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四低两高”的经济运行模式依然会持续。“四低”主要体现在持续的低增长、持续的低贸易、持续的低通胀、持续的低利率；“两高”表现在高债务和高风险上。
关于低增长，2020年是一个非常低的低点，2021年会摆脱低点。但是摆脱低谷会不会使我们回到过去4%左右的稳态增长环境呢？我们认为是否定的。
未来的增长不仅仅是不确定性很大，同时更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对整体经济基本面带来了结构性深层次的实质性冲击。这些冲击大家的预测差别非常大。而影响未来经济的因素中，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就是大家期盼的技术革命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弱，而不是越来越强。
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突破和发展，要着重看几个方面：一是有没有基础理论突破，二是有没有重大技术和工艺的突破，三是有没有产生蜂聚现象，四是产业化是否处于加速状况，五是从经济增长、经济组织方式、社会模式的重大转变进行研判。这几个研判并不支持我们近几年有重大的技术革命和组织革命。
未来五年，技术进步并不支持我们摆脱长期停滞的状况。
另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是人口老龄化，在未来几年会出现加速。特别是从2020年到2035年全球老龄化率从9%越过10%，这导致世界储蓄率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资本形成会产生一系列系统性的变化。这几大变化导致低增长会持续。
目前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逆全球化。人类经历了四次逆全球化，这四次逆全球化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规律是在大国博弈、超级博弈的时期，逆全球化往往不是在五年八年，而是持续20年左右。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持续12年的逆全球化，是不是结束了？答案否定的，逆全球化还会进一步进行。特别是新冠疫情使安全问题、产业链的备胎问题全面提出，即使新冠疫情得到全面控制，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也会导致逆全球化更进一步。全球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最高点26.5%下降到2019年的21.6%，下降了4个百分点。但2020年一年就下降了5个百分点。
我们预计，未来几年，这个数字依然不好看。IMF预测未来出口增长反弹之后会有一个快速的回落。
第三个问题是，全球是不是在大刺激之后马上出现通货膨胀？我们的判断，目前全球将维持低通胀，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型经济体的状况，基本上保持一个很低迷的状况。同时，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也不会像很多人讲的，在后疫情时期会出现超级反弹的过程。这样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警示。
第四个问题是低利率。美国、欧元基本上是零利率，美国和英国基本上是接近零利率，全球的均衡实际利率已经为负，重要资产的收益率也是处于历史最低点。低利率的形成，使大家考虑很重要的问题是世界经济是不是会日本化。因为日本在这种低利率、低增长、老龄化的状况下已经持续了接近30年的时间。
同时，高债务将进一步持续。到2020年10月份全球债务总量已经达到272万亿美元，债务率升至365%，这个数字很高。而这个过程中，一个是国家由于2020年财政赤字率导致政府债务率大幅度上扬，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率已经达到124.7%，已经超过了二战后1946年最高点。新兴经济体也达到了65.3%的历史高峰。更为头疼的是，在债务这么高的状况下，金融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脱实向虚，全球股市中纳斯达克指数在这几个月增长42.7%，道琼斯指数增长了5.8%，中国的上证、深证增长得也不错。但是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大缺口。因此在未来几年，特别是2021年，全球泡沫化，脱实向虚有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带来的是什么？是一个高级的金融风险问题，因此我们看到的高债务、高风险在目前这种结构搭配下出现问题。这使经济运行“四低两高”不仅没有解决，还会进一步持续。
世界上面临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在冲突中进一步恶化。不仅在恶化，而且解决的方案又成为比问题还要严重的问题。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找到解决不平衡问题的方法。世界的不平等已经很严重，二战前夕大家会看到世界的解决方法是德国模式、北欧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这几种模式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在全球化这个时代已经全面破产。美国在这次竞选中几位候选人对于不平等提出了几大方案，一是全民收入计划，二是全球资本税收体系，三是新国家主义。这几种方案能解决目前的问题吗？我们很担忧。并且更重要的是，全球这个问题在各大板块、各个国家得到了深化，同时财富分化现象比收入分化现象更为严重。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是，由于收入不平等难以解决，那么植根于收入分配之上的社会分化、社会激化、社会民粹化，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看到，民粹主义短期得不到解决，民粹主义指数目前已经跟1933年的历史最高点大致相当。同时，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在这种状况下难以得到解决。最明显的是区域主义代替世界主义，一系列的协议都是立足于区域做一些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主义孕育出来的强人政治和个性政治，不仅不会缓和，反而进一步加强。大国领袖有特点，小国领导也超级有特点，因为有特点的选民选出有特点的领袖。大家也会看到我们的地缘政治全面恶化，地缘政治指数已经达到历史高峰。
所以我们会看到，未来五年依然是一个超级时代。在这个超级时代，我们面临的风险前所未有。亚洲时代到来，是不是会减少我们的一些问题呢？世界的中心向亚洲转移，亚洲的中心向中国转移。但是我们会看到，世界的角力完全向亚太区域转换，这个转换使我们成为冲突的焦点。我们怎么进行定位，非常重要。还有就是“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问题，比如美国拜登政府上台是不是提供了新一轮的世界公共品？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
世界经济刚刚开始全面开启新一轮的低迷期，我们没有找到世界复苏的方法。各国的结构性问题和世界结构性问题将持续发酵。全球低速增长必定会带来全球利益分配模式的持续变化。就是这个蛋糕越变越小，分蛋糕的方法越来越恶劣，并带来各国冲突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大国博弈持续掀起新浪潮。八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同时疫情不仅仅使一些表象性的问题恶化，更重要的是基础性、结构性、趋势性的因素发生重大变化。
未来五年是中国的关键期，保持中国经济相对稳定，带来格局和博弈的质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作出一系列的考虑，一是如何突破卡脖子的约束，二是如何改变不对称的博弈，三是如何在博弈激化中稳住基本盘，四是在新一轮大变局中构建新的合作平台和新的竞争力，五是在世界动能弱化的时候如何构建国民经济循环的新动能。这很自然地延伸出我们在五中全会谈到的新发展格局来进行调整深化过去的各种战略，这种战略一是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控制，实现创新驱动；二是推动关键环节的改革，实现第二轮制度的红利；三是实行需求扩大战略，推进需求侧的改革；四是通过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推动人口红利转换为人力资源红利。
本文节选自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