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将在一周后进行权力交接。有关拜登政府未来内外政策的讨论和预期将会逐步得到验证。在这些讨论中，一种说法认为拜登将对特朗普政府诸多举措“清零”，甚至将美国内政外交政策“恢复”至特朗普执政前的状态，这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回归以往的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
美能否“重启”全球化备受关注
很多人对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操作备感失望，认为这不仅恶化国际关系、加剧世界政治紧张，也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强化政治纷争。现在拜登有可能重启全球化和多边主义，这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希望。
下届美国政府真能回归以往美国所领导的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大潮”吗？这或许是个错觉。无论拜登曾经多么认同奥巴马时期美国的内外政策，经历过去四年，今天他所面对的也已是新现实。虽然特朗普即将卸任，但“特朗普主义”仍广泛存在于美国社会并将继续作用于美国政治，这不是拜登想回避就能回避的，因为“特朗普主义”折射了当今美国需要面对的不少真实问题和挑战。
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客观上已将一个关键性问题带入美国话语场，那就是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对美国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相反？这就需要对什么是“全球化”重新做出理解。
全球化有其政治限度
全球化以往多被认为是中性的，主要是一种经济过程。但近年来，对全球化的不满出人意料地很大一部分来自发达国家，这在提醒人们，以往对全球化的一些美好想象，可能是对全球化的性质缺乏足够了解，而它主要又缘于对全球化从何起始及其本原体认不足。
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冷战及其联盟结构提供了世界经济在其中运作的框架，即国际市场（经济）的背后是国际权力（政治），全球化不是“自生自发”的，而是权力建构的结果。这一轮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启程于冷战期间、服务于霸权竞争目标的全球化，在展开过程中也受到强势政治力量的塑造，构建了资本与国家的有机互动和回馈，即霸权国家为资本的跨境流动提供政治支持，而资本在带动技术扩散、获取利润的同时，也为霸权国家巩固优势地位、化解国内问题创造更好的物质与技术条件。
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主动帮助欧洲原殖民国家重建工业基础，向冷战前沿战略要地的盟友单方面开放市场，以及后来接受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都是同一逻辑在不同时期的类似演绎，这也是过去一些年间“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一话语的由来，以及全球化、多边主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实质所在。
全球化在起始时很大程度上是霸权国家的一种投资品，它的“出身”就已包含政治上的选择性，这决定了它的扩展有两个基本政治限度，一是从全球化的主导型国家与跟随型国家、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说，存在着国际政治的平等限度；另一个是从广义的政商关系来说，存在着资本与政治的互进限度。
就前者来说，这意味着战后以来所谓平等的国家间关系，只是形式上或某些局部的平等，实质上却是以不言自明的不平等为前提，强势国家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被视为二战的胜利果实之一，是不能允许别人拿走的。就后者来说，对资本建立起一定的约束机制，是对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前期国际国内政治失败的应对，资本的自由要以能够促进国家内部的共同福利为前提。
以往的全球化路径无法延续
但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动力弱化，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在20世纪晚期以来的演变中，出现一些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新现实，它们开始突破曾经有过的政治对资本的规制，使上述两个限度均被打破。
资本与政治的互进关系被打破，使得资本运动不再如以往那样有益于美国内部问题的化解。国际政治的平等限度被打破，相当程度上是在不平等的国际权力结构的保障下，全球化破解了资本与政治互进限度的结果，也即资本在突破政治的规制、获得前所未见的行动自由后，反过来瓦解了曾在国际体系中拥有主导权国家的权力优势，这一过程可谓是反噬。本是政治权力延伸手臂的全球化，反过来却成为断其臂膀的砍刀，这是全球化的动力提供者始料不及的。
战后一段时期内资本与政治在美国的协力共进关系，正是在过去一些年的全球化进程中被侵蚀的，简单回到以往的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意味着政治进一步被资本所驾驭，这对美国内政外交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全球化有其成本，在不少美国人看来，在这一轮全球化的初始和展开中，美国曾为实现冷战的政治目标和“规制”中国，主动出让市场和放松对资本的管制，但损失是美国自身实体产业的衰败和竞争力的弱化。这个成本，美国今天还愿意或能够承受吗？
全球化不再可能沿原有轨道继续下去。拜登政府在进行政策选择时的限度，很大部分就来自全球化的限度。他或许还会重拾“全球化”“多边主义”这些概念，但非常可能的是，这些旧词语将被添加进新的内涵或被“基因改写”。与四年前相比，拜登在今天看到的美国和构想的美国未来，都应该已发生些许变化，这决定了他虽然会部分承继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但又不得不因应新的形势有所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