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多米诺骨牌似的自杀，带给人们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悲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性分析“N连跳“背后的成因，以及可资解决的方案。有媒体报道，在5月23日的富士康招聘会上，厂方开始不惜花重金聘请心理咨询师。但这一做法随后便受到众多质疑，有网友称富士康员工的心理问题只是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则是由众多社会关系矛盾组成，请心理咨询师只是治标不治本，由企业社工介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另据本报最新消息：5月30日下午，“深圳关爱行动”动员会在深圳市公安局召开，宣布成立一个由近千人组成的“义工”团体进驻富士康在深圳的各大厂区，其中，专职社工220余人,全部来自深圳本地社工。据悉，这些社工将至少在富士康工作一周，针对近半年的新员工逐个进行谈话，并建立档案。
企业社工介入比心理咨询更重要
作为专职企业社工，周义美最近特别忙。5月末，深圳市几家社工机构联合残疾人志愿者在富士康龙华生活区相邻的商场门口举办活动，她是组织者之一。繁华地带，还是休息日，参与活动的员工很多，效果不错。
“时间比较紧，活动细节不是很完美，但因为他们(富士康员工)平时生活都比较枯燥，所以还是很有吸引力。”周义美告诉记者安排残疾人志愿者是出于“相对心理”的考虑，“生命是宝贵的，无论发生什么都应该珍惜，这个道理残疾人讲出来比我们更具说服力”。
作为职业社工，在得知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时，周的第一反就是：早该引进企业社工。“企业社工跟其他社工在工作思维和技巧上大体相同，但特点在于工作内容。企业社工既要协调员工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还要开展员工的业余活动，推展员工能力提升的项目。具体讲像包括推动企业不得使用童工、提供给工人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解决员工心理困惑等等。”周义美告诉记者。
“现在，富士康的员工面临的绝不单单是心理问题，背后还包括工作环境、社会生活、经济状况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孙丙耀对周义美的活动表示支持，在他看来心理咨询师只能单纯进行心理治疗，而专业的企业社工所能做的工作和起的作用要宽泛得多。
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黄方毅更是认为引入社工是目前解决“富士康事件”的唯一办法：心理咨询只能解决一个临时的心理安抚问题，必须马上建立一个长期企业社工机制。如果目前对于国内一些社工不认可，可以去国外聘请成熟的企业社工来。“富士康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工人是单位的人，一切工作生活问题都由单位解决，而市场经济，工人是社会的人，社会问题就应该由社会工作者来解决。”黄方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原因。
企业社工难受重视 资源匮乏
相对于社会发展，企业资本积累对于企业社工有巨大诉求，而我国企业社工现状却不容乐观。
“企业社工虽然是社工行业里一大分类，但国内的社会工作发展中力量相当微弱，几乎是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孙丙耀对记者表示，由于社工职业在国内刚刚起步，所以大多数仍集中在教育、医疗等公益领域。
“很多企业对于社工根本就不了解，重视程度不够。”作为一名驻校社工，张利现供职于某非公募基金会。她告诉记者，她的社工朋友圈里大多数都是驻校社工或驻社区社工，很少有人在企业供职。“内地企业对于社工概念本就很陌生，甚至很多企业管理者并不清楚社工概念，还没有为企业配备社工的意识。在国内社工发展相对完善的深圳，采取的则是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方式，仅有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政府才会考虑派驻社工。”张利分析说。
“即使是派到企业的社工也很少受到企业重视，甚至有企业会让社工处理人力资源或行政事务。”在深圳已经做三年社工的周义美印证张利的说法。一年前，她不甘继续在一家的工厂里“打杂”，而转投了深圳另一家社工服务中心。
2009年末，深圳市两家社工服务中心联合启动“风雨同舟——企业社会工作”项目，由民间社工机构向企业提供公益性社会工作服务的形式，派遣14名专业社工到9个累积为深圳公益慈善捐款达50万元以上的爱心企业服务，其中就包括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
“相对于40万人的工厂，一两个社工很难开展工作。深圳社工发展的规划是每一万名劳务工人配一名社工，那么对于富士康来说，至少需要40名专业企业社工，才能更好防治类似事件再发生。”除了人员匮乏，周义美认为企业社工机制不够成熟也是导致现状的重要原因。“13连跳”后，以“采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与技巧，为企业营造和谐愉快工作、生活环境”为目的，向富士康提供社工服务的“融雪盛平社工服务中心”接到上级通知，除特殊情况，不得再接受媒体采访。
同周义美看法相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社工专家告诉本报记者，中国关于企业社工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就十分薄弱，相关的助人服务工作仍缺乏专业性，这些都增加了适应新形势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