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08年5月16 日袁转移受灾群众的冲锋舟在四川紫坪铺水库遭遇5.6级地震。
2009年10月，中国四川省都江堰市对历史城区的保护性开发和重建将在月底拉开序幕。都江堰的重建工程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大家在关注都江堰市震后重建的同时，还在关心着位于该市城西的那座都江堰。而这座历史悠久的水利工程因其相关工程——杨柳湖水坝拉开了近年来中国媒体对水坝的争议。
媒体的力量
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拟在距离都江堰水利工程鱼嘴分水堤1300余米处修建高约23米、宽约1200米的杨柳湖水库大坝，该工程计划作为紫坪铺水库的反调节水库而建。而该水库与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水利工程仅距350米。
2001年3月，有消息传紫坪铺水电站即将兴建，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其配套工程的杨柳湖大坝也开工在即。其后，四川省水利、环保、规划等多个领域的18位专家和当地政府部门在2003年4月28日召开了杨柳湖大坝的选址论证会，虽然专家们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但是大坝的建立依然未被阻止。对此，有一个人尤其上心。这个人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
“2003年6月26日傍晚，我站在岷江边上，望着不远处的都江堰鱼嘴，心里暗暗地在使劲。回到北京后，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本应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汪永晨在自己的一篇作品中这样写到。
身为中国较早的环保记者，汪永晨曾经利用自己所在的媒体对“白色污染”等环境问题进行呼吁和宣传，并多次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她曾在1997年以一篇名为《“白”了长江》的报道反映长江遭白色污染的问题，从而促使交通部和原国家环保总局很快下发了《禁止在长江航行的船只上使用塑料饭盒的规定》等。由于身处中央媒体，汪永晨的节目总是能够引起一定的社会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有所影响。
2003年6月，汪永晨和《中国青年报》的张可佳等记者应某国际环保组织的邀请在贡嘎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采访，得知都江堰当地政府要在都江堰建大坝，7月9日，张可佳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世界遗产都江堰将建新坝原貌遭破坏联合国关注》一文，将杨柳湖工程公布于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背景》节目中也对此事进行报道。《南方周末》于7月31日、8月14日分别在头版纵深、调查版块作了题为《大坝，离都江堰1310米》、《跑马圈水：密集修水电的争议》以及《“电击”仁宗海》的系列报道。随后，有180余家国内外媒体对该事件进行报道，对决策者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8月初，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及四川省建设厅、四川省文物局等单位的有关领导与专家组成的调查组郑重指出，不能低估杨柳湖工程上马给都江堰带来的影响，工程必须履行包括《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在内的报批手续，“没有万分把握，不允许建任何工程”。
2003年8月29日，在四川省政府召开的第16次常务会议上，杨柳湖电站建设项目被一致否定。而这是第一次媒体和公众的力量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对于汪永晨和她的记者朋友们来也说是第一次获得在水坝争议中的巨大胜利。
怒江之争
杨柳湖工程刚刚下马，另一个水电工程便进入了环保记者们的视线。2003年8月12日至14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中下游两库十三级梯级,即松塔、丙中洛、马吉、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的开发方案，全级总装机容量2132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029.6亿千瓦时。而伴随开发方案通过的，是长达数年的争辩和一度的停工。
怒江的开发计划刺激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成长的环保记者们。对于怒江的水电开发，一些记者持批判态度，一边进行报道，一边不忘记自己“环保人士”的身份，他们以媒体和环保NGO（非政府组织）的双重身份努力影响政府决策。
2003年9月，人民日报社记者赵永新的一篇题为《为子孙保留一条生态江》的文章，以其非同一般的影响力揭开了围绕怒江开发所进行的长达数年的争议。在这些反对建坝、开发怒江的记者眼中，对怒江无节制、无计划的开发会贻害无穷。
2003年9月3日，在国家环保总局主持召开的“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上，汪永晨和来自云南大学的何大明等专家学者，对怒江建坝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同时到场的还有汪永晨组织的十几家媒体的记者，他们将会上专家们反坝的声音通过各大主流媒体传向社会，而这也是媒体与NGO第一次参加由政府部门召开的有关江河开发的研讨会。
接下来在2003年10月25日召开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汪永晨用一张会议用纸，一支铅笔，征集了62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人士反对建坝的联合签名——“请保留最后的生态江——怒江”。后来这份签名被媒体广泛宣传，达到了广泛的影响效果。次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环境NGO代表撰写的《保护天然大河怒江，停止水电梯级开发》、《关于分类规划江河流域，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开发的提案》议案提交给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环保人士连怒江都没有去过”，为了回击一些挺坝者的这种指责，2004年2月16~24日，汪永晨带领北京和云南的20名新闻工作者、环保志愿者和专家学者到怒江进行了为期9天的采风和考察，并与当地的居民进行交流。接着，随行的记者们便以怒江地区两岸生物多样性及文化习俗等题材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就在他们“游”怒江的路上，一个令他们振奋的消息传来，温家宝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上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自此，众人关注的怒江水电工程被迫叫停。而事实上，后来据2005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消息，当年7月，温家宝总理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有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总理回京后，立即指示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当时看来，媒体和环保组织又一次成功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
一位持反坝态度的记者告诉《科学新闻》，在怒江开发中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我觉得触动最大的还是在崇山峻岭之间，人类试图征服自然的行为，譬如西南的一些水电工程。但它们却在一系列的地震断裂带上，将江河分成一段段静止的河流，尽管工程方可能说他们做过各种试验、防护，但是我认为对于大型工程来说，必须要公开更多细节、更多的公众参与，更加有序的流域规划，才能更好的开发江河。而不是目前的这种无序的开发方式”。
另一位参与了怒江开发报道的记者告诉《科学新闻》：“我认为，报道始终要中立。尽可能听取各方意见。比如怒江事件，我做的更多的是在一项重大工程面前，民间组织如何成功影响政府决策，而这正是一个健全公民社会的必然组成部分”。
关于怒江开发的争议一直持续数年，社会和政府对于怒江也十分关注。2008年国家公务员的试卷上的申论题目之一便是“怒江建水电站的争议”。而从2003年怒江开发方案通过至今，关于怒江开发的争议已经持续5年之久。水电水利专家们也一反往常沉默的做法，有一些人如水博（张博庭）等通过各种渠道对水电进行科普，而记者们也是从各自的兴趣点进行相关报道，与之前不同的是，以反坝为主流此时转变为百家争鸣。
地震之劫
媒体对于水坝争议的报道聚焦于怒江多年之后，一场地震将人们的视角吸引到了另外的点上。
2008年“5·12”大地震发生后，在举国悲痛的同时，关注水坝的人们也将目光投到了距汶川仅17公里的紫坪铺水坝。
在地震发生前，就有媒体报道说四川岷江上的紫坪铺水库高坝对于地震的抵御能力太低，如果遇到松潘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当地震发生后，赶到紫坪铺的行政官员看到大坝表面一片狼藉，马上向上级报告紫坪铺大坝的危险性。这个消息被媒体得知后立即发布，从而也吸引了国内外的反坝人士的关注。但事实上，第二天水利专家们到现场检查后认为，紫坪铺大坝结构安全稳定，他们立即将大坝安全的消息向社会正式发布。
紫坪铺大坝在汶川地震的强烈摇晃下，并无损伤，反而在抗震救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据介绍，5月17日紫坪铺电站恢复并网发电，为震后抢险救灾提供了便利条件；紫坪铺水库形成的宽阔水面，为地震后道路的严重塌方和空中气候受阻的救灾提供了可靠的水路保障。
而对于地震和大坝之间的关系，一些媒体也开始更多地表现出不同的视角，而不再仅仅是以环保作为唯一视点，更多地重视专家们的意见。如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嵇少丞教授在新语丝网站发表的《汶川大地震与紫坪铺水库有关吗？》一文被《南方周末》刊登。
上述环保记者也表示，“媒体需要告知公众这项工程中会影响到哪些群体，哪些环境因子。当然，反过来也需要说明的是事情的复杂性。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需要和当地的特殊经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就如我曾经在文章中引用过的一句话：你不能让当地人光着屁股搞环保。”既然政府需要一个生态社会，那么就应更多给予这些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划分更多地功能区，譬如，环境保护的区域，就不要更多开发。”
而对于媒体多年来的反坝，水利水电等领域的专家们也在思考着自己的不足。“公众的科学认知不足，而我们专家们的声音没有出去。”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贾金生告诉《科学新闻》。
同时，虽然有专家认为这些反坝的声音造成了怒江的搁置、移民矛盾的增加，但是专家们不否认他们不断地“挑毛病”也是有作用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原院长高季章表示“这些反坝的声音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帮助，他们让我们在水电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得更为周全”。
“世界上并没有哪个组织是真正反坝的，要么他们是因为想要保持纯原生态，要么是因为他们的某个在意的利益点被影响，才会导致他们表现出来对于大坝的反对。”一位对反坝有研究的水利水电专家对《科学新闻》解释。
