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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专栏
作者：清铭 ；用经济学的思维看公益，努力寻找清奇的姿势面对魔幻的现实。
从今年6月份开始，两年前对中国公益行业造成了不小震荡的dangpu又回来了。从刘韬涉嫌性骚扰，再到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以及儿慈会的众筹项目，没有人可以预计他下一篇文章会写谁，又会有哪一家基金会出现在他的文章里。
2019年2月，新京报发表了《网友撰文质疑公益机构，这样的人我希望越来越多》，文章认为：
“面对舆论监督，有公益组织面向社会阐述解释有争议的事实，检视和回应自己是否真有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涉事公益组织面对公共批评监督的正确态度。”
“令人遗憾的是，面对“dangpu”的批评，也有公益组织和从业者失去了平和，转而攻击批评者，将公共问题变成个人恩怨。”
有趣的是在今年，面对dangpu的吐槽和质疑，涉事基金会的态度似乎跟往年有所不同。银杏基金会在刘韬事件中，接连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并且反省改进。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的李劲秘书长，更是第一时间就dangpu提到的问题跟他进行主动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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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进步和表现。
几天前，CFF发表了《刘忠祥：基金会如何借助“社会选择机制”实现转型与发展？》，文章也就公众“批评和质疑的声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过去几年来，伴随着诸多公益事件的发生，各方对公益领域的关注持续升温，批评和质疑声音不断，使得以基金会为主体的公益慈善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彰显了社会问责的力量。”
“在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时，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政府缺位（章俭峰，2011），需要政府进一步介入并加强监管；另一种声音认为政府越位，慈善组织应去行政化，“回归民间”（徐永光，2011）。这两种声音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公益慈善组织在承担越来越多的角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用2011年诺基亚时代的声音来回应分析2020年面临的问题，未免太过于自以为。另外，上述的言论在逻辑上存在极大问题：
用“几年前的声音”来分析今天问题的解决之道
认为几年前声音的出现是因为今天公益的作用增大
这种绕圈圈打太极的做法回避了客观面临的实际问题，对应对危机没有实际性帮助。在文章中，作者没有提出直接的趋势变化来证明：公益慈善组织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说社会问责的力量在增加，原因是在日趋透明和公开化的互联网世界，公众将会获得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可能和公益慈善组织公开的那些产生矛盾和冲突。公众因此提出质疑，在所难免，因为总有人在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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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公益慈善组织的作用变大导致被问责，倒不如说是在慈善组织野蛮生长的这几年中遗留下很多问题，随着捐赠人和公众监督意识的增强，那些问题会逐渐暴露出来。
以metoo为例，冯永锋在2018年被公开举报性骚扰，但是南都基金会的公告却显示一起性骚扰事件发生在2017年10月。这就是遗留下来的问题。包括韩红基金会在微博被大量质疑，很多的运营上的瑕疵也都是发生在几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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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批评和监督”的声音，不久前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疫后反思》中这样批评了慈善组织对公益舆情的应对能力：
“缺乏主动、专业、精准的应对，使原本依法依规的工作变得被动，加深了公众的误解与不信任感。”
宫蒲光会长的看法尽管会让一些人脸面无光，但是更加准确的描述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模样。
综合上述的文章、观点和看法，不难发现，大家都默认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公益行业存在着很多问题，不可回避。
现如今，中国公益行业所面临的最严重的质疑，一个是机构负责人的私德，另一个则是机构在筹款和使用善款中是否公开透明合法合规。
截止今天，儿慈会和腾讯公益并没有对dangpu提出的质疑进行公开回应，但是却修改了那些被质疑的存在披露瑕疵的项目。从中不难看出，那些众筹项目确实存在在一定程度的瑕疵。
修改了错误，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修改，这种被动应对的方式，就很有可能会产生宫蒲光会长所说的后果。
从几年前郭美美事件以及壹基金被四月网质疑贪污开始，中国的公益行业都逐步将应对舆论危机作为机构能力建设的一部分。从成效上来讲，并不好。
笔者无意于在这篇文章教大家怎么去做“危机公关”，事实上，笔者并不认为dangpu真的给公益行业制造出了所谓的危机，声量微弱的质疑无法构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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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和dangpu私下的聊天中，他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般犀利，更多的时候，他表现出的是无奈和无能为力。他并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什么，摘录其朋友圈的一段话：
“儿慈会的问题，摆在那边，大家都看到了，但是就是假装看不到。我们经常说皇帝的新装，皇帝的新装，现在那么扎眼的皇帝的新装摆在那边，怎么没有人站出来，哪怕有人站出来了，他的声音为什么被忽略。《皇帝的新装》在真实世界的结局，那个诚实的小孩，死了。”
就公共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很危险。近的可以看对蒙牛和伊利提出质疑的人，远的可以看被跨省追捕的秦东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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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你会认为笔者的标题在说反话：怎么可以用沉默来做危机公关呢，当然要主动站出来回应质疑了。
事实上，那是笔者的真实看法，沉默未必不好。
在经历了吴花燕和春蕾计划等事件的冲击下，用沉默来应对舆论危机，可能更加适合中国公益行业的现状。你可以沉默地修改被质疑的项目，你可以沉默地下线有欺骗嫌疑的项目，你也可以沉默地拒绝和那些不诚信的公益慈善组织合作……
在沉默中，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在沉默中，你不会攻击提出问题的人。
面对问题，有人会公开发声，也有人会轻声附和，但是发声并不是一种唯一和必要的举措。只有行动，才可以促成问题的解决。
沉默的你，也可以很勇敢。
作为一个学经济的人，笔者觉得公益组织面对危机公关，及时应对很重要，但是第一时间公开回应未必是一种正确的选择。甚至从经济的角度考量，是低效甚至不利的。
一旦你公开表态，就意味着将问题铺开放在公众面前。当这些问题无法在短期内妥善解决的话，你就会被更多的人质疑。前不久银杏基金会的声明就反应出了这个问题。
沉默会让人在短期内觉得你无所作为，甚至被说“助恶”，但是你可以利用更多的时间去解决问题。
在笔者看来，沉默并不意味着事件相关方在逃避问题，可能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人正在努力促成一些事情往正向的地方发展。就像一个朋友所说，他认识的每个腾讯公益的人都兢兢业业，努力为公益伙伴提供支持。
笔者相信，很多改变会在沉默中发生。-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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