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政府购买服务”并与机构发展相契合，是慧灵最为期待的
“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创始人孟维娜分外忙碌，刚从天津出差回来的她忙着准备下午的会议。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北京慧灵的员工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我们下午就是要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孟维娜急匆匆地说。
金融危机对中国慧灵的影响是巨大的，慧灵面临筹集资金的困难，一直与他们合作的海外基金会今年大大缩减了资助数额，这令北京慧灵感到了压力。他们因此将目光转向政府，期望能与政府部门合作，达到“资金”与“服务”双赢的结果，但是实际情况却让中国慧灵很郁闷。
政府不信任
由于金融危机，北京慧灵筹集的资金数量明显下降。
“2007年我们筹集了100万，去年就缩水一半，只有50万，而今年则更少。”北京慧灵创始人孟维娜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北京慧灵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专业的服务能力，有了先进的服务理念和一套完备的服务程序。
4月25日，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简称“北京慧灵”）天通苑社区服务点开业，这是北京慧灵开设的第四个社区服务点，该服务点将就近为天通苑社区的智障人士提供更加人性化的社区服务。
天通苑开设服务点开设之前，北京慧灵的工作人员先后与顺义区残联和民政局联系，希望能说服政府方面与他们合作。“如果能达成共识，起码房租方面就不用发愁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先后跑了两次，他们也很认同我们社区化的服务方式，认为我们的服务模式是一种创新。”孟维娜说。
但是，北京顺义区民政局和残联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政府方面的意思是要我们先干出一点成绩来再说。”
孟维娜认为，“成绩是在互动中产生的，而且天通苑的服务点并不是第一个服务点，之前我们在北京已经有三个服务点了，成绩是能看见的。”
由于之前一些民间组织曾因为房地产纠纷带来过不利影响，因此政府部门的态度也比较谨慎。“我们也能理解，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但是这偶然的风险也许就是因为政府方面的支持度不够才发生的。”孟维娜说，“比如租金方面的风险，如果政府方面支持一点，民间组织再努力一点，就可以避免。”
孟维娜认为，如果相互不信任，民间组织带来的风险反而会更大。
北京慧灵自2000年成立以来至今，先后收到政府方面的慰问金总共不过5000元。“除了这些，没有得到过任何政府方面的资助。”
北京慧灵筹集的资金中，有30%来自学员的费用，另外20%是零零碎碎的捐赠，剩下的50%要靠国外基金会的支持。“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今年真的很惨。”孟维娜如此形容今年在国外的募款结果。
“我们的员工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但大家都还在坚持着，这种断链的现象之前还没出现过。”
这次新开的天通苑社区服务点，一个学员每个月收费是1600元人民币，包含了吃住，这还不包括其他的服务费。
“1600元一个月对于一个工薪阶层的家庭来说也是比较有压力的。”孟维娜说，“因此我们很期待能与政府部门合作，这样就能在收费上有所减轻，起码房租这一块就能省去，同时也带来了专业的服务。”
孟维娜认为，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信任不是谁先信任谁后信任的问题，而是同步的。“政府方面有号召，民间组织有好的服务，彼此信任后服务项目就能启动起来。”
小圈子与僵化思维
2007年，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开始推进本市残疾人职业康复劳动项目。
该项目要求充分依靠各种社会机构和民间组织的力量，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作用，把开展职业康复劳动项目与慈善事业、社区建设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举办职业康复劳动项目的各种社会化方式。
北京慧灵积极参与了该项目的招标活动。“如果入围，市残保金一次性资助金额10万元，区县残保金一次性资助金额10万元，是不小的资助额度。”孟维娜说，为了得到这份资助，不知道花了多少力气。
经过招标和评估，去年和前年有十几家服务残疾人的社会组织得到了政府的资助，“这十几家机构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从表面上看，程序好似都过得去，但是仔细观察就能发现那不过是一个彼此熟悉的小圈子。”
“原来，公共服务政府包办，就政府一个圈子；现在，稍稍变大了一点，但还是一个小圈子，熟悉的小圈子。”孟维娜说，“如果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公平公开公正的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很难良性发展。”
那些被政府资助的机构，服务费用自然就会降低。“我这边的学员家长看到别处机构的收费低，自然就转到他们的机构去了。”但是过了一年，项目结束了，“这些学员就又回来了。”孟维娜很心痛，“我们民间组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觉得这种不良的发展模式很可笑。”
天通苑服务点刚开设，北京慧灵希望能拿到该地区残疾人的名单，因为这个名单掌握在民政部门的手里。
“但是他们不提供，担忧残疾人隐私权受到侵害，这还是一种不信任。”孟维娜说。
自2003年开始，北京慧灵与澳大利亚一家持有“responsible travel”理念的旅行社签约合作，以展现北京胡同和四合院传统文化作为培训智障学员的就业内容。学员为客人提供包饺子煮饺子、端茶续水、开桌收拾等餐饮服务，还提供民间特色节目表演和游戏（生肖、中国画、毛笔字等）诸多活动展现中国文化，每年旅游接待收入20万元左右。
以2007年为例，北京慧灵接待旅游团的收入是22万元，其中18万元的房租，剩余4万元发放劳务费给智障学员。
为了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北京慧灵将该项目向北京市残疾人职业康复劳动项目申请资金支持。
“这样一个创新和持续多年的项目，在残联的评估中却够不上是“就业培训”的标准，我们多次申请政府扶持资助，但都没有入围。”孟维娜说。
“社会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但是如果政府方面不转变观念，被条条框框匡住了，最后变成了民间组织要服务。”孟维娜说，“项目申请书是按照企业化的模式制成的，要求填写设备、投入、利润等等。我们是不需要设备的，这个根本没法填写。就因为这个表格，说我们够不上标准。”
致力于精湛的服务
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是16至55岁的智障人士，作为成立较早的智障人士服务机构，长期服务于社区。目前，中国慧灵已经在全国十个省开设了服务机构。
孟维娜表示，虽然今年的经济形势很困难，政府方面又采取观望的态度，但是，“我们做服务做的有一套，我们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服务质量上。虽然资金有困难，但服务水准绝不能下降。”
慧灵未来的发展模式就是社区服务模式，进入社区，融入生活，用大家认同的安全的方式服务智障人士，为他们提供舒心的服务，以智障人士的需求为导向进行发展。
记者在天通苑服务点看到慧灵刚租赁不到一个月的房子，三室一厅，每个屋子放有两张高低床，配备了电视、音响和家具，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温馨舒适的家。
“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我们提供不同的服务。”孟维娜说。比如慧灵的一个学员40岁了，而他的父母已经有60到70岁，在这种情况下，做父母的离不开自己的孩子，“父母要一起来陪伴孩子。”孟维娜说，基于需求，慧灵已经在广州有了这样一种服务，就是父母和孩子一起住在服务点。
刚刚开通的天通苑服务点，已经有人报名了。“天通苑是北京最大的社区，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月的社会调查，需求肯定是有的。”孟维娜说。
当天下午，北京慧灵的学员和天通苑社区的群众在天通苑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运动会，学员和社工完全融入在比赛当中，根本分不清谁是学员谁是社工。“我们也是想通过各种活动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服务。”孟维娜说，“但是我们不想通过那种义卖呀、捐款的方式宣传自己，我们希望通过用跳舞、展览等等这样生活化的优美的方式展示自己，我们不需要标签，也不认为自己很悲惨，我们要展示自己阳光的一面。”
周波，一位来自云南省委党校的老师，兼任云南省残联的工作人员。她看了慧灵的服务之后，很动心。“这种服务模式太好了，但云南没有，可是云南很需要。”周波的孩子是一名智障儿，由于云南没有相应的服务机构，周波就将孩子送往广州慧灵。
“我打算这次回去之后，跟当地政府联系，希望慧灵能入驻云南，如果在注册登记问题上能解决，事情就好办了。”周波说。
结合家长的需求，天通苑服务点也将积极准备在未来成为老年智障人士生活安置及养老为特色的生活中心。
云南的服务点正在协调之中，孟维娜最期待的，就是政府能够购买服务，这样就不用为资金发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