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冠疫情对国际秩序构成全方位冲击
席卷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终将过去，无非两种结果∶一种是病毒面对人类抗争自行退去，另一种是新冠病毒成为与人类长期共存的"伙伴"。不管怎样，世界终是要恢复运转的，只不过那个恢复运转的世界将不同于疫情暴发前我们已经赋予过多阴暗预期的世界。在付出惨重代价后，重新运转的世界将是一个"低正常运转的世界"。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形态随病毒变异而变异。一方面，疫情使各国更深刻意识到世界是个命运共同体，在危机和挑战面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必须加强相互理解和合作;另一方面，各国也看到了全球化的脆弱性以及过度依赖供应链上某一环节的巨大风险，看到了国际治理与协调机制的低效、内耗与失能，有可能更多依靠单边主义和小型区域协同，各自寻找、实施供应"替代"或至少供应后备的行为也将更加活跃。由需求端疲弱引发的原油巿场暴跌无疑是与疫情并发的世界经济"灾害"，其与疫情相叠加所将开启的"长探底"之影响绝不会仅限于能源、经济、货币领域，也将延伸至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范畴。全球多边主义的失灵和失活在短时间内难以逆转，如果各国之间设立的临时壁垒常态化，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体系内各种环流的基本走向。尽管全球体系的整体框架和贸易关系的基本联系将会继续保持，但经济全球化内的"部落化"趋势可能无法回避。
第二，大国相互防范与戒虑情绪更深。与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相比，此次疫情没有促成明显的大国合作声势。至少在前、中期，基本上是各国各自为战、画地为牢，世界卫生组织艰难地发挥着疫情评级、行动呼吁、政策协调的功能，但效果很不理想。大国在各自防疫抗疫过程中相互指责、抹黑，社交媒体展开骂战，战略竞争延伸到制度层面和公共卫生领域，中国举国体制下的防疫抗疫努力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公平对待和扩大化指摘，美国指称中国与俄罗斯联手发起针对美欧的"虚假信息攻势"（disinformation campaign），政治和道德偏好成为大国关系重组和彼此竞争升级的重要动力。战略层面，美国在中国和全球疫情吃紧时没有停歇部署遏制中国"统一战线"、打压华为公司、诋毁中国政治制度、推动中美实质"脱钩"的步伐，继续通过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等推进把全球战略重心从中东一欧洲一线移至印太地区，以推进集中精力防范、遏制中国的调整。中美之间尽管就防疫维持着功能性合作，但日积月累形成的不信任和偏见、误解借由新冠病毒更加深人骨髓，2020年的疫情记忆成为两国关系乃至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历史负资产。
第三 """"""""制度之争"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进一步加重。始于特朗普上任初期的中美博弈进行到第三年，已经带有"制度之争"的色彩，这次防疫更在两国话语和实操层面直接演变成一场哪种政治体制和社会动员模式更能有效应对挑战的"竞赛"，事实上，疫情对全球所有制度形态都是一次"大考"。更大范围内讲，这次疫情像一面镜子，照出各国在政治调试、社会治理、信息透明、危机管控、伦理道德、人文水准、创新水平等方面的优劣势和长短项，不管政治家和媒体工具如何评价，人们对实效看在眼里明在心中。如果两种制度能转化成各自取长补短的动能，也算人类进步福音了，然而政治和思想观念的顽固与惯性往往超出人们预料，美西方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中国做得比它们好的，因此更加极尽所能地污名化中国抗疫努力。可以预见，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撕裂和对立将在疫情中程度不断深化，对不同行为体国际话语和行为方式的塑造力会更加直接。
传染性疾病本来就是谣言、私利、恐慌、猜疑和不信任情绪的最佳温床，这次疫情期间更是在传播层面表现出"后真相时代"的基本特征。众多新媒体、自媒体出于政治和商业目的，大量制作迎合受众情绪和心理的福狭信息，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些特定观点，很多受众选择性相信符合自己价值观的现实，捡拾碎片组成符合事实全貌的力量则十分虚弱，这种不平衡的传播态势严重阻碍了科学判断、冶静倡议、理性合作的通行。特别是在中美之间，围绕病毒来源的各种阴谋论大行其道，两国均把矛头指向对方，尽管有违科学常识漏洞百出，仍信者甚众。疫情之后，人们恐将生活在一个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更加撕裂、民间舆论场更加分化、东西方舆论场更加尖锐对立的世界上，话语权重的重新配置是历史必然。
第四，一些国家内部的保守化倾向更加明显。在美国，疫情与2020年大选"撞车"，且已导致市场动荡，特朗普本来比较稳固的选情因承受经济下滑和应对疫情不力的双重压力而出现变数，民主党亦措手不及，两党皆需调整议程、路线和策略，重新布局选战。在日本，应对"钻石公主"号游轮疫情的失误和对流行趋势判断的"奥运偏差" 打击了安倍政权的声望，也影响到拟议中的修宪进程。在韩国，因宗教团体聚集而意外大暴发的疫情将这个国家推人"非常战争"状态，打乱所有内外计划，甚至影响到军队战斗力，但文在寅政府抗疫努力卓有成效，挽回人心，扭转乾坤，其所在的共同民主党在4月16日举行的第21届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超级执政党"再现。接下来，文在寅政府必须妥善应对经济下滑和在野保守势力的反扑。在朝鲜，卫生防疫体系的薄弱性促使金正恩政权只能采取关闭国境、停止对外交往的极端措施寻求自保，同时出于自我安全上的考虑，采取主动发射火箭飞行器等行动震慑韩美， 有可能在拥核道路上重新逞强，以迫使美国在大选期间同其达成部分解除制裁换取部分弃核的交易。在伊朗，疫情从高层向底层蔓延，一度构成一场关乎国家信用和政权稳定性的危机，也牵动着中东地缘政治的张弛。在欧洲，疫情造成的影响不仅是在防疫需要与公民自由发生冲撞这样的表层问题上，更随着多国社会逐渐停摆，进一步揭开了民粹主义、种族矛盾、难民流人、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的盖子，使欧洲的内部失衡和分裂危机更加深重，自由主义退潮趋势更加明显。疫后，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不同程度面临执政能力与路线的检视，政局变动值得关注。
第五，从更长远角度看，这场疫情甚至有可能改变国际格局。中国最早暴发疫情，在举国动员、高度组织化运转之下自然也最早控制住疫情。而中国以外的全球疫情蔓延时间差的存在对中国重整旗鼓非常重要。一方面"中国模式"的长处在世界面前得到验证，向外输出防疫公共产品、影响全球公共安全治理改革方向的能力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自身产能逐步恢复，向世界展示了充足的经济韧性、供应端组织力、劳动力可靠性以及产业结构和创新体制调整空间，不仅绝地反击遏制了供应链多元化转移的趋势，甚至在部分领域占据更多份额。如果排除政治和战略考量，这次疫情之后国际社会固然意识到过度依赖供应链某一环节的风险性，但也在可靠性方面应对中国投下信任票。中国已是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枢纽，全球产能不大可能从中国轻易移出。中国如果把握得当，历经自我涤荡之后有望在许多产品方面成为全球巿市场更加稳定和主流的供应者。
但中国也将在疫情之后面临自己的问题，除了前述部分国家将谋求战略物资生产链条离自己更近之外，主要是疫后重建、刺激经济的任务并不比其他国家轻，将会在更长时期内聚焦国内改革、复苏和发展，也将不得不面对来自深受创伤的西方国家的更深怨恨和恐惧情绪，它们抱团遏制中国发展、抵制中国"影响力输出"的一面将会更加明显。也就是说，中国崛起的内外环境都更趋复杂，将会走上一条相当艰险的路。同时，国际社会众多成员也更加意识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独特的政治基础和广阔的战略纵深，不仅是它们学不来、抄不得的，反而，其有效性对它们的政治体制、行政效率而言构成一面持久的"镜子"，复杂心态作用下，它们对中国"敬而远之"的心态将比较普逼，我们在世界上的话语构建将面临更大阻力。
当中国坚持自身特色发展道路的合理性进一步得到国际认同、全球性大国地位进一步寞定之时，美国的线性衰落轨迹更加明显。美国在此次疫情中固然享受了科技基础雄厚、医疗条件优渥、提早获知信息等便利，并率先切断与中国湖北省的交通联系并减少了中美之间的人员流量，在应对疫情上取得一些成效;但在后半程防疫中暴露出的诊断标准模糊、检测能力有限、应急处置缓慢等问题十分严重，党争私利干扰防疫表现得更加充分，引发市场恐慌。美国将自奥巴马执政后期积累起来的"经济刺激红利"悉数吐回，并且或将率领全球步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甚至大萧条。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四面出击强势打压的经济隔离、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此次疫情期间受到"反噬"，面对各国防疫物资出口禁合不得不紧急增列关税豁免，在国际社会面前丢脸至极，在国际上的道义孤立进一步加深。
美国在疫情中的表现再次印证，其自身政治、社会、经济顽疾和"美国优先"的现实主义私利至上政策综合作用形成的负效应，继续拖曳着美国的硬、软两方面实力滑落，身上的光环正在消退。美国指望通过对手国家在天灾人祸中沉沦而挽回自己的衰颓之势，这既不切实际也有违道德，所反映的恰恰是美国自身思维和发展形态的异化。这种异化目前还看不到反思的痕迹，终将成为埋葬所谓"美国时代"霸权的铁锹。
疫情之后的国际格局，将是多极化进一步固化的趋势 后疫情时期"的世界，中美各自以压倒性综合优势领先于其他主要力量的态势更加明显，彼此之间的博弈争斗也会更加直接。其他多极和各方在各自的低潮中共存、恢复和发展，彼此之间既合作又竞争，与中美两强的关系游移重组，但力避选边站队。在这样的态势下，现行国际体系将受到更大运行压力，但中美都不能承受体系直接分裂所产生的代价，各自的实力、政策和外交理念也都无法支撑各自领着一群盟友或伙伴与对方领导的体系相竞争、相对抗。美国处在战略收缩期，非常计较战略竞争的成本代价，在其拒绝承担过多领导责任和财政成本的情况下，其盟友或伙伴也不会倾情配合其重新卷人一场体系性对抗。
二、中美关系在新冠疫情期间继续恶化
冶战结束后，还未有一场全球性事件像新冠疫情这样如此"鞭辟人里"地影响到如此之多国家的内政、外交，深人地改变全球议程。从事态的紧迫性和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直接影响度来说，它比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还要具有广泛、直接的冲击力，且正在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这种改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多种变化因素在各自轨道上和交互空间里积能蓄势，以新冠疫情这样的"灭犀牛"事件以及后续的石油价格暴跌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为突破口和临界点，层层传导、链式反应，综合影响喷薄而出并强加给全人类的，也即"渐渐积累，直到突然"（Gradually and Suddenly）暴发。它需要国际社会充分行动起来，以各自的、区域的和全球的力量汇溪成河，尽量恢复、维护全球秩序和全球巿场的稳定性、整合力，同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适应新变化、发现新机会、抓住新风口，在新的常态基础上创造新的全球增长与合作范式，改革进而搭建新的能有效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全球治理机制体制。
没有中美两国的相互谅解与合作，上述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自奥巴马执政后期以来，中美关系已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螺旋下滑，彼此信任快速消耗，共同利益基础不断削弱，互利合作逐渐松弛，甚至已经侵蚀到多年来有力支撑着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导致这种下滑的根源性问题，是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内外利益形态和行为方式发生变化，让以维护一超霸权地位为全球战略唯一要旨的美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逐渐形成国内共识，加紧调整对外战略，逐步聚焦大国竞争，最终由奉行"美国优先"理念的特朗普政府在其首份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确定为首要的"战略竞争者"，并采取挑起激烈经贸摩擦、推动中美产业和科技"脱钩"、防务层面实施"印太战略"并构建美日印澳四国菱形协作体系、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华军事部署、提升美台实质关系、为两国正常人员往来设置更高内槛、不断通过反华遏华立法、在国际上构筑将中国排斥在外的多边贸易圈层等措施，引发中方在战略判断和实务应对层面的强烈反应，形成"行动一反应一再行动"的恶性循环，将中美关系带人战略竞争的新时期、新常态。
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的不断下滑，就其形态而言本质上是一种"漂流"——从过去以对话合作为主、斗争摩擦为次的关系形态，转向一边开展功能性合作，一边围绕双方核心和重大利益进行激烈博弈的状态，当下这个时期斗争博弈明显压倒协调合作，而且还在全方位升级蔓延。中美这场博弈的核心内涵在中方看来，是捍卫在现行国际体系内发展崛起的权利和空间，在美方看来是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和霸权基础，两者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也存在利益协调和重新配置的余地。中美关系体量巨大，相互利益纠葛极为广泛和深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转轨，双方都在通过博弈试探彼此关系的边界和底线。这种"漂流"存在两种可能的前景∶一种是，如果中美双方对话得法、协调得当、管控得力，有望找到新的平衡点，确立一种在现有国际体系和经济全球化平台上和平共存的模式，步人良性竞争轨道，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另一种是，坠人"修昔底德陷阱"，彼此全面缠斗、恶性竞争，甚至爆发激烈冲突，最终两败俱伤，把世界共同带人"黑暗时代"。
目前看来，不管承认与否、愿意与否"修昔底德陷阱"就在那里等着中美两国。2018年下半年爆发的中美经贸摩擦把两国关系的下滑带人"快轨"，其负面影响全方位扩展。如果这场摩擦不加管控和遏制，将加速中美全面"脱钩"之势，两国坠人""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好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中美于2020年1 月初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是两国高层在认清了各自和对方实力与底线后共同做出的必然选择，虽是临时和局部性的，但其内容之丰富、规定之详细仍超出人们预期，对中美关系过快下滑之势起到了"踩刹车"的作用，反映了双方都不希望彻底破裂的态度。然而没过一个月，新冠疫情暴发了。人们本来对在跨国传染病防治方面各有经验和优势的中美合作抗疫抱有希望，两国相关专业机构间确实开展着功能性合作，美国商界、非政府组织、华人捐赠的物资也鲁大量进入中国，但形势发展的事实结果是，随着疫情向"全球大流行病"升级，中美因信息披露、撤侨封关、援助提供、美方在战略和政治上按部就班的压制中国行为以及一些人的种族主义言论而不断发生摩擦，相互厌憎情绪和政治信任赤字持续扩大，彼此关系重新开始恶化。这一趋势与中国和日本之间借疫情期间的相互同情与支持，特别是两国关系通过"口罩外交"得到改善截然相反。具体而言，中美围绕疫情本身产生的摩擦分几个阶段演进。
第一阶段，美方对中国国内疫情暴发的初期反应激起中方不满。美国在国际上率先从武汉撤侨，率先采取断航、限制中国人人境等措施，在世界上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白宫声称支持中国抗疫，但政府层面的援助口惠实不至。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2020年1月30日在接受访谈时说中国疫情"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回流美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众议长佩洛西等人2月在出访中亚、欧洲、非洲和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极力游说，拉受访国与美国站在一起形成统一或协调的对华战略，重点压盟友拒用华为5G。一些美国政客和媒体大肆制造丑化、歪曲中方防疫抗疫工作的舆论。美方的这些言行被中方认定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严重损害了中方同美方开展防疫合作并改善中美关系的客观条件和积极性。
第二阶段，美国国内疫情暴发并失控后，特朗普政府为转嫁防疫不力、管理虚弱的责任，并且出于保选情的考虑，借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推特称"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事件，改口将新冠病毒叫作"中国病毒"，向中国"甩锅"。中方实施的反击策略有效对冲了美方的进攻和污蔑，白宫认定中俄联手发起一场"栽赃"美国的信息战。
第三阶段，经双方外交互动，包括相互交涉、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国媒体访谈，以及精英群体喊话，激烈摩擦开始得到控制。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放弃使用"中国病毒"提法，副总统彭斯表示中国的透明度"比过去好多了"，还向美国华社释放了安抚信号。急转弯是一些因素共同促成的。一是中方实现了以非对称方式发起一次"舆论奇袭"的目标，在某种程度和某个时段意义上变被动为主动;二是疫情在美国多地暴发，全面改写美国的国内议程，甚至对大选选情造成冲击，特朗普政府必须全力应对，争取用不太长的时间控制住疫情、恢复社会活力，而离开中国的配合这一目标无法实现;三是右翼污名化、种族化新冠病毒的做法违反人伦与科学，在美国内遭抵制，卫生防疫和科研专业机构拒绝配合，民主党集体抗议，共和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反对，西方七国集团盟友亦不支持，而与中国争吵不休只会在美国内激起更大一波对特朗普应对疫情失当的质疑和挪击。
第四阶段，中美双方以彼此心照不宣的方式给两国关系因疫情而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轻点"利车"，使得全球合作抗击疫情希望的重燃。3月26日，二十国集团（G20）特别视频峰会在主席国沙特倡议下召开，对主要经济体合作领导全球对抗危机的模式进行了再确认。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应约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双方明确表示将开展防疫抗疫合作。
然而，事情发展至此，并没有扭转中美关系的恶化趋势。随着美国国内疫情的深化和2020年美国大选进程的推进，特朗普政府进一步锁定推责中国的策略，对华舆论战继续升级。特朗普、蓬佩奥、纳瓦罗等政要亲自披挂上阵，官方指引路径、规范说辞，国会启动疫情全面调查，个别共和党州检察部内发起针对中国的索赔诉讼，美方还大力游说盟友对华调查追责，摆出彻底孤立、隔绝中国的架势。与疫情及中美围绕疫情发生的摩擦并行的，是中美在传统领域内矛盾的继续演化、深化。
第一，美方继续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安全和战略忍耐力。美军舰机针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和穿越南海的频率不降反升。据美国"飞机守望"（Aircraft Spots）网站统计，仅在3月23日"罗斯福"号航母在发现疫情后的不到两周时间里，美军对中国沿海尤其是南海方向有据可查的侦察飞行就有6次。台海方向，2月初接待台"副总统"当选人、民进党的赖清德访美;2月12日，美军派出三架飞机绕台巡航（似是对2月9日、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架战机绕台飞行的回应）;2月15日，美海军一艘作战舰由北向南穿行台湾海峡（这是美舰2020年第二次穿台海，第一次由导弹巡洋舰"夏洛"号在1月17日进行）。对于美方危害中国主权安全的行径，中国军事力量没有也不可能因国内集中抗疫就放松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姿态。除近海正常巡航外，2月18日，由四艘军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编队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在夏威夷附近国际海域举行远海训练。凡此种种，还只是公开报道可查询的，实际情况不一而足。
第二，美方特别是国会继续采取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行动，1月底，众院审议通过"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另据中国媒体报道，蓬佩奥在访问中亚时也在利用所谓"新疆问题"挑拨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煽动、扶植非政府组织从事反华活动。还有消息称，在国会推动下，美方已在运作禁止本国企业从新疆进口棉花原料。3月初，国会众院通过"2019年台北法案"并由特朗普于3月25日也即二十国集团峰会前一天签署，该法支持台湾维持与"现有邦交国"关系并以会员、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随着美国国会、地方州和部分非政府组织疫情调查追责行动的展开，未来一个时期中美两国司法斗争将进人焦灼状态。
第三，美方挑起的互限新闻记者事件轮番升级。该事件与疫情本无直接关联，但最终与双方因疫情产生的摩擦纠缠到一起。起因是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竞争战略驱动下，担忧中国官方宣传渗透美国政治，决定将中国五大新闻机构当作"外国使团"看待。疫情在中国发生后《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是真正"亚洲病夫"》的评论，刺激了中国的痛苦民族记忆，中方在该报拒绝道歉的情况下收回其三名驻华记者的记者证以示惩戒。随后，美国务院宣布限制中国五大新闻机构驻美工作人员总数，从160人下调至100人。作为反制，中方出台对等措施，包括要求五家美国媒体驻华分社提交申报材料、年底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限期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中国领土上从事记者工作等。美方认为中方反制措施"不对等"，正研究是否以及如何进一步做反应。在外界看来，这重现了冶战式的大国循环报复模式。
第四，经贸领域落实第一阶段协议的工作艰难推进。中国2月14 日起调整对原产美国约750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2月21 日公布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美国农业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处承认，美中在实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与农业相关的条款方面取得了进展，有助于美国对华出口牛肉、家禽和其他农产品的措施得到确认"中方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但随着疫情的全球化，中国的购买需求和全球海运明显受到抑制，美方开始担忧中国落实第一阶段协议的能力，何时开启第二阶段经贸谈判的议论也在华盛顿时有出现。与此同时，美国各生产行业正按政府要求重新评估供应链。疫情期间美国内有人推动禁止向中国出售大型干线飞机发动机，但被特朗普叫停。《瓦森纳协议》42国决定将对华出口管制范围扩大到可转为军用的半导体制造材料及网络软件， 美方还酝酿进一步收紧对华为半导体供应中的美国技术占比限制。
一国的战略思维深受其战略文化影响。中美两国的战略文化存在显著差异。美国的战略文化逐利且短视，到特朗普任上就更加实用主义，其既定战略议程不会因对手内部发生的问题而轻易改变。中国的战略文化对"道"和"义"的强调自古有之，近代以来更因长期处于劣势和守势而心理敏感。当中国发生内部危机，外部对手继续挑起摩擦而不加收敛，中国对对手行为的敌意判断会成倍放大，日后的回击也会具备更多"道德合法性"。形势发展表明，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右翼按部就班继续推进其聚焦竞争的对华战略调整及相关国内国际动员，甚至有利用中国的暂时困难扩大己方有利条件的冲动，中美双方均无意放松相互博弈，两国关系继续在"行动一反应一再行动"的恶性循环里螺旋向下。
"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这样的判断在两年前美国国内涉华战略大讨论正酣时，双方战略界就反复提及。现在，中美关系这辆"滑车"似已开过"十字路口"，驶上通往恶性竞争、全面冲突的单行道。在战略共识失散、经贸合作失能、热点协调失焦、人文交往失势、两国国内形势均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中美关系的动力真空远非公共卫生合作这样的领域可以填补，并非一两起提供合作机会的突发事件所能扭转。
三、积极应对"后疫情时期"中美关系更严峻形势
新冠疫情本是搁置传统歧见凝聚全人类共识的机会，真正有能力独立举国抗疫并组织全球防线的只有中美这样的大国，然而中美关系的表现证明，其性质和状态远不足以支撑后疫情时期所需要的全球合作和协调。在美方内部，存在推动中美合作抗疫的紧迫意识，但其立意是即便像美苏那样的冶战敌手，当年也是开展了防治天花的实际合作的，防疫合作并不影响美国继续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新冠疫情固然终会消散，但它提示的一个问题却是长期性的，终需中美两国做出回答，那就是∶这一关系是否还能否实现两国元首商定的稳定、协调、合作基调?目前看，几大因素困扰着它的前景。
第一，两国已陷人近乎冶战式的意识形态斗争。尽管双方战略界都尽量避免将中美竞争归结于"制度之争"，但在现实操作中这样的意识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两国决策层和战略学界的思维。在美方很多人看来，中国的崛起已在威胁美国的价值号召力，中国模式在维护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公共安全危机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已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替代"华盛顿共识"的选项，这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来说是根本性的挑战。在中方很多人看来，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近来特朗普政府的涉华话语更是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对立起来，因此对美斗争仍是关乎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性问题。这场疫情中，中国的制度优势与美国的制度弊端均得到彰显，政治自信一升一降，这在过去中美关系演变进程中还是很少见的，美国的对华敏感心态因此将更为深重，制度对立成分将在两国关系中更加凸显。
第二，民众情绪中的敌意成分日益增多。这次疫情期间，双方自媒体和部分影响力人物围绕病毒到底从何而来、哪里才是疫源地、谁该为疫情全球失控负主要责任等问题针对对方发表了大量缺乏科学依据的"甩锅式"言论，对民意产生了极大的塑造作用。与此同时，美国民众深受病毒扩散之害，将失去亲人、身受病痛、丢掉工作、丧失社交自由的"切肤之痛"迁怒于中国和华人的心态十分普逼和严重，两国民间骂战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升级，相互愤恨、怨怼的情绪一时成为主流，中国和美国在对方国家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急剧下坠，而这在疫情发生之前已现苗头，现在社会基本面对对方的认知和感受发生转折，给两国关系留下绵延且严重的"后遗症"。如果说冶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失去了战略动力，从奥巴马执政后半段起渐失物质动力，那么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开始抽去其精神动力。
第三，美国反华敌对势力攻击中国有了"新抓手"。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的白宫在中美话语摩擦最激烈时刻对华发起舆论反攻的基本指导方针，其要求各部门按统一口径指责中国作为"疫源地"在前期防疫中掩盖事实、压制数据、拖延反应、放人出境，导致国际社会总体应对延迟，要求中国为疫情全球扩散负主要责任。这轮舆论反攻所依托的推断事实上已经主导了美国舆论的涉华基调。已有右翼分子如班农在鼓动、串联追责中国运动，有国会议员酝酿发起相关议案，加利福尼亚等州出现了律师调查、网上签名行动。此外，中国在美人员在中国疫情暴发前期扫光美国巿场上口罩库存寄回国内，一些中国网民对美国疫情幸灾乐祸冷嘲热讽，个别华人和中国国内商贩在疫情期间囤积居奇、拒接美国订单·……这类现象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媒体放大，在美国国内产生极坏影响，甚至波及华人在美国的生活、工作处境。
疫后，围绕此疫针对中国的"调查"追责"压力可能长期存在，焦点是病毒源头、实验室安全、中方通报信息的可靠性、中共与世卫组织关系、中俄信息战，等等，即便很多是民间自发的，也不时干扰两国关系正常议程，不断毒化中美交往正常氛围。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过程而非结果，因为无论哪种路径，有关司法审议和质证都会旷日持久，给我国带来长期的名誉负担和道德压力。或许，把我国长期放在舆论和道德审判席上，不断"毁誉"中国，才是美国右翼势力极力炒作"追责"问题的真实目的。
第四，在疫情实际"演练"中进一步扩大的"脱钩"之势，存在发展成系统性"脱钩"的可能。部分国会议员已提出决议案，要求减少重要医疗物资及相关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不排除特朗普政府利用启动 《国防生产法案》之机，通过行政举措引导甚至强迫部分产业调整生产和经营活动，加速相关产业的中美"脱钩"。如果说特朗普上台后推动的"脱钩"主要是政治意志，没有按经济规律行事，美众多企业也无法找到供应链上的"中国替代"，那么此次疫情期间美国国内各行各业普逼切身感受到了供应链过于狭窄、长距所带来的"危害"，疫后反对"脱钩"的声音将明显减弱。不仅如此，疫情所导致的全球化活力下降、美国经济持续衰退、本土就业机会大量丧失，也会从客观上加速"脱钩"。中美之间推动"脱钩"的能量是如此具体，主舞台是数字、网络领域和部分制造业。疫情期间发生的瑞幸咖啡虚假交易曝光事件也在刺激美国国会加速出台公平法案，从而可能导致中美资本市场"脱钩"趋势加剧。而如新冠病毒与人类长期为"伴"，国与国之间重新筑高的藩篱持续存在，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将不可避免，最终必将在中美关系中有更深、更广体现。
第五，对华竞争是美国既定战略，以更加主动的斗争精神应对美国的战略调整是中国外交的变动方向"针尖对麦芒"式的相互调整决定了未来中美战略互动将更为紧张。疫情在美军内部也发生扩散，影响其在亚太的部署力和战斗力， 也使其对中国军队在亚太和全球层面的活动更为敏感。美方尤惧中国借美国深陷内部危机在世界上"填补真空"，与美国争夺"全球领导力"。
面对美国全球战略重新聚焦大国竞争的历史性调整，伴随近年两国间的激烈摩擦，中国也已开后重审和调整对美战略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新冠疫情期间，美方言行对中方的心理冲击是实实在在的，不可避免地加速中国对美战略的讨论和调整进程。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和中国国内共识的趋于形成，新的对美战略即将揭开面纱。
第六，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走向的影响更加直接。疫情过后，全球体系、国际秩序的活跃调整也将拉开大幕，世界各国在疫情当中无一幸免，他们也将全面参与调整。这其中，各自调整与中美两强的关系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但都会重新审视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价值结构和全球枢纽作用以及对己攸关，进而重置、平衡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决定他们最终政策取向的除了市场机会、合作回报、政治红利，还有价值认同、安全附着、心理恐惧。俄罗斯、东盟和众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将加强对中国的借重，与中国开展更紧密的战略协作。日本、印度、越南等国将在继续修复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同时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更加强调在两强夹缝中的平衡术。欧盟的首要任务是竭力挽回内部一体化颓势，对外一方面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另一方面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其争作世界"第三极"的愿望将成泡影。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中间力量国家"，将在"重新发现西方"的旗号下，以务实方式寻找自己的利益和位置。
新冠疫情是战后世界史、人类文明史的重大分水峪，它开启的不仅是新的经济全球化运作方式、新的全球治理模式，也是新的大国关系态势、新的国际格局走向、新的文明自省与形塑，具体怎么样还需要继续观察，现在还不能得出清晰的结论。
中美关系走向是贯穿"后疫情时期"国际形势变化各条线索中的最重要脉络之一，也是几乎所有疫后国际关系形态变化的集中反映，疫情之前就已濒于"新冶战"""""""""准冶战"状态，疫情发生后就更坐实了这种状态，其前景不容乐观。我们最需要警醒的一点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全国动员在疫情之前就已全面展开，右翼依托刺激中方做出反应的办法来进行这种动员，疫情对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右翼来说是"非传统的珍珠港事件"，美国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一场对华竞争战略调整的动员，动员近乎完成了，这才是摆在中美关系面前的真正危险。
但也要看到， 中美在疫情中的互动也表明，两国关系的对话渠道、管理机制、功能性合作平台仍在起作用，双方内部也都存在不小的抵制零和模式、遏制极端行为的力量，都在积极研究、学习历史经验教训并赋予其新形势下的实操意义，都试图在持续不断的博弈中找到处理彼此关系的范式和边界。换言之，就算滑过了选择的"十字路口"，从"路口"到坠人"修昔底德陷阱"的"悬崖"边上还有一段距离，双方可以设立一些"关卡"，阻止中美关系失控而成为"脱缰野马"。
这次疫情提醒我们，中美在广泛领域仍存在共同利益，在过去双方反复确认的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方面，合作需要没有减少，包括攻克各类疾病提升人类健康水平、防范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处理地区热点问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确保核安全、打击跨国犯罪、应对气候变化、治理全球污染，等等。在网络安全、外太空治理、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等新兴领域，双方竞争关系的发展也不能完全掩盖协调合作的必要性。新冠疫情较之二战后历次全球安全危机有其独特性，因为病毒不分种族国界意识形态制度模式，对每个人构成均等威胁。这本是一次搁置传统歧见、凝聚全人类共识的天赐良机，而真正有能力独立抗疫并组织全球防线的只有中美这样的大国。然而疫情期间，美国不仅不愿也无力承担组织、领导全球抗疫的责任，还挑起中美"口水战"，发起一场政治化、污名化中国抗疫的运动，迫使中国发起"绝地反击"。直到疫情全球暴发，大国仍在相互攻击，在全球公共安全危机的同时也生成了一场全球领导力危机，合国际社会深感失望。鉴于疫情长期化的趋势，中美有必要超越制度差异和利益分歧，超越竞争心理和零和思维，把防疫抗疫合作当作两国在双边和全球层面协调合作的常设议题来抓，也为两国关系运行提供一支新的稳定剂。只有中美在各领域围绕疫情协调出两国均能接受的行动框架，世界才有希望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指导原则。
与此同时，中国需要直面更险峻的形势，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塑造全面、完整、合理而非情绪化的对美战略新框架。为此，需要发挥首脑外交、高层战略对话和各领域各层级专业磋商的作用，建立健全与全球性大国关系重要性相匹配的互动管道。跳出宣传功能引导下的话语冲突模式，克制单纯寻求建立压倒对方优势的冲动，尝试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进行军控等领域的对峙或互限，争取发展出一套共存共处的高水平行为规范。控制战略竞争的强度和烈度，在硬实力上形成核常兼备的战略威慑态势，在软实力方面积极参与国际战略稳定新框架的搭建，避免恶性军备竞赛，实现"危机稳定性"，为中美关系提供新"基石"。坚持正常的经贸、科技、人文交流，控制"脱钩"趋势，守护中美关系的互利交融面，即便在总体关系非正常状态下也不能中断，相反越是在紧张状态和危机时刻中越要发挥上述举措的作用。我们也要使自己的对美舆论应对更加精细化，把美国少数政客同需要争取的人民群众和友华力量分开来，把美官方抹黑中国的言行同大多数公众基于信息不全和认知狭隘而发表的言论区分开来，斗争一小撮，争取一大片。也有必要把第三方国家的角色尽量定义为中美共同的朋友而非敌人，越是当美国在全球性责任面前犹疑退让之时，中国越应与欧盟、东盟等第三方国家携手，在全球议题上构建合力，不断提升全球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美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在诸多领域拥有优势的世界强国，是中国不得不在战略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和在众多实际领域开展合作的重要对象。中国新时期的对美战略应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争取依据两国元首在2018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2019年日本大阪会晤中达成的共识锁定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但这种关系状态不是乞求来的，不是不讲原则一味合作换来的，而是既要确立战略自信，发扬斗争精神，也需与自身实力相匹配，讲究斗争艺术，通过积极有为、聪明克制的博弈争取来的。总之后疫情时期"，我们需要争取稳定推进中美关系的和平转型，避免非传统的全球危机与传统的大国战略竞争相结合所可能产生的恶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抑或自身行为深受中美关系影响的第三方力量，都有必要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具备更多的人类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