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笔者出席了由香港理工大学和绿色和平等机构主办的“绿色大珠三角地区优质生活圈”研讨会，其中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山大学生态学博导杨中艺教授的一个主题演讲让人印象深刻，正如杨教授开场白所言，“我今天的演讲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杨教授用很明确的数据和图片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为全国经济贡献巨大的珠三角地区，同时也付出更为巨大的环境和生态代价，现在，珠三角的环境容量已经被超量使用。”
换句话来说，珠三角现在的环境，不要说再加重污染，就是维持如今的情况，未来的珠三角，都绝对不是我们所畅想的那个“生态宜居地区”“优质生活圈”，而会是一个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
东莞附近华通厂外的污染
随便列举一组杨教授的数据，2007年共52周，珠江广州河段的水质达到三类水（即基本未受污染）的时间只有一周，也就是说有98%的时段广州人喝的是受污染的水。如果说两年前的数据有点旧的话，我们再看一个新鲜热辣的，今年5月22日的羊城晚报报道，“广州主要水源地均面临严峻污染”，记者调查发现，在珠江下游被“赶尽杀绝”的重污染行业，居然在珠江的上游“咸鱼翻生”，事实上，广州的取水口已经一改再改：从广州边上的流溪河，到27公里外的北江顺德水道，再到70公里外的西江引水，水资源专家认为，如果不采取更进一步的积极环保措施，广州的下一个取水口可能将延伸到珠三角区域之外———也就是说，珠三角自身范围内届时将无水可取。而广州人“守着珠江没水喝”只是珠三角生态困境的一个缩影而已。
干涸农田远处是焚烧电子垃圾的浓烟
实际上，各级政府乃至区域经济学家等等也都认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否则今年通过的《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里不会设立了一个非常高的生态指标：到2020年，环境质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不过，正如中国诸多亮丽的远景目标规划一样，《纲要》在具体实施和执行过程中，仍将会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者是“上下不同欲”的状况。
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近年来广东省实施的工业产业转移，2005年以来，广东省开始引导珠三角部分工业产业向东西两翼和山区转移，尽管广东省也为之制定了一系列产业转移跟环保相关的规章制度，不过，根据绿色和平的实地调查，这些产业转移的环保措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广东省政协调研组也指出，在当前的技术经济和管理体制的条件下，向山区和东西两翼转移产业，同时意味着转移污染，而且是生产、生活、生态的“三重污染”。发展接力也将伴随着污染接力，威胁全省乃至香港的饮水安全。
工人们在流水线上操作
如何解决政策执行乏力的问题，这已是老生常谈，大家也喜欢用“体制问题”来敷衍了事。实际上，情况并非完全悲观，解决执行乏力，重要的是要由公众、媒体和第三方组织来监管政府。而珠三角经济发达，公民素质、媒体发达程度在全国都是处于较高水平，像广州媒体关于“广东水污染”的系列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不过，媒体再发达也有其局限，例如它不太可能长时间组织专家学者对某个环境课题进行调研，然后得出最为准确的环境信息告知公众和监管政府。
笔者曾经参加过北京的一个环保记者沙龙，这是由北京的环保NGO如北京地球村、绿家园等组织的，每周一次，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环保信息的发布平台和讨论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环保NGO和媒体进行联动，效果非常好。
工人生活简陋
而在这些层面上，独立的环保NGO的作用显得就十分重要，可这却是珠三角的一块短板，珠三角的环保NGO非常少，甚至比不过西部经济落后的省份如云南。
实际上，要补齐这块短板说难也不能，香港的环保NGO是非常发达的，像绿色和平、地球之友等均是影响力很大、国际性的环保NGO，而像绿色和平早在90年代末已经介入珠三角的环境问题当中。不过，香港环保NGO在珠三角活动仍然受到诸多限制，而粤港在环境问题的合作仍主要限于政府层面，对NGO的合作少有提及。
华通厂内工人的拥挤生活
既然“大珠三角一体化”是包括香港之内的，既然刚刚获国务院批复的《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核心是深港联动的，为什么“大珠三角一体化”“深港联动”不能拓展到环保NGO层面上？香港环保NGO不能松绑，珠三角的环保NGO短时间内又不可能有大变化，珠三角的环保困局越来越像死局，所谓的“绿色大珠三角”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在当地工厂大门外销售电子垃圾
当然，政策和意识往往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珠三角部分政府官员尤其应该转变对环保NGO的看法，这些来自香港的环保NGO并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苦口良药的“诤友”，是共襄盛举的“伙伴”。用最普通的广东妇女的话来说就是，“有命赚钱也要有命花”，这些NGO所做的事情就是想我们能够“有命花钱”，没有了生态环境，经济再繁荣，也是一场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