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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桎梏:经济预测拙劣 看领导脸色行事

        

曾培炎

 

        一个最高级别智库的成立,将改变中国智库格局,但是研究发现,这个新智库仍需要更宽松、更完善的环境,中国智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引退一年之后,71岁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再次出山。这一次,他有了一个新的头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国经中心,这个经温家宝亲自批示成立的机构拥有超级阵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厉以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等数十位官员、知名学者、央企负责人位列其中。

 

  “我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内容处于保密阶段,下一步具体怎么走,仍未明确。”4月6日晚,厉以宁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其实,早在成立大会上,曾培炎已经为国经中心标明了方向: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民众对于中国专家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称其为“砖家”。国经中心的成立,致使外界对其发展方向充满期待。

 

  公共政策面临挑战

 

  早在国经中心成立的前一天,3月19日,新华社《瞭望》杂志撰文批评中国智库专家两年来在经济预测上的拙劣表现。

 

  《瞭望》称,2007年底,社科院某位经济专家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落。两个月后,CPI达到8.7%的高值,2008年急转下跌到12月份的1.2%……

 

  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直言“淘汰一批经济专家”。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多端,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做到快速调整。曾培炎说:“这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

 

  “公共政策越来越复杂。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形成关注度越来越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说:“这对公共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何筛选出正确的专家判断,避免政策重复,是当前的一个紧要任务。”

 

  资料显示,中国研究机构为2500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

 

  而在新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被认可。

 

  看领导脸色行事

 

  调查发现,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成为国内很多智库的谋生手段。2008年,天则所共筹集资金461万,一半来自于国外赞助。

 

  据《瞭望》报道,2008年3月20日,在欢送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离开中国时,400多名来自政府重要部门、科研、教学、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表现出“求钱若渴”的状况。

 

  与此同时,许多国内关键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为了防止泄密和干扰,在选择政策咨询机构方面越来越谨慎,刻意控制决策信息数据。

 

  “尤其是经济学专家,数据要求得不到满足,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可想而知。”薛澜说。他表示,官方智库既要面对生计问题,还要看领导脸色行事的情形依旧存在。

 

  “官方智库独立性不够。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批评主管部门,是不可能的。他们更多的是承担对政策的维护和解释功能。”茅于轼说。

 

  一方面,根据目前的政策,非政府组织注册必须要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据了解,90%以上的民间智库机构只能以企业的形式注册。“有的干脆就直接不注册,自己在家里搞。”茅于轼说。

 

  另一方面,民间智库对政府的批评言辞激烈,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与政府对话机制很难形成。

 

  “政府部门垄断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板块,咨询服务已经被官方智库所垄断。他们很难愿意让民营部门进来分食这一领域的利润。”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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