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们越来越热衷于发起和探索非公募基金会，而不再将善款零散地、随意地捐给其它公益组织。
至今悬而未决的股权捐赠计划让曹德旺身处舆论漩涡的中心。今年2月12日，这位63 岁的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在福建证监会工作会议上语出惊人。他说要捐出曹氏家族名下的 70%的股份成立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按照福耀玻璃当天的收盘价每股6.49元计算，这部分股份总价达43.8亿元。但是3月3日，曹德旺通过公司公告将捐赠比例下调为60%，即5.9亿股，市值约为38亿元。减少捐赠比例的动作再次成为焦点，甚至为曹德旺招来炒作之嫌。
对此他解释说，调整是为了避免触动收购要约。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时，继续进行收购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的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下调捐赠比例后，曹德旺计划中的慈善基金会将持有福耀玻璃29.5%的股份。
不过，高调放出豪言的曹德旺恐怕没有预料到实际操作中的难题。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通过股权捐赠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先例和相关法规流程，曹德旺的“河仁基金会”还面临着注册等诸多不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曹德旺希望改变过去随意的、不成体系的捐赠作法，建立自己的平台持续地做慈善。据粗略估算，他的累计现金捐款已超过2亿元，其中捐助宗教和办学基建分别约为1亿元，救灾救急约几千万元，仅汶川地震就达 2000万元。
和曹德旺一样，中国的许多企业家历来不乏善心。《福布斯》中文版自2004年起首次推出“中国慈善榜”，记录企业家和民营资本在慈善公益中的贡献。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数据，2008 年中国接收国内外各类社会捐赠款物共计1070亿元，是上一年的3.5倍。其中民营企业可谓功不可没。去年，仅汶川地震的800亿元捐赠中就有六成来自内地的民营企业。在今年的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上，现金捐赠最低门槛为 1100万元，超过1亿元的有 11家。其中，黄如论的世纪金源集团以2.74亿元年度捐赠成为中国内地首善。今年100家上榜企业的总捐赠额达到44亿元, 是2003年捐赠总额的9倍。
然而，大部分企业家在以往捐赠中并没有长期的、整体慈善规划和策略，他们通常是带有随意性地、零散地将个人和企业的善款、实物捐赠给带有官方色彩的公募基金会、政府等非营利组织。由于公募基金会的透明度不高，捐赠者常常抱怨无法知晓自己的善款流向何方、用于何处。此外，很多公募基金会的运作效率也令人担心。
于是发起非公募基金会成了慈善先行者们的新尝试。这就像把树木栽到自家的后花园里，捐赠者可以自己挑选树种，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培育，看着它枝繁叶茂。而不像过去一样把善款放进别人的筐里，按照其他组织的意志调配和使用。2004年6 月，《基金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行为非公募基金会开启了一扇门。“当初的想法是引入一种全新的基金会，可能会撬动民间资本，让中国的慈善力量多元化。”中国国务院法规办政法司处长、参与《条例》起草审查工作的朱卫国说。
2005年，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发起的“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非公募基金会。此后5年，由企业家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逐渐成为公益事业的主力军。救助方向从传统的扶贫、教育等延伸到心理救助等新领域。救助类型也不断细分，如以南都公益基金为代表的资助型基金会、以真爱梦想为代表的项目执行型基金会等。汶川地震后，规模最大的非公募基金华民基金成立，由华安财产保险公司董事长李光荣等人出资2亿元发起。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 1531 家基金会，新增基金会以非公募基金会为主 , 其中全国性的有2 家，北京、上海、广东3省市增量在40 家以上。“实际上现在非公募基金会的兴起有点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状况。”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说。
每位善者的出发点却各不相同。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把非公募基金会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急功近利型。打着基金会的旗号资助各种项目，期望获得比做硬广告还划算的推广效应；第二种是公司发展战略型。基金会项目和公司市场战略有密切的配合联系，其主要使命在于维护公司品牌、提高美誉度等，如许多跨国公司基金会；第三种是公共利益型。基金会以追求人类进步为纯粹目标。徐永光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始人，也是希望工程的缔造者。
三年前，徐永光的温州老乡、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找到他，提出南都集团5位股东计划拿出3亿元成立一家纯粹的、与公司利益无涉的非公募基金会，希望得到他的帮助。2007年5月，南都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注册资金为1亿元，其使命是资助民间公益。汶川地震后，南都基金会第二天发起“中国民间组织参与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并紧急安排1,000万元资金，对参与救灾的NGO给与5万元以下的现金资助。去年，南都基金会在上海建立公益孵化器NPI(non-profit incubator)，为草根组织提供办公运作平台、帮助注册等服务。此外，徐永光还在积极推进“新公民计划”，与各方合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目前共有近百个公益项目得到了南都基金会的援助。这些资助方向与南都集团自身的地产、金融等业务均没有交叉和牵扯。
执掌腾讯基金的窦瑞刚却认为，纯粹从慈善的角度出发固然可贵，但把企业基金会视为公司战略的一部分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企业来说则更为实际。2007年6月，腾讯公益基金会刚刚成立就发布了腾讯公益网，希望把腾讯的核心能力和公益结合起来，通过网络平台让更多网民参与慈善公益。“3亿网民是腾讯做慈善的优势，如果脱离他们，我们和其它非公募基金差别不大。”窦瑞刚说。汶川地震后，腾讯公益网和李连杰“壹基金”合作展开在线募捐，最终网民通过腾讯平台捐赠的数额接近2,400万元。
腾讯公司董事长马化腾希望，借助互联网将参与慈善打造成一个很炫、很酷的行为，让它在网民心中成为另一种时尚追求。腾讯正在建立一套爱心积分体系，网友可以通过腾讯公益网为公益组织捐赠现金和时间，也可以捐赠QQ积分，他们捐赠行为会被记录下来，最后爱心积分可以在腾讯终端上有所体现，比如到达一定额度后送一颗爱心标志等。网民参与慈善的同时无疑会增加腾讯的客户粘性，对品牌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对于基金增值，非公募基金会一般有放胆尝试和谨慎保值两种不同做法。南都基金会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积极的增值办法，聘请证券公司管理慈善基金。在2007年牛市背景下，南都基金会不到半年就在股市上赚到了1600万元。可好景不长，南都基金会尽管选择了排名前四的最好基金，仍然损失惨重，缩水将近40%。去年，由于投资亏损，加上南都基金会公益支出近1800万元，南都集团向基金会捐赠了6,400万元，才让基金规模保持在了1亿元左右。今年，南都基金会购买了风险相对较低的万科企业债券，年回报率约为8%。
在金融危机重创下，比尔及梅林达• 盖茨基金会的损失超过20%，哈佛大学基金会也被复杂的金融产品搞得焦头烂额。“按照现在的市场状态，我真的不主张中国这些非公募基金会把自己的原始基金做大，维持注册底线就可以了。”徐永光说。
腾讯基金会则奉行保守地保值策略，直接把钱存在银行里。“我们基本上是把腾讯追加捐款全部在当年的公益项目中用掉。腾讯公司与基金会有一个约定，每年都会捐赠利润的一定比例。我们按照这个情况控制预算支出，暂不考虑投资问题。”窦瑞刚说。截至今年3月，腾讯已经累计向基金会捐赠了9700万元。去年5月初，腾讯基金会刚刚做了一笔3个月的协议存款，就发生了汶川地震。由于手头只留了500万元流动资金，只好向腾讯公司拆借了1900万元。截至去年年底，基金会经审计确认的公益支出近4200万元，而基金会2009年的公益项目预算为3000万元，年终账面上始终仅保留略多于民政部要求的注册原始基金(2000万)的规模。
无论是现金实物捐赠、成立非公募基金会，还是基金会自身的募集和增值，对于企业家来说，税收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这也是2年前迫使周庆治在南都基金成立之初将注册资金规模从3亿下调到1亿的重要原因。2008年1月1日，新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免税比例从之前的 3% 提高到 12%。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的公益性捐赠在当期可获得30% 至全额不同比例的税前扣除。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务院下发通知针对企业、个人通过公益性社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灾区向捐赠，允许在当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此外，今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民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符合条件的非公募基金会可以申请税前扣除资格。也就是说，非公募基金在接受捐赠时可以开具免税证明。不过由于成立时间尚短，南都基金会、腾讯基金会等都还没有获得此资格。
目前，《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基金会的投资收益仍然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让一个慈善机构按照营利机构一样纳税，这是一个令许多慈善基金会感到颇为奇怪的规定。尽管实际运行中并无基金会照此纳税，但终究给面临资金运行、投资保值增值的非公募基金会未来的发展留下隐患。制度的突破需要案例，徐永光决定“以身试法”。南都基金会2007年的投资收益净利润约为 1600万，按照2007年33% 的税率计算，须缴纳500多万元的税金。照章纳税的南都基金会在拿到证据之后，开始向主管机构申诉并依靠媒体和行业会议展开一次舆论大讨论。“目前这个问题基本解决，国家税务局在研究，现在基本确定了。”徐永光希望用500万代价的“苦肉计”剔除一个制度障碍。
税收问题也是驱动曹德旺成立河仁基金会的原因之一。曹德旺的第一次捐赠是在 1983 年，当时他订制了一批课桌椅送给了小学母校。他累计捐赠的2亿多善款中，直接捐赠给受助对象是最主要形式。这意味着，由于没有税务部门认可的捐赠证明，曹德旺的大部分捐赠无法享受返税补偿。“钱捐出去了，没有进我个人腰包，却还要我缴税，这不合理。”他认为，如果成立基金会，既可以按照理想的方式和效率投入认可的项目，又能规避直接捐赠给受助对象的税收问题。
但让曹德旺困惑的还是他对于股权捐赠形式的坚持。按照《条例》 ，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 200 万，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如果原始基金超过 2,000 万元，发起人需要向国务院民政部门提出设立申请。曹德旺在河仁基金会的实际操作中，必须用现金到省级民政厅或国家民政部完成注册。
但他眼下更希望直接用股权成立基金会。“2004年的 《条例》还是一个初步的框架，现在情况进步了。比如说我的股票是有价证券，可以随时变现， 这就是钱，为什么不能捐？”在他看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会进入慈善轨道，政府应该创造条件来接受各类捐赠。
此外，让曹德旺为难的还有股权捐赠中产生的税务问题。由于曹氏家族通过3家公司间接持有福耀股份，他们计划以这3 家公司的名义捐出所持福耀股份。按照相关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用于捐赠，在税收上视同普通交易。这意味着，他捐赠市值约为 38 亿元的 5.9 亿股份时，需要缴纳近10 亿元的税金。目前，曹德旺正奔走于相关部门，希望国家税务总局能特批减免此次捐赠的税金，他对此颇为乐观。
徐永光给曹德旺的建议是，先用现金注册成立基金会，再参考巴菲特捐赠股权给盖茨基金会的经验，逐步向河仁基金会注入和转移资金。“无偿转让也是资产转移，必须缴税。曹德旺可以在成立基金会后，与基金会签订捐赠 60% 股权的协议。但这不等于资产立即转移，他在分次分批的转移中，可以遵循最低税负原则。在股市有利的时候逐步变现，最终不管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企业名义捐赠，按照相应法律纳税就可以了。”徐永光分析道。2006年6月，沃伦•巴菲特将价值370亿美元的股票捐赠给盖茨基金会也是如此操作的。
早在4年前，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就尝试过股权捐赠。2005年，他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政部门设立“老牛专项基金”，并承诺将自己在蒙牛所占的10%左右的股份全部捐出。操作分两步：第一，每年将股份红利的51%赠予基金会，股份话语权不变，但当他卸任董事长后，表决权将授予继任者；第二，在牛根生天年之后，股份全部捐给基金会，家人不能继承，妻子、儿女每人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据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透露，牛根生持有的股份每年红利约为1000万元。
但是去年10月，在蒙牛集团遭遇危机之下，牛根生将承诺捐赠给基金会的4.4% 股权抵押给了摩根士丹利。一时间引起各方质疑。直到11月，蒙牛集团正式宣布，这部分股权已经通过从联想控股等机构得到类似抵押贷款的方式解除。
是不是每位企业家都适合发起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呢？对公益事业的激情和热度恐怕是大前提。而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发起者要做好长期持续投入的资金准备。《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那么全国性和地方性基金会的支出底线分别为160万元和16万元。如果基金会要顺利通过民政部门的年检，其资金规模就必须要到达非公募基金会注册成立的标准。如此，在基金自身的保值增值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发起者就不得不继续捐赠补齐差额，否则此前的善心就会半途而废。
搭建合理的组织架构、找到职业化的执行人才对非公墓基金会运行来说尤为重要。把决策权还给理事会，是非公募基金会对于基金会治理结构的一大贡献。在很多官方公募基金会中，秘书处往往代行了决策权。在南都基金会中，由11个人组成的理事会真正掌握着决策权，秘书处负责执行并向理事会汇报。10万元以上的项目审批，徐永光都要向理事会申请。此外，南都基金会还有白岩松等来自媒体、财政和法律方面的3位监事。
全球首富比尔• 盖茨并没有把巨额财产留给子女，而是全部捐给了盖茨基金会。目前，盖茨基金会拥有近60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在世界银行全球179个国家的GDP排行榜上，这个数字排在第53位。短期内，中国还很难诞生富可敌国的非公募基金会，但幸运的是，民营企业家已经在路上。“我们的经济发展历史太短，企业家的资金都在项目上，还没有退出来。我已经宣布退了，才清零上岸。我坚定地相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家在历尽艰辛后，会走上慈善之路。”曹德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