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30年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这是大家想象不到的；未来的30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速度，也是大家预想不到的。”11月18日，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与社会创新论坛”上说。
11月18日，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与社会创新论坛”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与会者围绕非公募基金会发展与社会创新主题，分别就海外社会创新经验与私人基金会的发展趋势、社会创新在中国的实践与非公募基金会的使命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管理条例》明年将修改
在此次论坛上，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向与会者透露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即将修改的消息。
据李勇透露，《基金会管理条例》明年即将修改，新的条例可能在基金会注册、政府支持、基金会年度检查、信息披露以及接受捐款的税收制度等条款上做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他希望与会者能提出建议和意见。
在发言一开始，李勇就就前不久的“富豪捐股成立基金会”事件提出自己的观点，李勇表示，社会和媒体对这类事件一开始就充满了质疑，甚至是排斥，这是不好的，即便企业家做的不好，我们可以去帮助他，而不是去指责他。同样，仍需要澄清的是，社会对基金会的理念还比较朴素，即停留在传统阶段，如基金会不可以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应当将之全部用于项目。
李勇对近几年的基金会发展，用了“异军突起”四字来形容。2008年社会团体增长速度为8%，民办非企业为4%，而基金会的发展速度则达到了19.8%。，同时李勇表示，除了基金会数量快速增加，基金会的资金规模也不断扩大。上亿元、几十亿元规模的基金会不断涌现，“曹德旺捐股”等一系列捐赠事件表明我国基金会的“巨型航空母舰团队”正在形成。此外，他甚至预言般地评价，基金会这一正在形成的“巨型航母”，它发挥的能力可能要比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大得多，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基金会的能力建设比较低，还需要加强。
赴美考察团建议成立基金会中心
此次论坛前，由徐永光带队，9家非公募基金会组成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赴美考察团”刚刚回国，12名成员先后走访了波士顿、纽约、旧金山三个城市的近20家基金会。
论坛上，考察团成员带着美国之行的见闻和与会者分享。有成员表示，美国强大的慈善公益事业所体现的“软实力”让人震撼，而此次赴美的最大收获就是“创新”，从基金会领域创新、实体创新到社会创新，都让考察团成员感慨颇深。
刚刚随团回国的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将此次美国考察称为“取经之旅”。他指出，中国经济改革30年，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未来的30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将会创造另一个奇迹。但徐永光同时指出，与美国同行相比，中国还有相当差距。
2008年，美国全国慈善捐赠款额为3076.5亿美元，占GDP的2.2%，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慈善捐赠的主体并非企业，而是公民个人。美国的捐赠构成中，来自个人的占75%，遗产捐赠7%（两项合计，来自个人的达82%）；来自独立基金会的占13%，来自企业基金会的占5%。以家庭为单位的统计，个人所捐赠的资金相当于其年收入的2%，而且这一比例在不同阶层的分布基本相同。美国的民间捐赠，还有政府购买服务，以及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收入，年度支出大概在一万亿美元，占GDP的8%，提供全国10%的工作岗位。对照中国非营利组织在就业人数只占服务业的0.3%。
更重要的差距来自理念和工作手法。徐永光说，“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创新之风扑面而来。”美国正在流行风险慈善或者说冒险公益，他们认为安全的公益和传统的投资一样，风险越小收益越小。基金会不像政府拿的是纳税人的钱，基金会的钱是独立自主的，因此基金会要承担社会创新发动机的角色，承担社会创新的风险投入。
在发言的结尾，徐永光提出了搭建基金会交流平台的理念。他表示，在美国的基金会中心可以查到美国现有的7.5万家基金会的信息，而目前中国基金会信息不够公开，因此他建议中国成立一个独立的基金会中心。
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社会创新
“中国的基金会不要走施舍的老路，中国的基金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应该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社会创新中，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是最近一位业内的朋友跟徐永光说的话。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甘东宇也是赴美考察团的成员。他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了一个跨越式的道路，中国的公益事业也应该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他总结了新公益所具备的六个特点：新公益应该是更加开放、更加对等的，是人人可以参与的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方式；不应该是公益组织或者慈善组织的本身的专利，应该是一个跨界的合作；应该比过去的公益更具可持续性；借鉴网络技术和高科技技术来推动公益；创新永远是在第一位；关注人才的培养和保护。
对此，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提出，在社会创新方面，尤其要重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是社会创新的基础，没有社会的协同和公众的参与，社会创新就无从谈起。非公募基金会是社会创新的助推器，是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平台。发展非公募基会，对于提高企业家和公民的公益精神，培育企业家和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促进社会自治，分担政府的社会治理职能，提升社会的整体救助能力，推进社会领域的创新，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也表示：“非公募基金会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完善非公募基金会的法规，规范非公募基金会的管理，营造非公募基金会的良好氛围，扩大非公募基金会的来源，拓宽非公募基金会的用途等方面，还需要做出许多努力。”
“社会创新需要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搭建更多的交流平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创新文化的发展，推动政府为社会创新提供政策法律支持。”中央财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黄震谈到基金会创新时分析，“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企业的投入、媒体的呼吁和更多的公民参与，光是基金会或社会组织在探索和尝试，中国的社会创新恐怕难成气候。因此，基金会应该成为整个社会创新有关各方的联络者和推动者，促进我国形成一种浓郁的社会创新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