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同济大学的同学查看相机里拍摄的内容，身旁是他们为地震后的农村设计的房屋模型。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舆论认为外界的心理援助力量最少需要持续5到10年，我们通过调查发现这是不现实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大四学生李窈然很坚定地说。
去年7月，李窈然和3名同学到受灾严重的德阳市调研，当地团委的负责人的话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地震发生后，一下子来了20多支心理救援队，人数多达两百多人，但是仅仅过了半年，就只剩了4支。“心理援助需要一个过程，半年时间显然不够。这么快地离去反而会对受灾群众心理恢复产生负面影响。”
“他们为什么来？为什么走得这么快？”这两个问题马上萦绕在李窈然和同学们的脑海中。于是一个调查心理援助志愿者动机的课题就此诞生。
一调查，果然发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那些因突发事件而产生强烈责任感的志愿者比例虽高，但持续性不强，不能作为首选。只有那些与人生发展目标相结合的志愿者才能持久地参与援助。
考虑到港澳台地区的志愿服务和NGO的出现都比大陆要早，体制和理念可能也相对成熟，为了能够建构最完善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动机模型，提出更科学的建议，他们还调查研究了香港的一支心理援助队，这一比较也发现了新的问题。
此次“挑战杯”，她和3名同学的作品——《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志愿者动机研究——以北京、香港两地汶川地震心理援助志愿者为例》，成为展会的一大亮点。
内地：有两种志愿者“跑得最快”
通过调查发现，志愿者的动机五花八门，其中动机为“责任感”和“情绪调节”的志愿者所占比例最高。
谈到这两种志愿者，李窈然举了两个例子，“如某被访者说：‘看到那些情景，那些报道，那些孩子，你会认为自己有责任。’还有一类‘情绪调节’动机的志愿者，他们觉得在当时事情发生之后，大家受到冲击都很大，一开始都沉浸在一种难过当中，可能还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想把那种一直堆积的情感释放出去。如被访者说：‘我记得当时事情发生之后，大家受到冲击都很大。我就沉浸在一种难过当中，情感一直积在那，但是你没有出口去把它放出去。只有在灾区，这种情绪才能得到宣泄。’”
“这两种志愿者，受外界情境因素影响比较大，在他们的情绪得到宣泄之后，会短期内选择离开。”李窈然说，“这也是他们不能成为首选的原因。”
在他们的调研中，还发现了国内心理援助志愿者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两大新特点：即乡土归属和专业使命。遗憾的是，这两种人同样也不是最佳人选。
乡土归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川籍学生，他们表示会对自己的家乡保持不自主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导致了更强的志愿服务动机。如某被访者说：“首先我一直很关注，因为那毕竟是我家乡，我是四川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导因素。它诱导我去更多地关注。”而另一种情况是非川籍志愿者，但对四川有着特殊的感情。某被访者曾经在四川支教1个月，她表示自己很喜欢四川，所以地震一发生她就格外关注四川的情况。“虽然我是江苏人，但是因为我之前在四川待过一段时间，同时那边有很多朋友，有一种半个家的感觉。所以，听到可以去做志愿者时就有点冲动，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虽然这种动机引发了志愿者们更强烈的责任感，但究其根本是由于对灾区的不自主关注，更多地引起了共鸣。
有专业使命的援助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他们觉得有义务通过此次援助活动展示心理学的力量。如某被访者认为，“虽然我们学的不是咨询，但我们学心理学到今天，如果去做灾区的心理援助还不如没有学过的人，那我们就白学了。哪怕我不是学咨询的，只是心理专业的也要比一般人做得好，这样我们学的心理学才能真正被社会所认可……”
但是持续救援仅靠责任感、情绪调节、乡土归属和专业使命是远远不够的。
调查发现，只有一类人才能长久做下去，那就是与其人生发展目标和个人需求相结合的志愿者。这类志愿者在实际服务中具有更强的持续性，更理性地进行志愿服务，援助效果也更好。
在调查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一种可喜的现象，当地心理救援队伍迅速成长，“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很多志愿者离去之后，当地的心理互助很快地发展起来，我们认为，这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机制，那就是让外部支援提供技术和指导，快速培养当地心理援助队伍，让他们展开自救。”李窈然说。
香港：“利他”让志愿者持久参与救援
“我本人很佩服香港的‘特种乐队’心理援助队，他们与我们不同，没有安排食宿，所有的费用都是自己承担的，还有的志愿者是借钱去灾区的。但是他们却在持续地做着心理援助的工作。”李窈然说，“利他”动机是最关键的因素。他们认为当地人需要关心支持、需要爱，希望可以帮助灾区的人们，虽然该动机成分也存在于内地志愿者中，但仔细分析还是有所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被访者中有一名从事教育的志愿者，是某教育机构的副总裁。他从事的工作就是助人，帮助香港学生发掘自己的潜力和优势，成为独特而与众不同的人。他表现出的是一种以自我实现为目标的利他，助人是他的人生追求。如某被访者表示，帮助贫穷的人是他的人生目标。他还曾经参与过缅甸等亚洲贫穷地区的项目，想给当地的幼儿园、学校等一些支持和帮助。相对于其他的志愿者，这种助人更有计划和持续性，并带有强烈的自我卷入成分，这是一种综合利他和个人发展的动机。
此外，受访者表示，很多香港人都很关注内地的教育，尤其是NGO群体、社会企业以及基金会中的人都视助人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香港志愿者的访谈发现，他们中有些人的“利他”是建构在整个人生发展的目标中的，那种因为突发事件而激发的冲动型动机更少一点。
在于香港志愿者访谈的过程中，他们的情绪比较平静，感觉就像自己在做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有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而内地志愿者的责任感和助人动机受突发事件的情景触发较大，在访谈时有明显的情绪唤起。“此外，宗教因素对香港志愿者有较大的影响，且主要是基督教。基督教的精神指导人们要平等和博爱，而外化到行为上便是要帮助他人。在内地，信教的情况相对较少，在我们的调研中并未体现。这种差异是两地不同的宗教文化氛围所造成的。”李窈然说。
此外，在组织上，香港志愿者也有独特地方。他们在来之初便确定了“做专业的蜻蜓点水，以引导者的身份让群众走出家门自助、互助”。这样清晰的定位和服务目标，是志愿活动组织者运用其深厚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其前瞻性的眼光确定的，而参与者也对此表示钦佩，因此对该活动和组织者具有极高的认同感。
内地志愿者的“组织认同”主要是指原有组织的认同，而对新成立的志愿组织的认同感还有待验证。造成这样的差异主要原因是NGO及社工专业在香港地区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而内地还属于起步阶段。这次援助工作对于所有团队几乎都是第一次，还需要时间进行尝试和探索，总结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