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长久以来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课题，但经济学家常常是在既定的框架下研究效率问题，也就是如何利用汇率、利率、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在货币问题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利益博弈。本文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在国家间或者国家与国家集团间会衍生出哪些权力，探讨美欧作为两大国际行为体，围绕这些权力如何进行竞争，以及从这些竞争中可以总结出哪些规律，用于帮助我们对未来做出判断。
一、理论探讨
从国家层面看，政权要保持稳定，必须牢牢控制货币权力，包括确定本国的货币体制、货币发行量、利率水平、汇率机制、外汇管制，等等。很多国家都把国王或者开国元勋的头像印在货币上，以象征权力。但从国际层面看，一个国家完全享有货币主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完全掌控自己国家货币的汇率、利率和发行量，也就是说丧失了部分币权。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认为，较高的专业门槛和技术含量实际上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霸权力量推动的。币权不仅存在于国家层面，也存在于国际层面。从近代史看，国家之间围绕币权归属，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一个国家如果能掌控币权，便可借此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推行对本国有利的对外战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这其中既包括经济利益，更包括政治和安全利益。国家（国家集团）间围绕货币权力开展的竞争行为，既包括货币权力的争夺、维系，也包括货币权力的运用，本文称为“币权竞争”。具体而言，货币权力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或者说是四种表现形式，也可以称为“四大权力”。
（一）主导国际货币体系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看，随着国与国之间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是处理国与国经济关系的必然需要，而国际货币事务的主导国可以在这种安排中发挥关键作用，使得规则对自己更有利。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认为，由谁来支配国际货币体系的准则和惯例，将对各国权力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各国都努力让体系服务于自己的利益。
一个国家通过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可以获得一定的权力和地位：第一，该国能够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使之服务于自己的战略目标。游戏规则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各国在游戏中的地位以及利益分配。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稳定论”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一理论对国际机制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滑，但美元依然能够处于霸权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设计，制度的“惯性”让美元地位得以保持。王湘穗教授从权力的角度分析了掌握规则制定权的重要性，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权力，金融全球化时代的代表性权力是币权，也就是核心货币国家和世界性金融机构通过全球货币体系的设计和运行去控制及影响当代世界体系的权力。
第二，主导国能够有自主的宏观经济政策，追随者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主导国的影响。除了世界核心货币发行国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完全掌控自己国家货币的汇率、利率和发行量，并承受着国际货币市场波动带来的汇兑损失和金融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普通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跨国界流动资本的不断侵蚀甚至丧失，而核心货币国家和金融机构则得到了支配当代世界的权力。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一旦进行货币政策调整，全球都势必受到影响。而其他“不重要”的经济体调整货币政策，对美国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第三，主导国可以享受“铸币税”的好处，特别是在使用信用货币的今天更是如此。美国铸币局“生产”一张百元美钞成本仅几美分，但其他国家要获得一张百元美钞，需要提供价值相当于10美元的实实在在的商品。这意味着，这些商品将被美国长期无偿占有。不仅如此，除了现金和电子货币外，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还可以以低利率向世界发行国债和机构债券，这实际上也赋予了美国政府和机构低成本融资的权力。
从历史上看，崛起的大国，甚至是中等强国，一旦有机会也都尝试了建立属于自己的货币体系。英国是第一个主导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也是运用这一权力的经典案例。英国在产业革命的帮助下崛起后，利用其主导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世界层面推行其倡导的“自由贸易”。在“不列颠治下”时期，在英镑主导的国际金本位制下，全球贸易迅速扩展。在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利用自身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成功帮助其实现了在“全世界”推进自由贸易的战略目标。除英国外，在世界范围内算不上最强大，但也有相当实力的强国，也纷纷尝试建立自己主导的区域性的货币体系（参见表1）。
（二）干扰他国货币稳定
货币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比如稳定的物价水平、汇率水平、外汇储备、资金跨境流动等，如果其中某一方面突发混乱，决策当局都可能措手不及。而拥有币权的国家，则有能力左右其他国家的货币稳定，进而危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安全，比如令目标国通货膨胀率上升、资本外逃、投资吸引力下降、汇率波动、债务上升、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等。干扰他国货币稳定是一种简单而强有力的策略，尤其是在针对一些相对弱小的目标时。这种攻击也可以是“温和的”，即通过缓慢释放信号，有限度地影响目标国货币。具体做法包括：在市场上大量抛售目标国货币；精心设计一场谣言，让市场感受到某种货币的弱势前景，促成投资者撤离；通过操纵本国货币和对象国货币的汇率，迫使对方中央银行进行政策调整。这一权力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能力，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授权，但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予以制约，因而在实践中可以实施，而且颇具杀伤力。以外汇储备下降为例，曾有官员这样比喻，目睹外汇储备的减少就如同“看着一个孩子失血致死却无能为力”。
运用这一权力的典型案例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956年10月31日，英国和法国军队进攻埃及，宣称要夺取苏伊士运河控制权，但美国不支持英法的军事行动。1956年11月初，在美国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的命令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开始大量抛售英镑。数据显示，当时英国外汇储备面临“异常”压力。在英法宣布要动武之前，英国外汇储备在9月减少了5700万美元，10月减少了8400万美元；而在宣布要动武之后，英国外汇储备1月骤减了2.79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前两个月总和的两倍。历史资料显示，当时英国首相艾登的高级顾问巴特勒和麦克米伦给美国财政部长汉弗莱打了电话，得到回复是“除非英国按照联合国的决议撤军，否则总统也爱莫能助”。麦克米伦向内阁递交了详细数据，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宗旨和精神的“不可饶恕的背叛”。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麦克米伦也从强硬的鹰派转为温和的鸽派。麦克米伦的传记作者费希尔指出，“英国撤军的真正原因是英镑遭到抛售”，另一位传记作者霍恩也认为，英镑问题是“决定性因素”。此次行动的结果是，美国在未动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通过货币手段，就阻止了一场已经动员起来的战争。
（三）影响其他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
这一权力尽管不是法律赋予的，但却是一种客观存在，享有这种权力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或者区域货币合作区中的主导国。与前面的利用货币手段干扰他国经济安全相对应，如果一个国家在货币方面实力足够强大，在金融危机中可以对其他小型经济体施以援手，甚至可以扮演“避风港”的角色，从而增强本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这种权力得以存在，其逻辑关系与干扰他国经济安全相似，都是一个国家货币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可以对其他经济体直接施加影响，前面所说的主要是对对手的干扰或者打击，这里是指对“盟友”的保护。
对于货币区而言，那些追求区域性或全球性货币秩序领导地位的国家，除了经济因素外，也都有政治上的考虑，希望借助这种货币秩序安排来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王湘穗教授从币缘政治的角度对此做了阐述。他认为世界呈两大币缘圈，在美元圈和欧元圈内部，各国基本利益的一致性导致相近的政治态度，随之而来的是对国际事务包括应对金融危机的一致立场，而最终将着手建立币缘圈的共同安全体制。
货币区中，小国对货币体系贡献较小，却可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这些收益包括：第一，保障货币稳定。货币区中，不仅成员国之间汇率保持稳定，而且成员国加起来规模变大，这样可以降低受区外其他强国货币干扰的风险。第二，消除贸易壁垒。即便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区内的市场准入，免受保护主义的影响。这意味着小国有了制度保障，不会轻易受到区内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或者其他歧视性措施的影响。第三，享受区内特权，如货币支持、融资渠道等。货币区要稳定运转，一般有应对债务、汇率危机的手段，而小国往往是受益者。所以，小国一般都希望成为货币区的参加国，或者说是追随者。
小国经济上好处多，但会形成依赖，而这种依赖会赋予主导国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影响目标国行为的权力，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和战略目标，或者说是在政治上和安全上控制目标国。比如，如果一个小国退出货币区，本国货币的声誉将会受到损害，造成资本外流、贸易量萎缩、货币急剧贬值、外汇储备减少、融资成本上升甚至偿债困难，失去货币区庇护的小国形单影只、孤立无援，甚至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小国为维系在货币区的资格，或者说享有货币区的好处，其利益和立场会“不知不觉”地向主导国靠拢。可见，货币区的建立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具有深刻的国际政治意涵。
（四）威胁国际货币体系
这种权力的突出特点是，实施的主体是货币体系的参与国，而针对目标却是主导国，这与前面的三大权力刚好“反其道而行之”。如前所述，主导国希望货币体系稳定和持续存在，但如果其他国家在货币领域实力足够强大，尤其是拥有破坏货币体系权力的时候，就会对货币体系的主导国形成威胁，进而在货币体系中发挥影响力。乔纳森·科什纳将这种权力按照实施程度和目的不同，分为两类：一是“颠覆性破坏”，二是“策略性破坏”。“颠覆性破坏”是指货币强国（非主导国）运用自身的货币实力，摧毁整个货币体系。它不是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而是孤注一掷、视死如归的搏杀。这种权力的运用极少发生，一个国家在运用这种权力时也十分慎重，原因在于这种权力的运用如同一场核战争，结果可能是双方同归于尽。相对而言，“策略性破坏”在实践中更为常见。这种权力运用的目标并非摧毁货币体系，而是通过让体系的一部分发生“震荡”，让对手意识到自己权力的存在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而实现自己的目标。即便体系破坏没有成功，目标国也可能付出沉重代价。
最善于威胁货币体系的国家是法国。在“英镑时期”，每当法国和英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分歧时，法国就会不时运用这种权力要挟英国，希望英国迁就法国的立场。在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中，由于法国抛售英镑，黄金从英国流向法国，这场金融危机导致英镑最终脱离了金本位。在“美元时期”，1962年至1966年，法国共向美国兑出28.64亿美元黄金，占同期美国外流黄金总额的85.5％。同时，法国还公开在国际社会打击美元信心，1965年2月4日，戴高乐将军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美元的国际地位所依赖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美国迟早将面对美元兑换成黄金的困境，法国建议对这一体系进行改革。可见，法国虽然不具备主导全球性货币体系的实力，但两次国际货币体系的“推倒重来”，也就是英镑体系的瓦解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都和法国有直接关系。
二、案例分析
从国际层面看，币权只能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因而竞争只能在具有经济、金融、政治、军事等强大实力的大国、强国中展开。回顾历史上的重要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币权竞争基本是在美欧这两大强者之间展开。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欧竞争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和欧洲——主要是英国——进行币权竞争的结果，该体系确立了美国的货币霸权地位，也确立了此后美欧币权竞争的基本框架。
（1）美英竞争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从政治学角度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美国把能力变为权力的制度化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美英两大国就开始规划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也就是英国的“凯恩斯计划”和美国的“怀特计划”。
两个方案相比，“凯恩斯计划”更为强调机制和原则的作用，不论实力如何，不论是顺差方还是逆差方，都有调节国际收支的责任，霸权国家并不享有明显的特权。而“怀特计划”将国际收支的管理权更多交给“基金”，而美国凭借经济实力可以主导“基金”，事实上也就是将国际经济问题的主导权更多地交给了美国。英美两国提出两个方案后，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与较量，鉴于美国在实力对比上的明显优势，英国最终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方案。当然美国也对自己的方案有所调整，根据英国的诉求做出一定的让步，双方最后达成一致。1944年7月，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同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也就是“布雷顿森林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所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们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美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超强货币霸权。美元的特殊地位成为美国权力的主要来源，美国也借此解决了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
除布雷顿森林体系外，美国与英国还有一个竞争点，就是如何对待英镑体系。英镑体系是美国向拉美和亚洲市场渗透的障碍。比如，根据英国与阿根廷1933年签署的协定，阿根廷在英国市场上出售商品获得的英镑收入，在偿还外债等合理扣除后，剩余部分只能用于购买英国的商品、支付英国船只的货运费，或者支付英国持有的阿根廷债券的利息。美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与英国签署美英贷款协定，以提供战后英国急需的贷款为条件，迫使英国在战后谈判中在重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从美英的博弈可以看出，美国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超强实力步步为营，英国则因为国力衰弱不得不屡屡退让。
（2）美法竞争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活动提供了可使用的国际货币、稳定的汇率机制，以及国际支付危机的应对工具，有利于维持国际金融稳定和国际贸易增长，但其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美国对外负债增长快于黄金储备增长，也就是国际流通中的美元数量增长快于黄金的增长速度，美元要维持与黄金汇价的稳定越来越困难。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美国要保证参加国不断增加的对美元储备的需求，但却面临黄金因为产量制约而供应不足的困境。同时，美国要给不断扩张的国际经济活动提供流动性，需要保持国际收支逆差，而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又会引发外界对美国经济风险和美元兑换黄金承诺的担忧，这似乎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也称为“特里芬难题”。
法国对美国的货币霸权素有不满，认为美国滥用了货币特权。戴高乐总统经常抱怨，美国人随心所欲地印美元，用于越南战争、收购外国公司以及维护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政治霸权。法国人也率先意识到美国长期经常项目逆差所掩盖着的美元危机。法国利用手里的外汇储备，向美元发起攻击。1965年以后，法国、德国央行几乎每个月都将手中结余的钱兑换成黄金。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显示，“法国政府的态度以及法国一些官员的举动，是引起大规模投机美元的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的内在难题加之外部冲击，终于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以及之后牙买加体系的建立。
（二）欧元诞生对美元的冲击
美国在牙买加体系中依然独揽霸权。1999年欧元的诞生，被视为国际货币史上的重大事件，欧洲通过统一货币整合了内部力量，美国的货币霸权迎来“旗鼓相当”的对手，美欧的币权竞争进入新阶段。
（1）欧元诞生是美欧币权竞争的产物
欧元的诞生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实践，此前从来没有货币统一先于政治统一的先例。欧元之所以能从幻想走向现实，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
从经济方面看，欧洲国家经济相互依赖，联系紧密，客观上确实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合作机制。从历史的角度看，欧洲国家曾尝试多种形式的货币合作。欧洲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奥托马·伊辛认为，欧洲统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从安全角度看，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再次实现统一，必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也将引起欧洲内部的复杂博弈。德国放弃马克和其他国家一起使用欧元，既有利于消除欧洲国家对德国重新崛起的顾虑，也有利于德国在欧洲摆脱孤立。从币权角度看，欧洲国家打造欧元，也是不甘臣服美元霸权，力求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的努力，是美欧币权竞争的一个结果。丁一凡研究员认为，如果没有美元危机以及其对欧洲的冲击，欧共体国家在货币一体化上也许不会走得这么快。王湘穗教授也认为，欧元币缘圈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元体系推动的金融全球化侵蚀了欧洲的利益，并威胁到欧洲各国的生存，欧元体系是保护欧洲经济利益的城堡。
就欧洲而言，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得到有力恢复，但依然缺乏取代美国、夺取国际货币体系规则制定权的实力。但欧洲意识到，团结起来争取经济政策的自主权，还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在经济政策自主方面，欧洲受美国影响太大。或者说，美元的不稳定和政策失误促使欧洲人创造单一货币。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不仅要与苏联争夺霸主地位，在天上开展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太空探险等竞争，还在地上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这些庞大的政府开支使得美国财政捉襟见肘，预算赤字不断扩大，公债节节攀升。
当美元出现问题导致资金流出美国市场时，这些资金不会均等地流向欧洲各国市场，而主要会流向联邦德国，因为德国马克是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坚挺的货币。德国马克对法郎升值使德国出口商失去竞争优势，资金流入也加剧德国通胀的压力，而德国人对通胀的警惕又根深蒂固。让德国人更难以接受的是，美国还把美元危机的责任推给德国，认为资金从美国流向德国的原因是“德国利率过高”。1971年6月，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克在国会听证时表示，“近期的危机不是美元外逃，而是涌向德国马克”。德国联邦银行前行长奥特玛·埃明格尔称，对欧洲来说，与美元共存就好比与一只大象同船，即使它只是小心翼翼地一侧身，整条船都会让人头晕目眩地摇晃，摆脱困境最重要的办法是欧洲国家采取共同行动。
美元给欧洲带来的问题不止于德国，还有法国。不同的是，与德国马克的升值压力相比，法国法郎的贬值使法国决策者“失去面子”，戴高乐政府认为货币贬值就是失败。美元的问题给欧洲国家带来巨大麻烦，也促使欧洲谋划应对之策。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认为，欧洲共同货币可以成为美元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法国将获得该货币的控制权。法德等国共同的政治意志对欧洲货币一体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欧洲汇率体系的建立，部分原因就是欧洲对美国没能管理好自身经济并转嫁给其他国家的一个反应。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认为，推进欧洲货币一体化，让欧洲其他国家的货币与马克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减小美元贬值对德国经济的冲击。欧盟首任驻华大使杜侠都曾表示，从经济规模上看，欧洲国家都属于中等规模国家，在经济实力不够强、货币覆盖面不够大时，货币主权实际上是一种幻觉，欧元区各国只有共同行使货币主权，才有可能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
（2）欧元的成就及对美元霸权的影响
1999—2002年，欧元的启动总体上是成功的，没有遇到技术上的问题，顺利取代了12个欧洲国家的主权货币。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将结束，世界将进入欧元时代，欧元取得与美元平起平坐的地位只是时间问题，甚至欧元将会超越美元。罗伯特·蒙代尔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欧元将会挑战美元地位，并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权力的配置”。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欧元站稳了脚跟。但从美欧币权竞争的角度看，欧元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美元的地位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挑战。欧元诞生后，在国际货币方面的份额，与欧元所取代的货币相当。正如经济学家埃德温·杜鲁门所言，“目前为止，能够证明积极的从美元向欧元转换的证据是非常有限的”。总体看，欧元的诞生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惊喜”，既没有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引发灾难，也没有像支持者期待的那样取得巨大成就。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之外的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中，使用欧元结算的比例很低。欧元区虽然在经济规模上可与美国相提并论，但也有很多不容忽视的缺陷。
第一，统一大市场尚不完善。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清算、结算系统，税收体制不尽相同，会计准则和商业习惯也不一样，银行等比较敏感的部门也归各国政府自行监管。尤其各个成员国都有自己的债券，不能像美国那样提供单一的金融工具。债券市场的分割这一问题很难解决，这意味着交易成本高这一缺陷将持续影响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吸引力。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仍然是美元独一无二的优势。
第二，经济增长慢。束缚欧洲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很多：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1960年欧洲人口占全球比例为11％，2015年已经降至6％，预计到2060年将降至4％；福利制度拖累严重，政府对劳动力的保护导致企业对解雇工人非常顾忌，因而在雇佣新员工时非常谨慎，降低了就业水平；创新活力不足，欧盟委员会设定每年研发投入占GDP比例目标为3％，但欧元区这一数字基本徘徊在2％的水平（参见图1）。受到这些因素影响，欧洲和美国在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存在鸿沟，而且这一差距还在呈扩大趋势。
第三，欧元区的币权主体不明确。在欧洲，没有一个单一的机构能够在国际事务中代表欧元区，这限制了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货币事务上的行动能力。比如在IMF和七国集团（Ｇ7），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而不是欧元区代言。政治学家凯瑟琳·麦克纳马拉和索菲·默尼耶认为，只要欧元区对外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就像美国财政部部长对外代表美元一样，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领先地位就无可动摇。
总之，尽管欧元在其他领域取得了成功，但在应对外部挑战方面没有明显成效，没有给美国的货币霸权带来冲击，其根源在于内部分歧和机构设置困扰了决策，或者说，欧洲尚缺乏与美元相抗衡的政治意志。只要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还是一个“非主权货币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结构性缺陷就会存在，也就难以对美国的货币霸权构成显著影响。
（三）美国金融危机与转嫁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在进行内部调整的同时，还对“唯一的竞争对手”给予一定程度的打击，以转移自身压力，继续维系货币霸权。
（1）美国金融机构做空欧元
美国金融危机后，欧洲爆发的债务危机始于希腊，而希腊问题又源于美国金融机构帮助其做假账，并在希腊财政问题暴露后在市场上做空，导致危机一发不可收拾。2010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1.6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6％。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公布巨额赤字预算之时，正是希腊债务危机发酵之际。这有效转移了外界对美元的关注和不安。
美国金融机构唱空、做空欧元，并非完全是资本的逐利行为，而是与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有关。虽然外界能观察到的直接参与者都是金融机构，而不是国家政府，但美国金融界巨头和政府有着紧密、复杂的关系，财政部和华尔街之间在人员上也存在“旋转门”，很难相信美国政府对其金融机构在希腊问题上做假账、做空欧元等事一无所知。
从逻辑上分析，通过打击欧元，美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实现共赢：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做空欧元牟利；美国政府可以转嫁风险，缓解财政和债务难题，维系货币霸权地位。笔者倾向的观点是，未必是美国政府设计一套计谋来指挥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做空欧元，但逻辑上讲得通的是，金融机构在市场中觅得做空欧元牟利的机会并采取行动，美国政府对此采取了“纵容”态度，最终实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的共赢，输家是欧洲和欧元区。
（2）美国政府拒绝加强国际金融监管
作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欧洲对美国危机迅速传染到欧洲做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加强国际层面的金融监管。2010年3月29日，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称，希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制定新的全球性金融监管制度，以有效防止再次出现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欧洲的主张并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这显示出美国在自身仍未摆脱危机的情况下，无意阻止风险向欧洲的转移。
双方在对冲基金监管问题上分歧尤为严重。欧盟认为对冲基金是欧洲金融波动的直接推手，而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称，欧盟限制对冲基金是一种保护主义行为。2010年7月21日，美国虽然出台了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但这只是美国国内的金融监管改革，并没有将任何监管权交给国际社会，或者说交给欧洲。
（3）评级机构打压欧洲
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国际评级机构发动的对希腊等债务国的“降级潮”。自2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危机每次升级，背后都有三大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成员国评级的举动。
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也引起人们对信用评级机构道德标准和结果准确性的质疑。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与服务的委员米歇尔·巴尼耶曾表示，“这些评级机构所拥有的权力已经不仅对企业，而且对国家也会产生严重影响”，并警告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要“谨言慎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形象地描述了评级机构的破坏力，“美国可以用炸弹直接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同样可以用债券评级间接毁灭一个国家”。
从1975年开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评级机构实行认证制度，也就是“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在这一制度下，美国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只有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家，同时要求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必须接受NRSRO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地位。但华尔街金融危机后，这三家评级机构引发了强烈的争议。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危机，所谓最有信誉的三大评级机构都未能“先知先觉”。恰恰相反，就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大评级机构无一例外地给予美国国际集团及其金融衍生产品最高信用评级。
就如同对冲基金做空欧元一样，评级机构对欧洲国家评级的打压客观上也有利于维系美国的货币霸权，这也是处境不佳的美国政府所乐见的。安盛公司（AXA）投资战略主任帕里斯·奥尔维茨甚至怀疑标准普尔对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的降级时机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对债务危机的扩散具有不可逃避的责任。
（4）美国舆论唱衰欧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称霸全球，英语也成为全球通用语言，英文媒体对世界的影响力无可否认。舆论会影响人的心理，进而左右人的行为，最终在市场上会有所体现。当国际舆论（其他语言的舆论氛围也很容易受到英语媒体的影响）铺天盖地都是对欧洲的负面报道和评论时，投资者很难对欧洲保持信心。当然，欧洲的一些媒体对英文媒体的报道嗤之以鼻，其中也不乏一些有理有据的反击，但其影响力无法形成“对冲”。英文舆论唱衰的结果是欧元资产被抛售，最终放大了危机，加大了欧洲应对危机的难度。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凯南称，“我们要谨记，货币衰落的威胁或贬值的谣言，都可能引发资本的外逃”。
在美国的打压下，欧洲爆发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但欧洲并没有奋起反击，可能是出于以下一些原因：第一，欧元区的机制缺陷、欧洲央行政策目标单一、福利体制负担沉重等问题确实存在，而且也到了必须着手解决的时候，这场危机促使欧洲必须在这些方面采取行动。第二，币权竞争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很多部门甚至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只是在技术层面寻找办法。第三，欧洲实力尚不足以与美国抗衡，如果针锋相对，很可能受到更大打击。第四，美国对欧洲的打压并不是致命的，美国的目的是转移自身风险，并无意置欧元于死地，在关键时刻美国甚至愿意出手帮助欧洲，避免欧洲经济、金融或者货币崩溃。第五，币权属于政治层面，只能在领导人层面解决，欧洲在危机中实力受挫，国际事务上更加依赖美国，不愿因为这一问题开罪美国，影响美欧的战略合作。
三、规律总结
在上面理论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接下来尝试对美欧的币权竞争做一些规律性的总结，并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
（一）美欧币权竞争的性质
在全球化时代，美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经济联系紧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双方还有维护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共同利益。双方为了币权，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但为了共同利益也需要相互合作。下面将分别从美欧的角度，对其各自追求的目标进行分析，总结双方币权竞争的性质。
（1）美国追求的目标
在前面我们提到的“四大权力”中，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获得了第一大权力，也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可见，美国的目标并不是获得，而是维系已经取得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对于第二大权力，也就是对他国货币予以打击的权力，美国事实上也掌控着这一权力。币权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工具，这一工具的运用次数虽然不多，但却效果显著，美国当然也不愿失去。对于第三大权力，也就是影响其他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权力，美国则在全球多个区域建立起了“美元湖”，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区域，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5％。这些国家由于对美元的依赖，其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也很大程度向美国靠拢。对于第四大权力，也就是威胁货币体系的权力，这一权力并不适用于美国，因为美国是体系的主导国，其目标是维持体系的存在和稳定，并继续从中获得好处，而不是通过威胁体系来获益。
从以上“四大权力”来看，前三项是美国已经获得的权力，已经是“超级权力”，甚至被称为“嚣张的特权”，很难进一步扩大，第四项不适用于美国。因此，美国在币权上的立场应该是守成，维系既得的权力，而不是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
（2）欧洲追求的目标
对欧洲的分析，我们也从四大权力入手。第一大权力，也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这是欧洲争取的目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就是美国和英国竞争的结果。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改为牙买加体系，但货币格局没有实质性变化，美元的主导已经是客观现实，欧洲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但欧洲与美国存在竞争，因为欧盟力求掌握欧洲地区的货币合作主导权。创建共同货币——欧元，并让欧元在欧洲货币合作上处于主导位置，这有助于抵御美元波动对欧洲造成的打击，而且欧元区周边国家由于本国货币盯住欧元，也会提升欧元区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二大权力，尚未成为欧洲国家追逐的目标。欧元区成立至今，还很少见到以欧元作为武器或者说是外交工具，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实例。主要原因在于：欧洲虽然经济规模大，但在货币问题上的实力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还不具备将货币作为地缘政治武器打击其他国家的实力；欧洲在外交上奉行有效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国际谈判、设计合作框架来解决问题，相对来说更为注重“软实力”；欧元背后缺乏明确的国家主权支持，要将其作为武器使用需要欧元区所有国家同意，而这是极为困难的。
对于第三大权力，这一目标是欧洲极为看重的，欧洲对这一权力的运用，应该说也是十分成功的。冷战结束后，欧盟面临巨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原属于苏联的国家独立后，其国家稳定和外交政策走向是欧洲的关切，因为这涉及欧洲的周边安全，如地缘政治纷争、走私、贩毒、贩卖人口、非法移民等，这些不安全因素都可能向欧洲渗透。为了应对邻国带来的安全挑战，欧盟以“软实力”为手段，对这些国家进行改造，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外交西方化，等等。欧盟所运用的“软实力”，主要是指通过一体化获得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融合，这对周边国家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加入欧元区更是很多国家追求的目标，为此周边国家愿意按照欧盟和欧元区的要求，对本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外交政策上更是倒向西方，这正符合了西欧的战略意图。因此，欧洲成功利用欧元区资格作为“外交工具”，影响了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而且这一影响还不是强制的，而是被影响的国家主动要求的。
对于第四大权力，如果欧洲要运用这一权力，目标毫无疑问是针对美国。法国是唯一公开威胁美元体系的欧洲国家。法国的这一立场源于其民族性格，法兰西民族在世界舞台上不甘寂寞，习惯通过“标新立异”“敢为天下先”来向世界展示法国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挑战美国”被视为法国展示自己国家力量和影响力的方式。法国不仅在货币问题上，在其他问题上也向美国霸权发起过挑战，比如1966年，法国在戴高乐将军的带领下，退出了美国领导的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欧元诞生后，法国喜爱“挑战美元”的特点并没有改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公开表示，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已经不合时宜，并在访问美国期间积极游说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但法国面临的问题是，本国已经没有自己的货币主权，要想凭借欧元对美国施加压力，还需要欧元区所有其他国家的同意。但法国挑战美元的主张很难在欧元区得到广泛响应。因而，法国威胁美元体系的立场在欧洲被弱化，在欧元区层面很难得到体现。从国际层面看，欧元的主要使命是掌握自己的货币主权，对周边国家施加影响，并没有表现出威胁美元的明显意愿。因而，威胁货币体系，并不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追求的目标。
（3）美欧竞争中的矛盾点和互补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美欧之间的币权竞争既存在矛盾点，又存在一定的互补性。首先，从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来看，欧洲认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权，认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规则，尊重美元在全球汇率体系、大宗商品计价、全球外汇储备中享有的“特权”，并无意取而代之。但欧洲也有自己的诉求：一方面，欧洲追求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不愿欧洲经济和货币政策过多地受美国影响；另一方面，欧洲要主导本地区的国际货币合作。美元主导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国际货币体系，欧洲则谋求主导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分属全球和地区层次。
其次，从影响其他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权力的角度看，美国和欧洲对此皆有强烈的意愿。区别在于，美国的范围是全球性的，而欧洲的目标范围是周边，其中重点是中东欧、巴尔干这些存在潜在不稳定因素的地区。两者竞争的可能交集是欧洲周边地区，因为在欧洲以外地区，欧洲无意也无力与美国竞争。对于欧洲试图将周边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态度，一则这一地区毕竟是欧洲的“后院”，欧洲的直接影响力要更大一些；二则欧洲利用欧元的吸引力对这些国家进行“改造”，如果能够使这一地区安全、稳定和外交政策倒向西方，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最后，从对其他国家实施货币打击和威胁货币体系的角度看，由于欧洲并未将此视为目标，美欧之间也不存在竞争关系。从历史上看，法国善于利用体系的不稳定因素威胁主导国。但在欧元成立后，法国在这方面的角色扮演似乎不如从前。当然，欧元成立的时间毕竟还短，未来是否在某个时间再次向美国就货币问题发起挑战，还有待时间来检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欧之间的币权竞争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竞争；二是对其他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影响力的竞争。对于前者，美元有明显的既得优势，欧洲清楚自己的实力和定位，争夺目标主要限于欧洲范围之内；对于后者，美国认可欧洲的“势力范围”，没有强烈的意愿将其夺走。由此可见，美欧之间的币权竞争并非是全方位的国家间竞争，而是局部地区和领域的竞争，而且竞争中双方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势力范围，相互了解对方的底线，多数情况下能够形成默契，避免直接对抗。
由于共同利益的存在，美欧在进行币权竞争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合作。这主要体现于美欧共同主导的多边机构和国家集团：比如在IMF和世界银行，美国人当世界银行行长、欧洲人当IMF总裁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不成文的惯例”；在七国集团，美欧定期就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情况沟通协调。此外，在紧急情况下，美欧之间还有其他合作方式，比如2011年9月15日，在欧债危机导致欧洲银行业可能发生系统性危机时，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日本央行紧急联手对银行业提供流动性支持，以避免欧债危机演化成新一轮金融危机。可见，金融危机后，美国和欧洲的币权竞争虽然激烈，但也是有限度的，双方在竞争的同时还要合作，避免“鱼死网破”。
总的来看，美欧之间的币权竞争的性质可以说是“合作性竞争”，而不是零和博弈的“破坏性竞争”。这类似于国际关系中所说的国与国之间的“竞合关系”。王湘穗教授关于货币政治的阐述也认为，兼顾彼此、兼顾博弈与合作是币缘政治的核心。
（二）美欧币权竞争的方式
美欧币权竞争方式按照工作对象的不同，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
（1）通过完善自己提升市场竞争力
“四大权力”并不是通过国际协定、国际组织和相关规则等法律形式直接赋予某个货币强国的，而是在既定规则下，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比如在当前的牙买加体系下，没有任何国际协定规定某国的外汇储备必须是美元、欧元或者某种其他货币，一国货币当局以及私人投资者，理论上完全有自由选择自己青睐的货币作为储备或用于结算。市场之所以多数选择美元，关键在于美国的国家实力，是因为美元是“安全货币”。
美国是一个危机感很强的国家，对自身的问题十分警惕，美国衰落论往往出自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在货币问题上，美国也十分清楚，要可持续地享有“嚣张的特权”，就必须维护自己的信誉。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时期，美国也注意维持财政平衡，克林顿执政时期甚至一度实现财政盈余。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大力整顿金融秩序，并抛出出口倍增计划、能源革命、再工业化等重大战略，希望尽快恢复各界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任。
欧元也是如此，要在与美元的币权竞争中获得立足之地，必须让自己有强大的吸引力。欧元主要的传统优势有两个：一是币值稳定。欧洲央行的优先政策目标是“物价稳定”，具体设在“接近但低于2％”的水平。欧元诞生到欧债危机爆发前，也就是1999—2008年，欧元区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由于欧元在管理上基本参考了德国马克的模式，这让市场投资者有理由相信，欧元的币值可能像德国马克一样坚挺。欧元的第二个优势是财政纪律。尽管欧债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希腊等债务国长期财政赤字导致债务负担过大，但实际上欧元区的平均债务水平是低于美国的。
但欧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除了我们之前讨论的单一大市场不完善、经济增长慢、币权主体不明确外，债务危机后，机制缺陷也充分暴露出来。欧元运转后到债务危机爆发前这一段时间，欧洲没有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原因是这一问题没有暴露出来，紧迫性并不是很强。当初欧元设计的初衷也是：机制缺陷必然会导致危机，等爆发危机后，顺势利用危机的压力来解决机制不完善问题。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采取的应对措施中，主要也是解决内部的制度缺陷，如建立欧洲金融稳定机制、银行联盟等。欧元区清楚知道自己爆发危机的内因所在，所以应对重点也是在内部。
美元与欧元在市场上的竞争，如同微观经济学里所讲的，两个生产同质商品的厂商，要靠产品质量来争取市场份额。由于市场是“聪明的”，不论美国还是欧洲想要获得更多币权，都必须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货币做得更好、更安全、更方便、更有吸引力。自从欧元成立后，这种竞争就一直存在，因为市场一直存在而且是持续的，是一种“常态”。
（2）通过外交手段影响第三方行为
外交手段虽然在市场之外，但却能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让市场参与者不仅从经济利益角度选择货币，而且有更多的战略考虑。与在市场竞争中“做好自己”不同，外交手段的目标是通过改变第三方的行为，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
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包括：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国际大宗商品出口国主要为资源密集型国家，美国凭借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和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通过各种手段促使国际大宗商品基本以美元计价，这样相关交易也在美国的结算系统进行，相关国家也须储备美元，结果是巩固了美元的地位，给欧元作为计价货币留下的空间十分有限。第二，利用国际金融机构为美国的币权服务。美元能维系货币霸权，还仰赖IMF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贷款、投资、援助中大量使用美元，并推动欠发达国家“门户开放”，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华盛顿共识”，增加对美国的依赖。欧元区国家虽在两大机构中代表权总和超过美国，但难成合力，未能有效助推欧元国际化。
欧元区的做法主要体现在对周边政策上。如前所述，欧元区的一个问题是在对外方面难以形成合力，因而难以像美国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外交资源争夺币权。但在欧盟的周边，比如对中东、北非和中东欧地区的政策，欧盟国家相对容易达成共识，因为这还涉及其至关重要的共同安全。欧洲一体化带来了人员、资金、商品、劳务的自由流动，这对经济发展有利，但如果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从欧盟外部渗入，也会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欧盟在周边推广欧元的战略取得了成功，但其利用外交手段获取币权的成绩也主要限于欧盟内部以及周边，而不像美国那样遍及全球。
（3）通过直接交锋压制对手
与市场竞争和外交手段相比，直接对抗发生的次数较少。市场竞争是一直存在的，尤其是在牙买加体系下，这种竞争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美欧都想方设法提升自己货币的吸引力。外交手段属于长期性战略，选定战略方向后，按照既定方向落实和推进，也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变动不会像市场那样频繁和明显。而重要的直接交锋在历史上出现的次数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有美英围绕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美英围绕苏伊士运河危机、美法围绕美元兑换黄金以及美欧围绕金融危机这几次直接交锋而已，平均超过十年才发生一次。但这种竞争方式最激烈，影响也最深远，比如美英竞争的结果决定了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美法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金融危机后美元和欧元竞争导致了举世瞩目的欧债危机。这种竞争是最值得关注和警惕的，如果双方处理不好，导致升级成更为严重的双边对抗，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跨大西洋关系。
（三）美欧币权竞争的前景
关于美欧币权竞争的前景，核心问题是未来竞争是否会变得更为激烈，是否会导致全面的政治对抗。
（1）竞争的边界
如果美欧币权竞争的性质是“合作性竞争”，而不是“破坏性竞争”，那么竞争应该有边界或者说有底线，双方都想把竞争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内。
综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欧之间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币权竞争，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竞争一直存在，有时还很激烈，但竞争的结果往往都是以双方达成某种妥协而结束，没有演化成无法收拾的全面对抗，也没有影响跨大西洋双方的战略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英竞争中，虽然英国的“凯恩斯计划”完败给了美国的“怀特计划”，但美国也根据英国的意见做出一定修改，并获得了英国的支持。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虽然美国借助货币手段威胁英国撤销军事行动，但英国并没有将双方的这一冲突公之于众，这一危机日后也没有持续影响美英“特殊关系”。法国抛售美元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过程中，美国与包括法国的欧洲伙伴之间仍是一种合作关系，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但固定汇率维持到1973年，这期间在美国的游说下，欧洲伙伴还是支持了美元的汇率稳定。2008年之后的美欧竞争中，欧元虽然深受打压，但在关键时刻美国也对欧元提供了一定支持。可见，美欧作为传统盟友和战略伙伴，虽然在币权上天然存在竞争关系，但由于存在庞大的共同利益，双方都不想影响战略合作。
在前述三种竞争方式中，市场竞争是最常见也是风险最小的，这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成市场行为而不是国家战略，一般也不会引发竞争对手的敏感和过度警惕。虽然给对手的压力是有的，但不至于引发外交关系的持续紧张，更不会触及影响双方战略合作的底线。外交手段是明显的政府行为，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美欧都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任何打破既定格局的外交尝试，都可能引发双方关系的紧张。本杰明·科恩认为，欧元区会想尽一切办法提升欧元的市场吸引力，乐见周边国家政府对欧元形成依赖，尤其是中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但这不会激怒美国，除非欧洲试图将影响力扩大至更大范围。欧洲将对自己的渴望加以限制，尽量不触碰美元的势力范围。
直接交锋是最可能触及竞争底线的竞争方式。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虽然原因不全是币权竞争问题，但还是给双方关系埋下深深的裂痕，并用了数年的时间才得以修复。不过这一危机也没有触及美欧安全合作的底线，美国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的立场并未动摇，欧洲也未曾尝试在安全防务上甩开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欧又一次展开了直接交锋，但这次与其说是交锋，不如说是一攻一守，因为欧洲的应对办法主要还是“修炼”内功，解决自己的财政、债务、增长、机制等问题，而不是直接对美国发动反击，因此不至于影响双边的战略合作。
总之，从以往的竞争中可以看出，不影响双方战略合作、不发生政治对抗是双方共同的底线。
（2）可能的冲突点
币权竞争不能越过影响战略合作的底线，过去没有发生，但并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有一些潜在冲突点值得关注和分析。
富裕的石油出口地区中东，可能是美元和欧元对抗之地。原因在于：第一，石油出口给中东国家带来巨大财富，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以及波斯湾周边国家，这些财富大部分直接或者间接地由国家政府支配，要么以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形式保存，要么由公共部门投资于国外。这些国家如何保存和使用其财富，将对国际货币的命运有重大影响。第二，这一地区的大国博弈复杂。在欧盟的周边，美国愿意尊重欧盟；反过来，在拉美和亚洲，欧洲承认美国的战略主导；而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大国竞争激烈。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无可否认，而欧洲国家与这一地区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一直致力于在这一地区发挥重要影响，也普遍怨恨美国排挤欧洲过去对这一地区的主导。第三，欧洲是中东最大的石油出口市场，也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但金融上却为美国和美元所主导。美元占据了这一地区国家中央外汇储备和官方对外投资的绝大多数，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不匹配、不正常的，甚至是不理性的。人们经常问这样一个问题：与欧洲这一最大的贸易伙伴做生意，如果用欧洲的而不是美国的货币，是不是更合理呢？2018年，在美国的制裁压力下，尤其是被美国踢出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情况下，伊朗决定本国石油出口不再使用美元，欧洲则将用欧元支付从伊朗进口的石油。第四，从欧洲的角度看，与美国争夺中东是有诱惑力的。由于涉及的资金数额巨大，有利于欧元成为“大欧元”，也有利于强化欧洲在中东的影响力。2018年，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盟情咨文”中公开表示，欧盟只有2％的能源从美国进口，但80％却用美元结算，这是“荒谬的”，欧洲应该努力提升欧元的国际使用。
由于涉及美国的重大利益，由此导致地缘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不容忽视。美国攻打伊拉克，就被视为美国应对欧元对美元威胁的表现。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评论，“这是一场石油货币战争，美国真正的目的是阻止欧佩克国家用欧元作为结算货币的趋势”。
除中东外，美欧币权竞争还有一个敏感点，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作为货币霸权国家，美国对任何其他货币的国际化都不会欢迎，但欧洲的立场与美国不同，欧洲对人民币国际化持欢迎、支持、合作的态度。原因在于：一方面，金融危机后欧元与美元竞争的动力更强。金融危机中，面对美国的货币打压，欧洲鉴于实力差距以及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没有奋起直接反抗，但心中对美元不满明显增加。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更多挤占美元的地盘，而不是欧元。如前所述，美元和欧元已经基本上划定了势力范围，欧洲的“后院”在欧元区周边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而中国远在亚洲，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无意进入欧元的传统势力范围，因而人民币国际化对欧元并不是威胁，欧洲也乐见多一种货币力量对美元霸权形成制衡。法国国际问题专家弗朗索瓦·戈德芒认为，美国将自身安全置于首要位置，不顾盟国利益，欧洲只能更多使用欧元和人民币。
中欧货币合作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这一动向尚未触发美国的公开反应，一则可能因为中欧货币合作逻辑上并无不妥之处，美国不好公开表态；二则可能因为人民币国际化尚属初级阶段，国内金融市场尚需完善、资本项目也未完全对外开放，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仍然较低，短期内不至于对美元形成现实威胁。此外，美国经济已经在金融危机后明显恢复，强势美元格局基本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危机感不强，打压其他货币的动力也不足。
问题在于未来，如果中欧货币合作的趋势持续下去，随着人民币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可能的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滑，人民币国际化迟早将引起美国的警惕。而欧洲作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在货币问题上支持美国的竞争对手，可能引起美国的不满。欧洲是否会因为美国而放弃与中国的合作？这一点很难预计，届时会有复杂的博弈，这是美欧双方币权竞争中的一个潜在冲突点。
（3）最可能的态势
展望未来，美欧之间的币权竞争将呈现愈加激烈的态势。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西方”的概念消失，美欧矛盾的焦点就在于货币霸权的争夺。在以往的美欧币权竞争中，欧洲几乎都是输家。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家巴里·埃森格林认为，欧元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挑战美元，以下两种情况必须出现其一：第一，欧洲对主权的态度必须改变，必须向更深层次的政治一体化发展，需要发行欧元债券；第二，美国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其他国家失去对其货币的信任。就这两方面看，二者并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此次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已经成为欧元区进一步深化一体化的催化剂。金融危机后，面对美元打压，欧洲自知在内部机制缺陷没有弥补的情况下，并无还手之力，因而在应对举措方面，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机制建设展开的，另外还有诸多筹划中的规划，包括法国提出的“欧元区政府”、欧委会主席等提出的“五主席报告”等。虽然这些机制建设不会一蹴而就，但较债务危机之前已经进步很多，欧元区已经走上“通往财政联盟的不可逆转的轨道”。荷兰政治经济学家玛德琳·赫斯莉认为，债务危机给欧洲带来的不仅是风险和挑战，同时也是改革和发展的契机。
从第二种情况看，美国经济出现重大失误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发生的危机说明，政府赤字时间越长，所支付的利息就越多，债务越滚越多。有一天，投资者可能醒悟，并得出结论：这些债务不可持续，美国政府支付的利息不过是“庞氏骗局”，美国政府将压低债务的价值，于是开始大规模抛售证券，力争在通货膨胀之前抛出所有的头寸，进而导致美元急剧贬值。从历史经验看，这一场景的发展并不是渐进式的，而是突变式的。
我们前面所说的竞争边界仍然存在，美欧币权竞争虽然会日趋激烈，但突破边界引发全面政治对抗的可能性还是较小。作为货币霸权国家，美国对唯一的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都会加以关注。欧元区任何在欧洲之外建立有组织货币集团的尝试，都会引起美国的警惕。尤其是涉及美元的传统势力范围，比如拉美和东南亚地区。基于此，尽管很有诱惑力，欧洲最可能的是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
总之，美元和欧元的竞争是相对温和的。在全球市场中，两者的竞争将持续激烈，双方都会竭力增强自己货币的吸引力。但在政府间关系层面，市场竞争这一“低政治”领域的竞争，尚不至于演变成“高政治”领域的外交对抗，主要是因为欧洲并不急于挑战美国。尽管双方意愿可能是好的，但错误计算的可能性总是不能排除的，欧洲在中东推广欧元有可能走得过远，在是否支持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长远看也可能产生矛盾。币权竞争无疑将会持续，但双方都会竭力避免失控。最可能的是相互克制，限制地缘政治的紧张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