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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牦牛的社会实验

一场关于牦牛的社会实验

 

  “四川一震,震出了中国年轻一代对于社会公益的热情,现在还陌生的‘社会企业’将来在中国也许会有很大的发展,就像几年前没人知道绿色产业一样。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带动中国社会公益行业的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 | 上海报道

 

  2006年夏天,哈佛大学MPA班的同班同学美籍台湾女孩乔琬珊(Carol)和香港女孩苏芷君(Marie)在多次长聊之后产生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梦想:在毕业后,去中国大陆的欠发达地区做一家“社会企业”。

 

  Marie解释说,所谓“社会企业”,就是针对社会问题,尝试用企业形式解决,企业自负盈亏,可以图利,但不是图最大的利润。

 

  “社会企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它要达到所有正常企业的目标,同时还要对社会有贡献。但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Carol说。

 

  为了这个梦想,Carol和Marie做了一场“社会企业”的实验。而她们梦想的载体,就是牦牛

 

  把香格里拉的牦牛奶酪国际化

 

  这一年夏天,Carol和Marie去中国西南旅行,寻找创业的机会。在云南香格里拉的浪都村,她们发现了一家生产牦牛奶酪的厂。这家工厂原来由一个香港人运营,但一年只开工3个月,而且加工过程不够卫生,另外牦牛奶酪由于口味较重,市场上较少有人问津,工人因此收入也很低。

 

  两人做了调查后发现,浪都村位于香格里拉的偏远山区,是迪庆州50多个特困村之一,八成收入靠牦牛产品。而牦牛奶渣市场面很窄,只能在中甸本地销售,不能走出去。村民把鲜榨的牦牛奶倒进没有冷藏设备的桶,步行7小时到集市,往往牛奶还没卖完就已经变坏,一天收入还不到10元。

 

  于是她们琢磨:能不能结合西式做法,做成市场上可以接受的牦牛奶酪?海外市场对天然、有机、健康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全球1300多万只牦牛,超过九成在青藏高原,牦牛在高原的天然环境下生长,用它们的奶做出的奶酪如果口味被接受,肯定有吸引力。

 

  回到美国之后,她们就开始搜寻关于“牦牛”的讯息和知识,甚至专程找到了纽约一位教授请教,也参观过美国和法国的奶酪制作过程,写出了关于牦牛的创业计划。这个计划为她们赢得了2006年哈佛大学的商业计划奖,5万美元的奖金,成为两人牦牛实验的起点。

 

  奶酪怎么让市场接受?最关键有两点:第一,要达到国际通用的卫生标准;第二,口味要好。

 

  Carol从国外请来了专家为村民讲解制作奶酪的技术和要求,确保生产过程合乎国际卫生标准。在她们的培训下,村民开始学会:收奶前要烧开水把容器消毒,毛巾要洗干净,然后用开水烫。

 

  口味的调整,则经历了更长的过程。因为海拔不同,奶质不同,国外的奶酪制作技术不可能拿来就用。她们跟工厂的藏族合伙人桑吉卓玛一起,一边慢慢调整,一边组织香格里拉的外国人和游客试吃,渐渐调配出市场接受的口味。

 

  现在,奶酪厂的制成品已经远销到省内的旅游区,在上海、北京、香港的高级饭店也能见到。由于牦牛奶酪的市场价值较高,她们可以用高于市价一倍的价钱向牧民收购牦牛奶,一部分牧民的生活由此得到改善。

 

  现在全村108户居民中,只有少数接受了技术训练、达到卫生标准的牧民,才可以把牛奶卖到这里。因此Carol认为,她们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能做一个示范,引出更多的奶酪厂,希望更多村民参与进来,让孩子可以读书。”

 

  青海的牛绒生意

 

  香格里拉的生意稳定下来之后,她们又开拓了下一个牦牛版图:青海。

 

  青海湖附近的黑马河有四个村,最穷的那个叫正却乎村。300多户村民主要靠养牧牦牛为生,年均收入约为每户2000元人民币,生活困难,不少人家里甚至没钱通电。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自于卖牦牛绒,但后者市场价格不高,收购价每公斤只有一两元,车费却要10块钱一程,根本赚不到钱。

 

  两个人考虑,也许可以在这里收购牦牛绒,再运到外地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纺织品销售,帮助牧民改善生活。她们更加长远的计划是,“希望带动牦牛绒产业,就像现在的羊绒产业一样。”

 

  两个女孩又开始寻找厂房进行清洗和纺纱。这个很困难,因为一来很少人从事牦牛绒加工,二来很少人有兴趣投资。她们花了很长时间,从北到南,从内蒙到苏州,看过多家工厂。因为看起来太年轻,很多厂家以为她们只是闹着玩,“说服别人很困难”。

 

  最后确定下来的工厂,先是在内蒙,后来在香港。

 

 

  筹划停当之后,她们在正却乎村找了一间放假的小学,改为临时收购站和贮存库,按照国家标准分一级、二级、三级收购牛绒,然后送到厂里加工。纺出的纱和线,被送到上海的崇明,由当地的35名手工编织师傅编成漂亮的围巾、披肩、童鞋、手套。

 

  Marie把成品带回去给青海的牧民看时,他们都不相信,这么精致的围巾、披肩,是用身边那粗糙的牛毛做出的。牧民们说,会把卖牛绒的钱,用来修葺羊栏和牛栏,“现在家里没电,有钱的话希望能拉电,买电视和电冰箱。”

 

  “一些贫穷或发展的问题,都是由于当地跟外界没有接触,没有市场渠道和足够的资讯。从商和扶贫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可以相辅相成。”Marie说。

 

  “社会企业”将来或有大发展

 

  现在,两个女孩在上海的泰康路开了一家牛绒纺织品的专卖店,名字叫Shokay,就是藏文牦牛的音译。Carol目前的生活,差不多就是一个以上海为中心,连接着西部、香港和海外的牦牛网络。

 

  店里的产品标价都不低,一双小小的编织童鞋,要人民币200多元,而进进出出的客人大多是外国人。她们最终的理想,是希望能打造出中国的牦牛系列奢侈品牌,那种“带有摩登味的经典,永不过时的优雅”。

 

  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运营的中心,是因为靠近纺织品的加工地崇明,更因为这是一个渐渐成长的国际化大都市,成长速度快,充满活力,多国人混居。

 

  “上海正处在一个转折点,大楼造得很快,但软件方面还没有完全跟上,因此有很多潜力。”Carol说。

 

  对于她和Marie来说,更重要的认识是,中国也处在一个转折点。“四川一震,震出了中国年轻一代对于社会公益的热情,现在还陌生的‘社会企业’将来在中国也许会有很大的发展,就像几年前没人知道绿色产业一样。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带动中国社会公益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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