可以替代的选择See 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p.190.。因为不断收到来自苏联和中国关于组成某种联盟来进行彼此间对抗的建议，美国领导人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但因为越南战争以及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美国国内的动荡局势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然而，基辛格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一壮举。在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过程中，他向中国通报了美苏谈判情况，以缓解中国的焦虑。美国在中国建立了情报机构，但避免进行更具有挑衅性的安全和防务合作，否则会真正让苏联领导层感到不安。美国在尼克松及其继任者福特的领导下，放弃了从内部破坏苏联和中国体制的任何企图，这也增强了美国与共产主义对手之间的信任水平。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三角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基辛格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也能让苏联和中国共同推进各自的战略利益。随着紧张关系的缓和，苏联政府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得到了承认，欧美也接受了苏联的地位，至少在核领域是平衡的。对中国来说，在与苏联的对抗中，中国获得了更强的安全保障，而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也更加疏远。即使美国获得的最多，但各方都有所收获，这是“战略三角”最初起作用的一个关键原因。
1977年1月，卡特接任福特总统、布热津斯基接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后，三角关系的效力迅速减退。卡特对人权的强调以及希望将核武库的削减幅度远远超过苏联政府与前一届政府达成的水平，引发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忧。布热津斯基急于迅速改善与北京的关系，打“中国牌”对付苏联，这也削弱了苏联领导人对美国政府的信心。卡特政府并没有利用三角关系来改善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它向中国靠拢，是为了向苏联施压，迫使其对美国的立场作出让步。
这导致了中苏美“战略三角”支持的缓和关系的终结。20世纪80年代，三角关系不再那么重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三角关系也不再是全球外交的一个元素。它对三国政府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再有用。大国间的竞争处于缓和状态。
二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国竞争再度加剧，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又加快了这一进程。这使得关于世界事务中的中俄美“战略三角”或者大三角关系的讨论再度升温。俄罗斯和中国在战略上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以挑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削弱美国针对中俄各自的行动（对俄罗斯主要在欧洲；对中国主要是在东亚甚至更广泛领域）并建立新的全球力量平衡。两国的贸易和安全关系得到了显著改善。它们还在亚洲和欧洲的战略要地进行空中和海上联合演习。双方在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中积极协调立场。毫不奇怪，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很多专家对这个三角关系感兴趣。
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中俄美“战略三角”的复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它作为一个政策关切的存在。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国国内有一种共识，即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2019年1月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最新全球威胁评估警告说,“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和俄罗斯比任何时候行动都更加一致,由于它们的一些兴趣和威胁感知趋于一致,特别是在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干涉主义及西方促进民主价值观和人权方面，他们的关系可能会加强。”有关两国与美国的竞争问题，报告指出，“（竞争）跨越所有领域，包括技术和军事优势方面，而且越来越涉及价值观问题。”然而，美国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没有实质性地提到中俄合作对美国构成威胁。最近的一个事例是，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问题的最高官员写道，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挑战越来越大，但需将它们区别对待，似乎它们的合作不会增加另一个维度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的政策并没有将中俄合作视为严重威胁，而是奉行“双重遏制”政策。这种做法使得两国关系更加紧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除了极少数美国专家之外，对此似乎不太关心。
美国官方立场的背后有两个原因。首先，简单地说，美国政府并不尊重俄罗斯的实力。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俄罗斯自2000年在普京总统领导下的复苏，以及自2012年以来在全球舞台上更加自信的行为，都没有动摇美方的这种看法。美国政府看到的是一个经济停滞、技术落后的国家，并相信俄罗斯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挑战，随着这十年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挑战将逐渐消失。至少在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美国政府把俄罗斯看作是一个麻烦而不是主要威胁。很明显，俄罗斯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国内政治问题——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对手利用他据称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试图侵蚀他的政治地位；国会议员争先恐后地推进对俄罗斯的进一步制裁，以表明他们是强硬的，却很少考虑这些制裁可能会对俄罗斯的海外行为产生何种实际影响。美国很少将关注点放在与俄罗斯打交道本身，对美国而言，俄罗斯只是对美国在欧洲、中东及其他地区利益的一个挑战。
其次，即使是在两国都持续受到美国压力的情况下，美国决策者也怀疑中俄战略合作的持久性。美国很难对中俄领导人峰会产生信任，怀疑俄罗斯在中国政府眼中对中国的价值。中俄双边贸易可能已经从2015年的650亿美元大幅提高到2019年的1 100多亿美元，中国现在可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整体而言，尽管自2012年以来，由于油价下跌和针对乌克兰危机实施的制裁，外国直接投资的绝对数量和相对重要性有所下降，欧洲仍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此外，在商业方面，俄罗斯对中国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它并不在中国排名前十的贸易伙伴之列，而中美贸易额是中俄贸易额的6倍多。尽管俄罗斯和中国都声称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要进一步对接，但美国高层认为这几乎不可能协调实现，因为前者本质上是保护主义，而后者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一体化计划。
此外，华盛顿方面已经看到，中国一直不愿支持俄罗斯对欧洲的行动，因为俄罗斯在欧洲构成了最大的挑战。2008年，中国拒绝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也没有承认克里米亚在2014年并入俄罗斯。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上海合作组织(SCO)与其说是一个严肃的共同决策论坛，不如说是一个“清谈俱乐部”，因为中国一直抵制俄罗斯将其转变为一个类似北约组织的努力。
美国决策层依然认为俄中战略联盟的程度是有严格限制的，中国不愿长期扮演次要的合作伙伴角色，两国外交政策都以民族主义为根本取向。尽管双方可能都对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感到恼火，并倾向于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但美国决策者发现，两国在什么是正确的世界秩序这一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俄罗斯似乎有意推翻当前的秩序，用以势力范围为基础的大国协调取而代之;从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中获益颇多的中国，似乎更倾向于通过在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来重新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平衡，也就是说，创建一个以中文书写的世界秩序。
最后，美国决策者确信美国对中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俄罗斯。因此，中国不打算牺牲与美国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来保护俄罗斯免受美国的反击，中国对俄罗斯的某些行为也持保留态度(例如在格鲁吉亚或乌克兰)。尽管中美之间的竞争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变得越来越激烈，美国决策者仍未改变这一观点。
如果用最坦率的方式来解释美国决策者的逻辑，那就是美国在单独面对中国的挑战时根本不相信俄罗斯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因此，没有必要让俄罗斯与中国保持距离，这不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额外影响，无需证明寻求这样做的成本是合理的。因此，美国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激活中俄美三角关系中的俄美同盟，甚至认为没有迫切需要与俄罗斯政府重建正常的外交关系。在遏制中国的努力中，美国首先关注其在东亚的长期合作伙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这是它推动“印太战略”的部分原因。近年来，美国对欧洲合作伙伴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它们重新考虑并限制对中国技术的依赖，尤其是在信息通信领域，针对华为的行动正在迅速展开。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俄罗斯最多是美国决策者事后才考虑的因素。
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两国不会从结盟中获得任何战略利益。中俄显然在朝进一步推进伙伴关系的方向努力。但这种结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战略格局，至少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是这样，也许从北京的立场来看也是这样，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试图打“俄罗斯牌”对付美国。或许只有俄罗斯的决策者真心希望利用与中国的新关系，改变与美国的平衡，使之对自己有利，但迄今收效甚微。就此而言，至少在目前，中俄美三边关系还没有形成“战略三角”。
三
以上分析表明，未来推动形成“战略三角”的主要力量是俄罗斯，俄罗斯以自己是大国为荣，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外来干涉，推进国家利益。它重视战略自主性，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寻求保持甚至加强这种自主性。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和美国(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竞争态势加剧，未来几年的挑战将会越来越大。俄罗斯如何能顶住压力，不“选边站队”，不牺牲战略自主权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找到一个俄罗斯能够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平衡的地位，并利用这种平衡获得战略优势，也就是建立一个“战略三角”。
从广义上讲，俄罗斯的任务类似于50年前的美国。它需要为美国和中国建立激励机制，以改善两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从而引发中美的担忧，即它可能与一个结盟对抗另一个。当然，由于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很好，更具体、更紧迫的任务是让中国政府担心它可能会向美国靠拢，而这种转变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换句话说，俄罗斯决策者需要让美国和中国相信，它的选择可能会改变中美两国之间的平衡。但两国政府现在都不认为是这样。
这种策略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与中国产生更大嫌隙。事实上，这将适得其反。未来几年，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俄罗斯将需要与崛起的中国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但它需要避免过度依赖，以免限制其战略机动空间。要做到这一点，俄罗斯需要作出一些选择，使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具有影响力，从而使任何政治或商业谈判都能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角度达成更好的协议。
俄罗斯的决策者需要做些什么来为自己争取战略平衡者的地位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证明，从长远来看它能够产生必要的资源，以维持自己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这就需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政策，打破当前经济停滞的局面，使俄罗斯能够在加速的技术竞赛中有效地参与竞争。这将需要通过经济和政治改革来释放俄罗斯人民的创造才能。俄罗斯还需要与西方关系正常化，因为西方仍是俄罗斯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国家振兴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关键来源。中国没有必要自己提供这些要素，至少没有必要提供俄罗斯所期望的援助规模，而且在许多领域，中国所能提供的仍不如西方。此外，中国更没有必要帮助俄罗斯发展成一个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外部存在，这反而对发展中俄伙伴关系不利，对中国没有实质性好处，可能危及中国战略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应该提上俄罗斯的议程。尽管目前存在问题和政治失灵，美国仍比中国或任何其他西方大国拥有更多俄罗斯所需的技术、管理技能和财政资源。重新建立的关系还将为美俄未来的战略三角关系创造一个立足点。当然，俄罗斯一再表示有意改善两国关系，但到目前为止，它在处理当今最困扰两国关系的问题上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灵活性，比如美国对俄罗斯的干预行为和对乌克兰问题的担忧。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几乎没有表现出要恢复俄美之间正常工作关系的意愿，尽管2020年7月美国已开始就战略稳定问题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接触。由于俄罗斯作出的“恶意行为”，美国国会打算继续对其实施进一步制裁。
在美国没有可行选择的情况下，至少就目前而言，俄罗斯另一种选择是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尤其是加强与德国和法国的关系，目的是在与中国和美国的“战略三角”中形成一个“欧洲—俄罗斯”极。然而,这似乎是不确定的，鉴于欧洲与美国的持续联系,欧洲领先国家的驱动能力与美国相比要小得多,其战略取向以及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大相径庭，但这未必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继续削弱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而欧洲人感到有必要建立一种独立的战略身份。完善这样一种关系将构成一场外交革命，将同时吸引美国和中国政府的注意力。这一联合实体有望最终实现与中国和美国的实力平等。因此，它将为真正的“战略三角”奠定基础，不是俄罗斯今天所寻求的那种“战略三角”，而是在许多方面更有希望推进其战略利益的那种三角关系。
四
中俄美“战略三角”必须由俄罗斯一手打造。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深远的理由去寻求这样一种安排。中美日益加剧的双边竞争将在更广阔的全球舞台上上演，而俄罗斯只是国际舞台中的一员。在美国和中国看来，目标是与尽可能多的大国建立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主要合作伙伴的积累，而不是具体地争取到任何一个可能的合作伙伴。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和理念等方面更具吸引力的国家将获得优势。要说服美国和中国放弃这样的决策逻辑，俄罗斯必须以独特的方式证明自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实力与欧洲、印度和日本等国家的实力排在不同等级的序列上。但到目前为止，俄罗斯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在21世纪20年代上演的戏剧将关系到它如何努力展示作为地缘政治顶级角色的持续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